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蠹国：五代文人衰败之前提——四十年之党争互相倾轧

牛李蠹国：五代文人衰败之前提——四十年之党争互相倾轧

摘要

中唐穆宗至宣宗年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的“牛党”与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李党”，展开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政治倾轧，史称“牛李党争”。这场党争并非单纯的政见分歧，而是交织着门第出身、科举取士、权力分配与个人恩怨的复杂博弈。党争之下，中枢决策沦为派系角力的工具，官僚体系陷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内耗，曾支撑盛唐文明的文人阶层逐渐丧失政治理想与治理能力，最终在唐末战乱中走向衰败。本文以牛李党争的发展脉络为线索，剖析党争对唐代政治生态、文人阶层及社会治理的破坏性影响，论证其作为五代文人衰败“前提”的历史逻辑——党争不仅耗尽了文人阶层的政治生命力，更瓦解了唐王朝的统治根基，为五代乱世中文人的边缘化埋下伏笔。

引言

自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王朝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财政枯竭等问题接踵而至，然真正从内部蛀空王朝统治、摧毁文人政治根基的，当属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爆发的牛李党争。这场持续四十余年的派系斗争，贯穿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五朝，几乎与中唐后期的历史进程同步。

传统史学对牛李党争的评价多聚焦于“政见分歧”，如牛党主张“科举取士”、反对对藩镇用兵，李党坚持“门第优先”、主张强硬对待藩镇。但深入史料便会发现，党争后期早已脱离“政见”范畴，演变为纯粹的权力倾轧——牛党上台则贬斥李党成员，李党执政则清算牛党旧部，甚至连文学偏好、私人恩怨都成为攻击武器。正如《旧唐书·李宗闵传》所言：“两党倾轧，垂四十年，缙绅之祸，莫烈于此。”

文人阶层作为唐代政治的核心力量，自初唐起便以“致君尧舜”为理想，以科举入仕为路径，支撑起盛唐的官僚体系与文化繁荣。然而，牛李党争将文人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使其逐渐背离“经世致用”的初心，沦为权力博弈的工具。党争不仅导致中唐政治腐败、治理失效，更摧毁了文人阶层的政治生命力与社会公信力，使其在唐末黄巢起义（875-884年）与藩镇混战中失去庇护，最终在五代十国（907-979年）的武人政权中走向衰败。因此，剖析牛李党争的本质与影响，是理解五代文人衰败的关键前提。

一、牛李党争的起源：门第与科举的对立

牛李党争的根源，可追溯至中唐时期“门第贵族”与“科举新贵”的阶层矛盾。自魏晋南北朝至初唐，门阀士族长期垄断政治资源，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的选官制度，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成为常态。直至隋炀帝创立科举制、唐太宗完善科举体系，寒门子弟才得以通过读书应试进入官僚阶层。到中唐时期，科举出身的官员数量逐渐超过门第出身者，形成了与传统士族相对立的“科举新贵”群体——这一群体正是牛党的核心力量，而李党则以传统门阀士族为根基。

（一）牛党：科举新贵的利益代表

牛党的核心人物牛僧孺（779-847年）、李宗闵（？-846年）均为科举出身。牛僧孺于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登进士第，李宗闵则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中制科。值得注意的是，元和三年的制科考试中，牛僧孺、李宗闵与皇甫湜联名上书，痛陈时政弊端，直指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的政策失误，史称“元和对策案”。此次事件成为牛李党争的“导火索”——李吉甫因不满三人对自己的批评，向宪宗哭诉，最终牛僧孺、李宗闵被外放为地方官，未能进入中枢。

“元和对策案”的本质，是科举新贵对门第贵族垄断政治权力的挑战。牛僧孺、李宗闵出身寒门，无世家背景，只能通过科举入仕，而李吉甫出身于关陇士族（其祖父李栖筠为唐代中期名臣，官至御史大夫），属于传统门阀阶层。三人的“对策”不仅是对时政的批评，更是对“门第优先”选官制度的否定——他们主张以“才能”而非“出身”选拔官员，这直接触动了以李吉甫为代表的门阀士族的利益。

此后，牛僧孺、李宗闵逐渐聚集了一批科举出身的官员，形成了“牛党”。这些官员多来自地方寒门，对门阀士族的特权抱有不满，主张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限制门阀子弟的入仕渠道；在施政上，他们倾向于“维稳”，反对对藩镇用兵（担心战争加重百姓负担，影响自身政绩），主张通过“安抚”手段缓和藩镇与中央的矛盾。

