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海善 编辑：伦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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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粮票，是在一九六一年上初中一年级一节饥肠辘辘的课堂上。那天，我偶然发现课桌下有一张极有魅力的彩色小纸片分外惹眼，它一度严重干扰了我上课的精力。它像一块引力巨大的磁铁，把我的目光牢牢地吸引到它的身上。
我终于没有抵御住它的巨大诱惑，在断定没有人注意我动向的一瞬间，闪电般弯腰把它捡了起来。我的天啊！原来是一斤山东粮票，我的脑海里立马幻化出一个我朝思暮想的白面大馒头，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令我唾涎欲滴。
在那个年代，粮票可比金子都珍贵。没有它，你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别幻想能吃上一口饭。这个意外的巨大收获，使我的心脏无法承受这份激动而“嗵嗵"直跳。“天上掉馅饼”，“苍天知我心"，“好人有好报”……一连串美妙的字眼一下子跳入我的脑海。我恨不得当即跪下来，大慈大悲的老天爷啊，我给您磕头了！
说起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瓜菜代”年月，现在五十多岁以下的人恐怕打死也不会相信。那几年，无论是大人孩子，还是男人女人，都瞪着一双饿得发绿的眼睛，四下里搜寻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死猫，烂狗，老鼠，懒蛤蟆，苞米榾子，花生壳，榆树皮，槐树叶子……都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果腹之物。有的人饿极了吃一种叫“观音土”的石头充饥，吃完排不出粪便，被活活地憋死。
村外原来那一片片榆树林，杨树林，柳树林……，树叶被摘光了，树皮被剥光了，白骨般干枯的枝桠刺向天空，一群群觅食的乌鸦站在上面“呱呱”地叫着，愈发显示出一片荒凉与死寂。
对那段年月，后来人们盖棺定论的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但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我的家乡是特大的丰收。一堆堆玉米，一堆堆地瓜，一堆堆高梁谷子，像小山一样丢弃在地里，任雨浇，任雪埋，任猪拱牛吃，任鸟啄鼠盗。
那时候，人们不珍惜粮食，也不需要粮食。人们在村办的大食堂里过着喝着稀粥、啃着大饼子、吃着炖大白菜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男女老少白天夜晚都忙着大炼钢铁，忙着大放卫星，还忙着赶英超美，跑步奔向共产主义。
在恰逢三年大饥荒的初中学生年代，一个十分尴尬的场面令我终生难忘。那是一个上完最后一节课的上午，饥肠辘辘的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包着所谓午饭的手绢，四个用地瓜叶捏成的黑菜团子中的两个挣脱了束缚，兴奋地跳到地上，继而争先恐后地滚出好几米远。
望着两个黑色菜团变成了土黄色，我犹豫了片刻，饥饿最终战胜了斯文。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将两个叛逃的土黄色菜团捉住，象征性地擦一擦，吹一吹，便把它们一个当做美帝，一个当做苏修，恶狠狠地风卷残云般将它们吞进肚里。
“看啊！快看啊！有人吃土球了！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最新研究发现，土球既鲜美又抗饿啊！”经我的邻桌一个外号叫邱光脸的同学一声喊，全班四十多双好奇而又惊讶的目光齐刷刷地向我射来。我顿时感到全身的血液唰地一下全涌到了脸上，恨不得钻进地缝里。慌乱中，我还是语无伦次地为自已辨解了一句:“吃……吃土球，总比吃观音土要营养丰富”。
我把捡到的那一斤山东粮票紧紧地攥在手里，唯恐它不翼而飞。心里却在激烈地翻腾着，冲撞着，这很像我们在后来的运动中常说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或“狠斗私字一闪念”。在那个年代，虽然人们都食不果腹，但家家夜不闭户，人人路不拾遗。谁捡到东西据为已有，必定会遭到人们的唾弃。
下课后，我毫不犹豫地举起那一斤山东粮票，大声问:“谁丢粮票了？”邱光脸立马掏了下衣兜，喊道:“我的，是我的！”我相信他的话不是谎话，因为从他那油光发亮的胖脸上，谁都能一眼看出，在全班四十多名同学中，唯有他才具备有粮票的资格。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他经常对同学们炫耀，他的父亲是大队书记，哥哥在城里当工人云云。
我把粮票递给了他。出人意料的是，他接过粮票瞅了瞅，又递给了我，说:“给你吧。”他的话把我吓了一跳，我忙不迭地说:“不！不，不！我可不敢要你这么珍贵的东西。”他说:“一斤破粮票，有啥珍贵的？”说着，便把粮票硬塞进了我的衣兜里。
