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做什么，往往比他做什么更重要。2010年股东信里，巴菲特就利用这种逆向思维，说明了有哪些事情他永远不会做。

到了2010年这个时间点上，伯克希尔的股东人数已经达到了五十万名，由于刚刚收购了一家新公司，又新增了六万五千名股东。对于巴菲特和他的搭档查理·芒格来说，股东们能够认同伯克希尔的业务、目标和文化至关重要。因此巴菲特在这封信里，大篇幅阐述了这些重要原则，希望所有新股东都能够继续遵循下去。

巴菲特的这四个不做，分别是：

不碰长期看无法预测的生意；

不依赖陌生人的善意；

不干预下属公司的经营；

不讨好华尔街。

第一个“不”，你可能听过一些类似说法，比如不懂不做。但请一定注意，巴菲特在这里加了一个时间限制——“长期”。在伯克希尔，需要的是能够看清未来几十年利润的业务。因此，即便有些业务可以预见未来会有巨大增长，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航空业，五十年代的电视机行业。但如果你无法判断这个新兴行业未来的利润率和回报率，就不要轻易加入这个游戏。

第二个“不”，不依靠外界的帮助，指的是永远做好最坏的打算。在伯克希尔，自有现金的流动性相当充足，尽管这部分现金资产只能产生很低的收益。但当外界发生危机时，总能帮助伯克希尔安全度过。

第三个“不”，不过度干预下属公司经营。巴菲特痛恨管理层级复杂的官僚化机构，尽管放权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但这总比决策缓慢要好得多。因此他和查理·芒格的主要工作就是分配资金，控制风险，以及招人和制定薪资。

第四个“不”，不争取华尔街的支持。巴菲特不需要看重短期利益的投资者，他需要的是可以长期合作的合伙人。因此，他更愿意直接、充分、及时地和股东交流。

一起来听听巴菲特2010年的股东信，看他如何阐述“四不准则”：

<2010年股东信节选>

很久以前，查理就说了他的野心：“我想知道自己将会死在哪里，那样我就绝不会去到那里。”这个智慧是受到伟大的普鲁士数学家雅各比的启发，他把“反向思考”用来解决一切艰深的问题。

我们在伯克希尔应用了查理的思考，这里有一些例子。

查理和我避开那些我们无法判断的企业，无论他们的产品看上去有多么好。过去，人们不需要太多的聪明才智就能预见一些行业的爆发性增长，比如1910年的汽车产业、1930年的飞机产业以及1950年的电视机行业。但是，未来的行业竞争会异常惨烈，进入行业的绝大部分公司会倒下。即使那些能脱颖而出的幸存者也是鲜血淋漓。

尽管查理和我能清晰地预见一个产业可观的增长前景，但我们无法预测其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尤其是当一群竞争者要争夺垄断权的时候。在伯克希尔，我们只专注在未来几十年有盈利前景的企业。即便这样，我们还是会犯不少错误。

我们从来不会依赖陌生人的善意；大而不倒绝不是伯克希尔的出路。相反，我们有条不紊地安排各项事务，当有现金需求的时候，必然来源于我们自有的流动性。而且，流动性是来自于伯克希尔旗下众多的多元业务所产出的盈利。

2008年9月，当金融体系陷入休克的时候，伯克希尔为整个系统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和资本，而不是索取者。在危机顶峰，我们为企业界投入了155亿美元，否则他们只能指望联邦政府能够帮衬。为保持一流的财务能力，我们付出很高的代价。我们长期所持有的价值200多亿美元的现金等价物，只能产生很低的收益，但至少我们能睡个好觉。

我们让旗下公司各自运营，从来不去管理或监督。我们有时候会很晚才发现一些管理问题，还有一些运营和资金决策，即使咨询查理和我的意见，也未必执行。然而，我们大部分经理人运用我们赋予他们的独立性，保持主人翁态度，给我们回馈了信心。他们的精神是可贵无价的，你很难在其他大型组织里找到这种品质。我们宁愿为一些错误的决定承受可见的代价，也不愿意由于组织变得官僚化而导致决策迟缓，并因此付出太多无形的代价。

在收购北伯林顿铁路公司以后，我们现在有大约25.7万名员工，数百个不同的运营单位记录在册。我们希望有更大的规模。但是，我们绝不会让伯克希尔演变成某种庞然大物，被各种委员会、预算报告和多层级管理整得臃肿不堪。相反，我们计划推进一种平行化的组织结构，各中型单位和大型企业独立运营，大部分决策都发生在执行层。查理和我会专注在配置资产，控制企业风险，选择经理人以及制定他们的薪酬。

我们从不试图取悦华尔街。如果投资者是通过媒体或者所谓的分析评论来买卖伯克希尔的股票，那他显然不是我们需要的投资者。相反，我们希望的投资者是，他们在自己懂的行业里进行长期投资，这是他们认同的投资准则。如果查理和我只是和几个合伙人经营一个小企业，我们会寻找和我们价值观一致的人，共同的目标，共同承担命运，所有者和经营者共同建立一个愉快的商业“联姻”。所以，今天即使规模扩大很多，仍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

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的股东群体，我们和投资者们直接地、充分地沟通。我们的目标是告诉你，假设我们互换立场，我们也想知道的那些信息。这些事项无法三言两语在仅有的段落里归纳清楚，也不会用那些记者期待的招人标题。

去年我们就发现断章取义的报道可以错得离谱。在12830字的年报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可以确定，2009年整个经济会陷入到泥沼中，搞不好可能会更糟。但是，这个结论并不能让我们预测市场会上升还是下降。”许多媒体都大肆报道了，不过只提及了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压根没提后半句是如何收尾的。我认为这类新闻报道是糟糕透了：被误导的读者或受众可能认为查理和我对股市持有悲观的预期，尽管我们不只是在这句话里提到，而且还在其他地方都清楚地表明，我们一点儿也没有预测市场。所有被这种耸动文章误导的投资者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封信发布的时候，道琼斯指数是7063点，截止到年尾，指数站上了10428点。

基于前车之鉴，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尽可能用这种直接和完整的方式与大家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