（二）李党：门阀士族的政治坚守

李党的核心人物李德裕（787-850年），是李吉甫之子，典型的门阀士族代表。李德裕虽未参加科举（因门第出身可直接入仕），但自幼博览群书，才华横溢，成年后以“门荫”入仕，历任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等职，最终官至宰相。李德裕对科举制度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科举出身的官员“浮华浅薄”，只会空谈义理，缺乏实际治理能力；而门阀子弟自幼接受家族政治熏陶，更懂“治道”。

李德裕的观点并非无的放矢。中唐时期，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弊端——由于科举考试以诗赋、经义为主，部分考生只注重文采，忽视实务，甚至通过“行卷”（向考官呈送诗文）、“通关节”（贿赂考官）等手段获取功名。李德裕曾在《请罢进士科疏》中批评科举：“进士科始于隋，盛于唐，然今之进士，多务浮华，不习实务，登科之后，鲜能称职。”他主张恢复“门荫”制度的主导地位，让门阀子弟重新掌控中枢权力。

在施政上，李党主张“强硬”——对内严惩贪官污吏，整顿吏治；对外坚决打击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李德裕任宰相期间（武宗会昌年间），曾平定昭义节度使刘稹的叛乱（844年），削弱了藩镇势力，史称“会昌中兴”。这一政策与牛党的“安抚”主张形成鲜明对比，本质上是门阀士族对“中央权威”的维护——传统门阀与中央政权利益绑定更深，更希望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来巩固自身地位。

（三）党争的爆发：权力分配的矛盾激化

牛李两党的对立，本质上是“利益分配”的矛盾。中唐时期，官僚体系的编制有限，中枢官职（如宰相、御史大夫、六部尚书）更是“僧多粥少”。科举新贵与门阀士族为争夺这些核心职位，必然展开激烈斗争。

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科举考试再次成为党争的焦点。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指控李宗闵、钱徽在科举考试中“徇私舞弊”，录取了李宗闵的女婿苏巢与牛僧孺的亲信杨殷士。穆宗下令复查，最终钱徽被罢官，李宗闵被贬为剑州刺史——这一事件标志着牛李党争正式爆发。此后，两党围绕“科举取士”与“中枢权力”展开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拉锯战：

- 穆宗时期（821-824年）：李党初占上风，李德裕任翰林学士，参与中枢决策；牛党成员多被外放。

- 敬宗时期（824-826年）：牛党反扑，李宗闵任宰相，李德裕被贬为浙西观察使。

- 文宗时期（826-840年）：两党交替执政，文宗曾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一》）

- 武宗时期（840-846年）：李党全胜，李德裕任宰相，牛僧孺、李宗闵被流放岭南。

- 宣宗时期（846-859年）：牛党复辟，李德裕被贬为崖州司户（今海南），最终病逝于贬所；李党成员几乎被清算殆尽。

从“元和对策案”到“长庆科场案”，再到五朝的权力交替，牛李党争的核心始终是“利益”而非“政见”。无论是科举与门第的对立，还是对藩镇政策的分歧，最终都服务于派系权力的争夺——这一本质，决定了党争必然走向“互相倾轧”的极端。

二、党争的异化：从政见分歧到全面倾轧

牛李党争的初期，尚存在一定的“政见分歧”，如对科举、藩镇的政策差异；但到了文宗、武宗时期，党争逐渐“异化”，演变为“全面倾轧”——两党不再关注政策本身的优劣，而是以“派系归属”为标准，对异己者进行无差别打击。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更渗透到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形成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恶劣政治生态。

（一）政治倾轧：非此即彼的“清算模式”

党争异化的最直接表现，是“清算式”的权力交替。每当一派上台，首要任务便是贬斥另一派的成员，甚至牵连无辜。这种“非此即彼”的模式，彻底破坏了唐代官僚体系的稳定性。

以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李党执政为例：李德裕任宰相后，立即对牛党展开全面清算。牛僧孺时任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以“牛僧孺在淮南任职期间，未能有效防御淮西藩镇”为由，将其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李宗闵时任湖州刺史，李德裕又以“李宗闵与昭义节度使刘稹暗中勾结”为由，将其贬为漳州长史，后再贬为郴州司马。更甚者，李德裕还牵连了牛党中的中下级官员，如吏部郎中杨虞卿、中书舍人张元夫等，均被流放岭南——这些官员大多并无实际过错，仅因“属牛党”便遭贬斥。

