我的记忆是从七岁那年春天开始的，尽管河里的冰渐渐消融我还是觉得冷，患有哮喘病的妈妈在煤油灯下利用一晚的时间给我做了件蓝底红点的棉袄。第二天，我穿着新棉袄出去疯跑了大半天回来，看到母亲斜靠着被垛大口的喘着气，我知道是她的病严重了。看着妈妈痛苦的样子，我不知所措，只是默默地望着她……

     母亲的病越来越重，父亲和姥姥哥哥商量卖掉家里养的唯一一头猪送她去县城医院治疗。那是有些暖阳的早晨，爸爸从生产队借了一辆牛车；当二十岁的哥哥把妈妈背上车的一瞬间我疯了似的往车上爬，爸爸扬起了粗糙的大手在我脸上狠狠地拍了两下，火辣辣的疼痛使我不敢再哭闹。在我的哽咽声中，爸爸赶着吱嘎作响的牛车载着妈妈哥哥朝着村外通往县城的方向走去……傍晚，只有哥哥赶着牛车回来了，从他对姥姥地叙述中我知道：妈妈住院了，病情除了哮喘还有心脏病。

尽管刮起微微的暖风，我依旧感觉这个春天很冷；尽管每天还是疯跑，我心里多了一份企盼，每天都会跑到村头向着县城的方向眺望，盼望着爸爸妈妈早日回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我懂得了什么叫牵挂。

    七十多岁的姥姥在每天早晨撕日历牌的时候都会叨念:今天是你妈住院几天几天了。终于在姥姥叨念到第七天的中午，爸爸回来了；听他对姥姥说妈妈的病好些了，医生还让住几天就可以出院了。我看到姥姥一直紧皱地眉头舒展了，提出等爸爸回去跟他去医院看妈妈的请求，爸爸答应了，可姥姥说：“别去了，25里地你又走不动，还得你爸背着。”是啊，爸多累啊！我就没再强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体谅别人。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爸爸这次回家是来借钱的，妈妈住了七天院病情一直不见好，爸爸准备凑些钱带她去市里医院看看。爸爸之所以答应我的请求也许有他更深地考虑。爸爸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回去了，连午饭都没吃，我看他是揣了两块冷白薯就上路的。

    虽然没有随爸爸同去，可我的心早飞到了妈妈的身边，我不再疯跑了，只是每天站在村头盼着妈妈回来。可是，就在爸爸回去的第三天，我却等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噩耗。那天早晨我和姥姥哥哥吃饭很早，姥姥在撕日历牌时叨念着：“今儿你妈住院整十天了，你爸说快好了，咋还没回来呢？要不你们哥俩明天去看看”。哥答应着就去生产队出工了，听说要让我去看妈妈，我心里乐开了花，安静的坐在炕上竟没有出屋，隔窗望着太阳盼着它快些走，明天早点来。忽然，屋门被推开走进来一个人，是大队广播室的广播员，她对姥姥说是我爸从医院打来电话要我们去接。姥姥领着我去接电话，走在院子柴垛旁她随手拿起一根树棍拄起，虽然她已年过七十但身体一直很好从没见过她拄棍儿啊，姥姥这是怎么了？这个情景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和姥姥走出家门没几步就碰到了邻居孙家大姨，大姨听说我们是去接电话，就说：我去接吧，你们回家等着。不一会儿，大姨回来了，对姥姥说：电话是他爸打来的让他哥去医院一趟。说着这些话时大姨始终牵着我的手，话一撂地就拉着我向外走，去地里找我哥。

    灰蒙蒙的太阳庸懒地挂在天空，虽然露出一丝光亮但没有暖意，嗖嗖的风使我感觉很冷。一路上，偶尔有匆匆行走的大人和大姨打着招呼，也有仨一群俩一伙疯跑的同龄小孩叫我和他们玩；要是以前我早就加入他们的队伍了，可今天我感到气氛地不对，只是紧紧地抓着大姨的手随她前行，几乎是要小跑了才能跟上大姨的步伐。这是怎么了？姥姥要拄棍儿了，大姨又是这样匆忙的去找哥，是妈妈要出院了？还是…，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出现，莫不是妈妈死了？妈妈死了谁给我做衣服？！谁给我做鞋穿啊？！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当时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些；与此同时，路边一群干活的妇女和大姨的对话证实了我的想法，只听大姨说：“他妈没了，刚才来电话，我去找他哥”。我的想法刚出现，大姨的这句话也送进了我的耳朵，妈妈真的死了…我挣脱开大姨的手跳脚嚎啕，妈啊妈啊的呼唤着，我以我的嚎啕向人们传递了妈妈去世的消息…

  下午我们家来了许多人，爸爸也回来了，木匠将姥姥自己准备自用的棺材板锯开三分之一厚为妈妈做了棺材，由于时间匆忙都没有来得急油颜色就用一辆马车拉着去了县城。妈妈终于回来了，可是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望着装有妈妈遗体的白茬棺材，我又一次嚎啕…从妈妈在昏暗的灯下为我做棉衣到她斜靠着被垛大口地喘着气再到哥哥给她背上老牛车和一口马车拉回的白茬棺材……这是妈妈留给我的全部记忆。那是我记忆里春天最冷的一年：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年农历庚戌狗年，那一年我的虚岁年龄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