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岁的张爱玲走在多伦多街头看橱窗，“忽然看见久违了的香肠卷——其实并没有香肠,不过是一只酥皮小筒塞肉，不禁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飞达咖啡馆去买小蛋糕，叫我自己挑拣，他自己总是买香肠卷。”她一时怀旧买了四只，去报关的时候，把浸透油渍的纸袋子放在海关柜台上，报关员一脸的不愿意，这是她在加拿大买的唯一的东西。不过回来吃了还是失望，因为“手艺比不上从前上海飞达咖啡馆的名厨……油又大，又太辛辣，哪是我偶尔吃我父亲一只的香肠卷。”（《谈吃与画饼充饥》）

张爱玲喜欢没有母亲在身边，“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那时的生活是平静、安稳的。父亲和用人成为了张爱玲全部情感的寄托，父女相伴有很多温馨的记忆。张爱玲从小被目为天才，父亲非常喜欢她，下午在如烟如雾的鸦片烟气味中的闲谈往事，还有小时带她买点心，给她的《摩登红楼梦》代拟回目，表扬她做报纸副刊，在亲友中传阅，她都一一铭记在心。可是从小问父亲要钱，她总要体会那种难堪：“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

父母离异后，母亲远走法国。不久，父亲娶了继母孙用蕃。全家又从舅舅家附近搬到一所民初大老洋房，原是李鸿章送给女儿（张爱玲祖母）的陪嫁。张爱玲形容这房子“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在这个弥漫着鸦片的烟雾、散落各种小报的家中……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

张爱玲最早“清算”的人，是她的父亲

张爱玲快到上大学的年龄了，黄逸梵从海外归来，要求前夫履行离婚协议，送女儿出国留学。也因此张爱玲与父亲发生冲突被囚禁，最后终于出逃到母亲家，再也没有回到父亲的家。

父亲的痛打、禁闭，父亲的横施暴力，是她一生抹不去的梦魇。六年后，她把这段经历写到《私语》发表，公开清算了父亲。而她日后的创作中，无论是《茉莉香片》中聂传庆被父亲打聋的描述，还是《十八春》中曼桢被姐夫强暴并囚禁的情节，都有她自己这段遭遇的影子。

父亲的暴力扼杀了她对他的感情，张爱玲也变得更加自闭和隔世，与父亲的爱恨纠缠也深刻地使她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恋父情结的婚恋观念。在《苏青张爱玲对谈录》里，她说：“我一直想着，男人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 而她的两任丈夫，胡兰成和赖雅也都比她大十岁以上。

虽然母亲伤害她最深，但父亲是她最早清算的人。她痛恨她父亲这一辈晚清遗少，家族虽已衰败，但架子仍是搭得十足，无才无力改变现实，唯有在醇酒妇人鸦片中及时行乐。她说，如果“把世界强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的一边必然是不好的”，她瞧不起父亲那个弥漫着鸦片气味的家……可是她又说，“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

父亲苦读诗书，却找不到出路，不断沉沦；他抽鸦片打吗啡，养姨太太，又在狂赌输了之后非常恐惧，一边狂嫖滥赌，一边恐惧这种有出无进的日子。他的守旧都是为了他自己，需要续娶，他不介意未婚妻曾经跟表哥有染；要省下钱来买鸦片，就不给儿子进学校，借口底子要打好，在家请先生读古书，明知道是死路一条。

她痛恨父亲，却也理解父亲。她写到祖母李菊藕教育儿子，为怕他出去玩，跟浮浪子弟学坏，给父亲穿过时的女装和绣花鞋；要他将古文、时文、奏折倒背如流，背不出书，挨打，罚跪，结果学了一大堆过了时的学问。“我父亲一辈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在体察关照父亲的出身和经历之后，她对他也有同情，血缘亲情的根底还在那。

张爱玲最早“清算”的人，是她的父亲。

胡兰成却在《今生今世》中这样评价张爱玲：“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

可见，他不懂张爱玲。

有一次，张爱玲翻看旧书，倏忽间看到了旧旧的英文体的字迹，来自父亲：“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註明年月，地址，是近於囉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在多伦多的街头，与父亲点滴旧事的回忆被橱窗里的香肠卷勾起，物非人非，恍如隔世，苦涩里也弥漫着一缕温馨。其实，对于香肠卷，她也并不是因为想吃才买的，是因为“一时怀旧”，只想挽留童年和父亲的一些情感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