而宣宗即位后（846年），牛党复辟，同样以“清算”回应。牛党核心人物白敏中（白居易之弟）任宰相后，指控李德裕“专权跋扈”“陷害忠良”，将其贬为潮州司马，后又贬为崖州司户；李党成员如李回、郑亚等，均被外放至偏远地区，终身不得回京。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清算，导致官僚体系陷入“周期性动荡”——官员们不再关注政务，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站队”和“自保”，生怕因派系归属而遭迫害。

（二）文化攻击：以“文学偏好”划分阵营

牛李党争的异化，还体现在“文化攻击”上——两党将文学偏好作为划分阵营的标志，以“贬低对方的文学风格”来攻击对方的政治能力。这种攻击不仅背离了唐代“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更将文人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使其逐渐丧失文化独立性。

牛党成员多擅长“律诗”“骈文”，文风华丽，注重辞藻修饰；而李党成员则推崇“古文”（即先秦两汉的散文），主张“文以载道”，反对浮华文风。李德裕曾批评牛党文人“以骈文为能事，不顾义理，徒乱人心”；而牛党则反讥李党“以古文自炫，故作高深，不通世务”。这种文学风格的对立，最终演变为政治攻击的工具——牛党曾以“李德裕不通律诗，缺乏文采”为由，质疑其“无宰相之才”；李党则以“牛僧孺骈文空洞，无治国之策”为由，反对其入相。

更严重的是，两党还通过“编纂史书”“撰写碑志”等方式，抹黑对方的历史形象。例如，牛党文人在撰写《宪宗实录》时，刻意贬低李吉甫的政绩，称其“专权自恣，误国误民”；而李党执政后，又下令重修《宪宗实录》，删除对李吉甫的负面评价，转而抹黑牛僧孺、李宗闵。这种“史书党争”不仅扭曲了历史真相，更让文人沦为“派系喉舌”，丧失了“秉笔直书”的史官精神。

（三）治理荒废：以“派系利益”凌驾国家利益

党争异化的最严重后果，是“治理荒废”——两党为争夺权力，将派系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导致中唐时期的社会问题（如藩镇割据、财政危机、民生困苦）日益恶化。

在藩镇问题上，牛党为避免战争影响自身政绩，主张“安抚”藩镇，甚至对藩镇的叛乱采取“姑息”态度。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幽州节度使李载义被部将杨志诚驱逐，牛党宰相牛僧孺竟主张“承认杨志诚的节度使地位，避免战事”，理由是“幽州地处偏远，难以控制，与其用兵，不如安抚”。这一政策导致藩镇更加骄横，此后藩镇“逐帅”“自立”事件频发，中央权威进一步削弱。

而李党虽主张对藩镇强硬，但在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平定刘稹叛乱后，李德裕为巩固李党权力，将平叛功劳全归于李党成员，对牛党出身的将领则刻意打压——这导致军队内部“派系对立”加剧，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到宣宗时期，牛党再次主张“安抚”藩镇，甚至将李德裕收复的部分土地归还给藩镇，以换取“和平”，进一步纵容了藩镇割据。

在财政问题上，两党同样以派系利益为先。中唐时期，由于藩镇割据、军费开支庞大，中央财政陷入危机。牛党执政时，为讨好地方豪强（科举新贵的重要支持者），反对“均田制”和“两税法”的改革，导致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税收减少；李党执政时，虽主张整顿财政，但为拉拢门阀士族，又对士族的免税特权予以保留，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这种“各为其私”的治理，使中唐的民生困苦日益加剧——据《通典·食货》记载，文宗时期，全国流民达百万之众，多地爆发农民起义，而两党却仍在为权力争夺不休。

三、党争对文人阶层的摧毁：从“经世致用”到“派系附庸”

唐代文人阶层的核心精神，是“经世致用”——即通过科举入仕，参与国家治理，实现“致君尧舜，泽被万民”的理想。然而，牛李党争将文人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使其逐渐背离这一精神，沦为“派系附庸”。党争不仅摧毁了文人的政治理想与治理能力，更瓦解了文人阶层的社会公信力，使其在唐末战乱中失去庇护，最终走向衰败。