许是为了让我心理平衡，他说:“你的书不是多吗，你要是过意不去，就给我一本你看过的书好了。”我立马就想到我最近看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令我爱不释手的长篇小说。我问:“我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喜欢吗？”他说:“大炼钢铁的事儿，那有啥意思？”我说:“不是大炼钢铁的事儿，是苏联名著，很好看的。”他接过我的书便哈哈"地笑了。从他的笑声里，我似乎感觉隐藏着一种神秘而怪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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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粮票了！我有一斤山东粮票了！很多日子，我脸上总掛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兴奋，我仿佛一下子成了一个富翁。我没有拿着这斤粮票到饭店去吃白面大馒头，吃喷香的白米饭。不是不想吃，而是舍不得。我想，我到饭店去做一次饕餮，就永远失去了这斤粮票，我又会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我把这斤粮票藏起来，每天看它几眼，能得到多大的精神享受啊！
一九六三年春天，虽然已是阳春三月，记得雪还很厚，西北风还刀子般“嗖嗖”地刮着，没有一点儿暖意。我办了退学手续，揣着密藏了两年多的这一斤山东粮票，随同父母踏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憧憬着东北的老山参，憧憬着焦黄的苞米面大饼子，也憧憬着未来能吃饱穿暖农村人的安稳日子，一路隆隆地向着东北方向奔驰。
在换车的高密车站，我猛然想起，再过几个小时，火车出了山东地界，我视若珍宝的这斤山东粮票就一钱不值了。我毫不犹豫地从贴身衣兜里掏出了这斤粮票，依依不舍地看了几眼，便径直走向一个卖熟食品的摊床前，买了四个煎饼卷儿。父母和我还有妹妹每人一个，妹妹一边吃着，一边还贪婪地问:“哥哥哪来的粮票？兜里还有吗？”
一路上，我无心欣赏车外的风光。那一斤山东粮票的影子总在我脑海里闪动。我总是在想，它现在的主人是谁呢？他会不会象我那样去爱惜它，去珍藏它。
在以后的几年里，粮票一一这根用来紧勒着人们咽喉的绳索，时时刻刻都毒蛇般纠缠着我，吞噬着我，令人窒息。
有一年已近年关，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日子里，父亲去了二十多里地的大安村买回了半袋苞米和几斤粮票。第二天，父亲又去镇上，往返约四十里地，买回了十几根锅蒸白色麻花，给这个年增加了许多的喜庆气氛。
终于有一天，我忍受不住长期的饥饿和煎熬报名参军了。在运送新兵南下的列车上，当老班长为新兵分发一筐筐许多人都从未吃过的面包时，大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新兵们便手舞足蹈地唱起了那首很流行的拥军歌儿，“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亲人解放啊军……”听着这参差不齐的歌声，我心里一阵酸楚。
几年的军旅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在我为全营的退伍老兵办完了退伍手续后，又心情沉重地为自己办完手续。当我从司务长手里接过复员军人安置前一个月的口粮一一五十斤全国粮票后，心里一阵惊悸。粮票！又是粮票！你这个该死的东西，在我复员后的日子里，不知道你又会怎样折磨我呢。
不出我所料，尽管我已参加了几年矿山工作，粮票，这个可恶的家伙依然不肯放过我，仍不屈不挠地折磨着我。妻子常常拿个饭碗，东家借一碗西家借一瓢，寅吃卯粮。好在妻子还粮时总是多出一点儿，粮还是不难借到的。
又是一个窘迫的年关。矿革委会常主任知道了我家的窘境，主动到粮库为我申请了三十斤子面。“子面”，虽然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但却名不符实，仅是加工大子的残留物而已，其主要成分是玉米皮，掺有极少的玉米面，且已发霉变质，呈浅绿色。妻子用水泡了几天，烙成煎饼，便成为我家新春佳节的美食。常主任对我家的眷顾，令我终生难忘。
为了让肚子少受点餓，我不顾领导劝阻和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放弃了机关工作而下井挖煤，吃上了月五十八斤全国最高粮食指标，且每月还有二三十个香气四溢的大面包。从此，极大地缓解了饿肚子的窘境。
在我退伍后的几年里，尽管常常饥肠辘辘，但我仍认为还远远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如我上中学时得到那斤山东粮票一样，我把这五十斤粮票藏在了我最放心的地方。我常想，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动用它，除非再遇上那难以逾越、命悬一线的三年大饥荒。
以后发生的事情令人眼花缭乱。先是农村轰轰烈烈地土地承包，分田到户。后又是城市大张旗鼓地企业改革，砸“铁饭碗”。再后来，一家家金字牌国营粮店倒闭了。随着一阵阵“噼噼啪啪”鞭炮的炸响，一家家民营粮店，商店，饭店雨后春笋般开张营业了，世界翻了个个儿。
谁也不曾想到，几十年被中国老百姓视为生命的粮票没用了。用了几十年、被城镇人引以为傲的大红粮食供应证也没用了。几年功夫，原来老百姓面黄饥瘦的脸上开始有了红晕。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街小巷中飘起了各式各样的花裙子，世界也随之变得五彩缤纷了。
从部队带回来的那五十斤全国粮票，仍然静静地睡在我的一本日记本里。我没有因这些粮票成为废纸而惋惜，反而感到它能成为历史的见证而庆幸。现在，我还时不时地翻开日记本看它几眼，像回头再看看中国老百姓那段不堪回首的艰苦岁月，再看看久经苦难的中国那段顛簸曲折的历史。
作者简介：袁海善，网名：白头醉翁，吉林白山人，松树矿退休职工，爱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