（一）政治理想的幻灭

中唐文人的政治理想，源于盛唐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他们坚信，通过自身的才华与努力，可以辅佐君主重振大唐雄风。然而，牛李党争的现实，让这一理想彻底幻灭。

以白居易（772-846年）为例，白居易早年以“兼济天下”为志，写下《策林》《新乐府》等作品，痛陈时政弊端，主张改革弊政。他曾参与“永贞革新”（805年），希望通过改革解决藩镇、宦官问题，但因改革失败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白居易虽一度回到中枢，但目睹牛李党争的残酷——好友元稹因属牛党而遭李党打压，恩师顾况因中立而被两党排挤，自己也因不愿“站队”而多次被外放。最终，白居易放弃了“兼济天下”的理想，转而追求“独善其身”，晚年隐居洛阳，写下大量闲适诗，表达对政治的失望。

类似的例子还有杜牧（803-852年）、李商隐（约813-约858年）。杜牧出身于门阀士族（祖父杜佑为宰相），本倾向于李党，但因不满李德裕的“党同伐异”，拒绝加入李党；同时，他又因门第出身，被牛党视为“李党潜在成员”，不得重用。杜牧曾在《阿房宫赋》中抒发“兴亡之叹”，但终其一生，仅任黄州、池州等地方刺史，未能实现政治抱负。李商隐则更为悲惨——他早年受牛党成员令狐楚赏识，后又娶李党成员王茂元之女，因此被牛党视为“叛徒”，被李党视为“异己”，终身不得志，仅任秘书省校书郎等微官，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这些文人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牛李党争中，无论是倾向牛党、倾向李党，还是保持中立，文人都难以逃脱“派系斗争”的裹挟——中立者被两党排挤，站队者则需为派系利益放弃理想。最终，越来越多的文人放弃了“经世致用”的追求，转而以“升官发财”为目标，甚至不惜参与“诬陷异己”“徇私舞弊”等勾当，文人阶层的政治理想彻底沦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二）治理能力的退化

党争不仅摧毁了文人的政治理想，更导致其治理能力的严重退化。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生态中，文人官员的晋升不再取决于“治绩”，而是取决于“派系忠诚度”——只要坚决拥护本党领袖，即便缺乏实际治理经验，也能获得高位；反之，即便政绩卓著，若不属于“主流派系”，也会被边缘化。这种“逆向淘汰”机制，使唐代官僚体系的整体治理能力急剧下降。

以牛党成员杨虞卿为例，杨虞卿出身科举，擅长诗文，但毫无地方治理经验。凭借与李宗闵的亲密关系，他被提拔为吏部郎中，负责官员选拔。然而，杨虞卿任内“专以朋党为事”，将吏部选拔变成“牛党内部的利益分赃”——凡牛党成员，即便才能平庸，也能获得肥缺；非牛党成员，即便政绩突出，也只能被派往偏远地区。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导致中唐官员队伍“冗官充斥，贤才凋零”，据《通典·职官》记载，文宗时期，中央官员中“无治绩者占十之七八”，地方官员中“贪腐者十有五六”。

即便有少数具备治理能力的文人，也因党争而无法施展才华。如李党成员裴度（765-839年），曾率军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的叛乱（817年），是中唐少有的“文武双全”的文人将领。然而，裴度因支持李德裕，被牛党视为“眼中钉”——每当牛党执政，裴度便被外放，即便任宰相，也处处受到牛党成员的掣肘。武宗时期，裴度曾建议李德裕“整顿财政，减轻赋税”，但李德裕为巩固李党权力，将主要精力用于打击牛党，对裴度的建议置之不理。最终，裴度的治理主张未能实施，中唐的财政危机与民生困苦进一步恶化。

这种“重派系、轻治绩”的风气，逐渐渗透到整个文人阶层——年轻文人不再注重学习“经世济民”的实务知识，而是将精力用于“结交党魁”“钻研诗文”，以谋求派系引荐。到中唐后期，文人官员普遍缺乏“处理政务、应对危机”的能力，面对藩镇叛乱、农民起义等问题，要么“束手无策”，要么“推诿扯皮”，完全丧失了盛唐文人“出将入相”的治理能力。

（三）社会公信力的瓦解

文人阶层在唐代社会的核心地位，不仅源于其政治权力，更源于其“道德表率”与“文化权威”的社会公信力——百姓视文人为“正义的代表”，士人视文人为“文化的传承者”。然而，牛李党争中，文人阶层的“道德失范”与“文化异化”，彻底瓦解了这种公信力。

在道德层面，两党文人的“互相诬陷”与“徇私舞弊”，让百姓对文人的“正义形象”彻底失望。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李党为打击牛僧孺，捏造“牛僧孺与昭义藩镇勾结”的罪名，派御史前往淮南“取证”。为坐实罪名，御史竟胁迫淮南百姓“作伪证”，甚至严刑逼供，导致数十人含冤而死。此事曝光后，百姓纷纷指责“文人无良，堪比酷吏”；宣宗时期，牛党为报复李党，又诬陷李德裕“贪污军饷”，派人抄没李德裕家产，虽未找到证据，却将李德裕的家人流放岭南，引发士人阶层的普遍不满，称“牛党此举，失文人之德”。

在文化层面，两党文人的“文化攻击”与“史书篡改”，让其“文化权威”地位荡然无存。牛党文人将“骈文”异化为“阿谀奉承的工具”，为讨好权贵，写下大量“粉饰太平”的骈体文，如李宗闵为宦官王守澄撰写的《墓志铭》，竟将王守澄“专权乱政”的行为美化成“辅佐君主的功绩”；李党文人则将“古文”异化为“攻击异己的武器”，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中，收录了大量贬低牛党的文章，甚至歪曲历史，将牛僧孺的“维稳政策”污蔑为“通敌叛国”。这种“文化功利化”的做法，让百姓对文人的“文化传承者”身份产生质疑——据《唐国史补》记载，文宗时期，民间流传“文人著书，非为传道，实为党争”的说法，甚至有百姓拒绝让子女学习诗文，认为“学文不如学武，至少能保家卫国”。

社会公信力的瓦解，使文人阶层失去了最核心的社会支撑。到唐末黄巢起义时，百姓不仅没有支持文人官员，反而纷纷加入起义军，称“官吏皆朋党，不如随黄王（黄巢）”；藩镇将领也不再尊重文人，甚至公开羞辱文人官员，如朱温（后梁开国皇帝）曾在宴会上当众辱骂宰相裴枢“文弱无能，误国误民”，后又将裴枢等三十余名文人官员投入黄河，史称“白马驿之祸”（905年）。这一事件，标志着文人阶层在唐代社会的公信力彻底崩塌，为五代文人的边缘化埋下了伏笔。

四、党争的余毒：五代文人衰败的历史逻辑

牛李党争虽以宣宗时期李党的彻底失败告终（859年宣宗去世后，牛党也逐渐衰落），但其“余毒”却贯穿唐末至五代，最终导致文人阶层的全面衰败。这种“余毒”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唐王朝统治根基的瓦解，使文人失去政治庇护；二是文人阶层的“派系化”遗留，使其无法形成凝聚力；三是武人政权的崛起，挤压了文人的生存空间。三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五代文人衰败的历史逻辑。

（一）统治根基瓦解：文人失去政治庇护

牛李党争的四十余年，正是唐王朝统治根基不断被侵蚀的四十余年。两党为争夺权力，对中央集权的破坏、对官僚体系的摧残、对民生的忽视，最终导致唐王朝“内无治国之臣，外无御敌之兵”，在唐末战乱中彻底崩溃。

在中央层面，党争导致宦官专权加剧。中唐时期，宦官本已掌握禁军（神策军），但牛李两党为争夺皇位继承权，均选择“勾结宦官”——牛党曾联合宦官王守澄拥立文宗，李党曾联合宦官仇士良拥立武宗。这种“政治交易”让宦官的权力进一步膨胀，最终形成“宦官废立皇帝”的局面（如宦官刘克明杀敬宗，宦官仇士良废文宗）。到唐末，宦官与藩镇勾结，完全掌控中央政权，文人官员彻底沦为“傀儡”，甚至连宰相都需宦官任命。

在地方层面，党争导致藩镇割据失控。如前所述，牛党的“安抚”政策纵容了藩镇的骄横，李党的“强硬”政策又未能彻底解决藩镇问题，反而加剧了藩镇与中央的矛盾。到僖宗时期（873-888年），藩镇已完全脱离中央控制，形成“河北三镇（幽州、成德、魏博）自立，河南藩镇（朱温、李克用）争霸”的局面。黄巢起义爆发后，藩镇不仅不派兵勤王，反而趁机扩张地盘，甚至互相攻伐，唐王朝的统治名存实亡。

唐王朝的崩溃，使文人失去了最核心的政治庇护。盛唐时期，文人依托中央政权，可通过科举入仕，参与国家治理；即便被贬，也能获得地方官职，维持社会地位。但唐末时期，中央政权瓦解，地方被藩镇掌控，文人失去了“入仕路径”与“生活保障”——藩镇将领多为武人，轻视文人，不仅不任用文人，反而时常掠夺文人的财产，甚至杀害文人（如朱温的“白马驿之祸”）。许多文人被迫逃离家乡，或隐居山林，或沦为藩镇的“幕僚”（实则为仆役），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二）派系化遗留：文人无法形成凝聚力

牛李党争四十余年，在文人阶层中留下了深刻的“派系化”烙印——文人之间不再以“道义”“才华”相往来，而是以“牛党旧部”“李党余孽”相区别，互相猜忌、互相排斥。这种“派系化”遗留，使文人阶层在唐末五代的乱世中无法形成凝聚力，只能各自为战，最终被武人政权逐个压制。

唐末时期，文人阶层已分裂为“牛党残余”“李党残余”与“中立派”三股势力。“牛党残余”多依附于南方藩镇（如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李党残余”多依附于北方藩镇（如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中立派”则试图重建中央政权，但因缺乏凝聚力，始终无法形成气候。例如，昭宗时期（888-904年），宰相崔胤曾试图联合文人官员“诛杀宦官，恢复中央权威”，但因“牛党残余”担心崔胤偏向李党，“李党残余”又怀疑崔胤与牛党勾结，双方互相拆台，最终崔胤的计划失败，自己也被朱温杀害。

到五代时期，文人的“派系化”遗留进一步加剧。五代十国的政权多由藩镇演变而来，如后梁（朱温）、后唐（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等，这些政权的统治者均为武人，对文人的“派系斗争”极为警惕，同时也善于利用文人的派系矛盾“分而治之”。例如，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党残余支持的藩镇后代）即位后，刻意提拔李党残余文人，打压牛党残余文人；而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后，又转而提拔牛党残余文人，压制李党残余文人。这种“以党制党”的策略，让文人阶层始终处于“内斗”状态，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只能被动接受武人政权的统治。

（三）武人政权崛起：文人的生存空间被挤压

牛李党争对唐代军事体系的破坏，为武人政权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中唐时期，文人本可通过“进士科”入仕，也可通过“武举”或“军功”获得高位（如盛唐的郭子仪、李光弼均为文人出身的将领）。但党争中，两党为争夺军权，均刻意打压“文人将领”——牛党担心文人将领支持李党，李党则担心文人将领中立，最终导致唐代军事体系“武人化”，即只有纯武人才能担任将领，文人被完全排除在军事体系之外。

到唐末，武人将领已完全掌控军权，形成“武人专政”的局面。黄巢起义后，藩镇将领凭借军权割据一方，最终朱温（后梁）、李存勖（后唐）等武人先后称帝，建立五代政权。这些武人政权的核心特征是“重武轻文”——统治者认为“文人只会空谈，不能打仗”，因此将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均交给武人，文人仅被用于“起草文书”“祭祀礼仪”等边缘工作。

以五代时期的宰相为例，后梁、后唐、后晋的宰相多为武人或藩镇幕僚，文人宰相仅占少数（如后唐的冯道），且权力极为有限——宰相无法参与军事决策，甚至无法任免官员，只能“承旨办事”。文人官员的待遇也大幅下降，后梁时期，文人官员的俸禄仅为盛唐时期的三分之一，且时常被武人将领克扣；后晋时期，甚至出现“武人将领强抢文人妻女”的事件，而朝廷竟“不予追究”。

更严重的是，武人政权还刻意压制文人的“文化传承”——五代时期，战乱频繁，武人政权无暇也不愿投入资源保护文化典籍，导致大量唐代诗文、史书被毁；同时，武人政权还禁止文人“议论时政”，规定“文人不得妄议军政，违者斩”，使文人彻底失去了“文化批判”的能力。到五代后期，文人阶层不仅在政治上边缘化，在文化上也陷入“断层”，许多年轻文人甚至“不知《论语》《孟子》为何物”，文人阶层的衰败达到了顶峰。

五、结论：党争为“因”，衰败为“果”的历史闭环

纵观中唐至五代的历史，牛李党争并非一场单纯的“政治斗争”，而是一场摧毁唐代文人政治根基的“内部浩劫”。从起源上看，党争是门第贵族与科举新贵的利益冲突，但其本质是“权力争夺”；从发展上看，党争从“政见分歧”异化为“全面倾轧”，导致政治腐败、治理荒废、文化异化；从影响上看，党争摧毁了文人的政治理想、治理能力与社会公信力，瓦解了唐王朝的统治根基，为武人政权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最终导致五代文人的全面衰败。

牛李党争与五代文人衰败之间，形成了一个“因-果”闭环：党争的“因”，结出了文人衰败的“果”；而文人的衰败，又进一步巩固了武人政权的统治，使五代成为“武人主导”的时代。这一闭环的历史启示在于：一个国家的文人阶层，若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丧失“经世致用”的初心，不仅会导致自身的衰败，更会动摇国家的统治根基。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牛李党争也是中国古代“文人政治”的一次重大挫折。唐代文人政治的核心是“科举取士+文人治国”，这一模式曾支撑盛唐的繁荣，但牛李党争暴露了其致命缺陷——若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与“道德约束”，文人阶层也会陷入“权力腐败”。五代文人的衰败，本质上是唐代文人政治“自我毁灭”的结果，而宋代文人政治的“重文轻武”“台谏制度”，正是对这一历史教训的回应。

综上，牛李党争是五代文人衰败的“前提”与“根源”——没有四十年的党争倾轧，唐代文人阶层或许能在安史之乱后“重振旗鼓”，唐王朝或许能避免“五代乱世”的命运。但历史没有“如果”，牛李党争的悲剧，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政治史上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痕”，也为后世留下了“以史为鉴”的深刻警示。

牛李党争中牛党与李党的主要成绩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约808年-846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为首的“李党”之间的政治博弈，虽以“倾轧”为主要特征，但两党在不同时期也基于政治立场与施政目标，取得了一定实绩，具体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维度梳理：

一、牛党的主要成绩

牛党核心成员多为科举出身的庶族地主官僚，主张“科举取士”“轻徭薄赋”，施政更侧重维护民生与中央行政稳定，其成绩集中在内政治理与民生保障领域：

1.完善科举制度，拓宽庶族入仕通道

牛党是科举制的坚定维护者，针对李党“废除进士科”“重门第”的主张，多次上书反对改革科举，坚持以“诗赋、经义”为核心的选拔标准。例如牛僧孺任宰相时（830年-832年），进一步规范科举流程，打击“关节请托”（权贵私下干预录取），使更多寒门士子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客观上打破了门阀贵族对官场的垄断，为中晚唐官僚体系注入了庶族力量，延续了科举制作为中央集权“选官根基”的作用。

2.缓和民生矛盾，推行轻赋政策

牛党执政期间（如李宗闵、杨嗣复掌权的833年-835年），针对中晚唐土地兼并加剧、赋税繁重的问题，多次奏请减免灾区赋税。例如834年，河南、河北因旱灾颗粒无收，牛党官员联名上书，请求暂停“两税”（夏秋两季征收的赋税）的“折纳”（以实物折成货币缴纳）政策，避免灾民因“钱重物轻”被迫贱卖粮食，缓解了灾民流亡问题；同时限制地方藩镇“额外加征”，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藩镇对百姓的压榨，稳定了基层统治秩序。

3.稳定中央行政，制衡藩镇与宦官干政

牛党虽不主张对藩镇“强硬用兵”，但在“维护中央权威”上态度明确。牛僧孺任武昌军节度使时（825年-829年），整顿地方军政，削弱藩镇麾下“牙兵”（私人武装）的势力，防止藩镇割据加剧；在中央，牛党多次抵制宦官“干预朝政”，例如831年，李宗闵联合宰相裴度，驳回宦官王守澄“任命亲信为禁军将领”的请求，避免宦官掌握兵权，暂时维持了“宦官-朝官”的权力平衡，延缓了中央政权的腐朽速度。

二、李党的主要成绩

李党成员多为门阀出身或经“门荫”入仕的官僚，主张“重门第、强君权、硬对藩镇与外患”，施政侧重军事强国与边疆稳定，其成绩集中在军事治理与边疆防御领域：

1.平定藩镇叛乱，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李党是“强硬对待藩镇”的代表，李德裕执政期间（840年-846年），取得了中晚唐最显著的藩镇治理成果：843年，昭义节度使刘稹拥兵叛乱（企图割据泽潞地区），李德裕力排众议，反对“姑息妥协”，亲自制定平叛策略——调遣河朔三镇（幽州、成德、魏博）兵力合围昭义，同时切断叛军粮草供应，仅用1年便平定叛乱。此次平叛打破了“河朔三镇不可制”的惯例，震慑了其他藩镇，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短暂回升，史称“泽潞之役，唐室威令，几于复振”。

2.抵御外族入侵，巩固边疆安全

中晚唐时期，回鹘、吐蕃频繁袭扰边疆，李党执政时采取“军事打击+外交分化”策略，有效缓解了外患：

- 842年，回鹘因内乱分裂为“乌介可汗部”与“没斯部”，乌介可汗率部南下袭扰唐朝边境（今山西、内蒙古一带），李德裕派遣河东节度使石雄率军反击，在杀胡山（今内蒙古包头北）大破回鹘军，俘虏乌介可汗的母亲与公主，彻底击溃回鹘残余势力，使唐朝北部边疆（河东、振武军）安定近10年；

- 针对吐蕃对河西、陇右地区的控制，李德裕支持“归义军”（张议潮率领的汉人武装）起义，848年张议潮收复沙州（今甘肃敦煌）后，李德裕迅速派中央军接应，承认归义军的合法地位，为后续唐朝收复河西十一州（今甘肃、青海一带）奠定基础，扭转了唐朝对吐蕃的被动局面。

3.整顿吏治与军事制度，提升行政与军事效率

李德裕任宰相期间，推行多项改革以强化中央集权：

- 吏治上，废除“宰相私荐官员”的惯例，规定“官员任免必须经吏部考核”，打击“朋党勾结”；同时精简中央冗余机构（如裁撤“诸司使”下属的冗官200余人），减少财政开支，提升行政效率；

- 军事上，改革“神策军”（中央禁军）的招募制度，禁止宦官私自招募“市井无赖”充军，要求从地方精锐士兵中选拔禁军，同时加强禁军训练，使中央禁军的战斗力显著提升，避免了“禁军孱弱、依赖藩镇”的困境。

4.文化上保护儒家经典，推动经籍整理

李党核心成员郑覃（历任宰相、国子祭酒）是儒家文化的坚定维护者，针对中晚唐“佛道盛行、儒家经典散落”的问题，奏请朝廷“校勘儒家十三经”：837年，郑覃主持在长安国子监刻制“石经”（即《开成石经》），将《周易》《尚书》《诗经》等十三部儒家经典刻于石碑，共65万字，不仅统一了儒家经典的文字版本（避免因手抄本差异导致的经义混乱），还供学子临摹学习，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承，是中晚唐文化史上的重要工程。

三、两党成绩的局限性：党争对实绩的消解

需注意的是，两党的成绩均具有“阶段性与局限性”——由于党争的本质是“权力博弈”，两党在执政时往往会“否定前任政策”，导致实绩难以延续：例如李党平定泽潞叛乱后，牛党重新掌权便削减边疆军费；牛党规范科举后，李党又提拔门阀子弟。这种“政策反复”不仅浪费了行政资源，还加剧了中晚唐的统治危机，最终使两党的局部成绩无法挽救唐朝走向衰败的整体趋势。

《旧唐书》将牛僧孺在维州事件中的决策斥为“丧师蹙国”。欧阳修在《新唐书》中感叹李德裕若久居相位，唐朝或许能复兴，同时赞郑覃“以经学辅政，风教肃然”，肯定其以经学抑制科举浮华的做法。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直斥牛僧孺“卖国求荣”，将维州事件视为“唐室衰落之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总结“朋党之争，始于私怨，终于祸国”，此语成为后世对官僚内耗的经典批判。

而陈寅恪认为牛李党争本质是“山东士族”与“新兴阶级”之争，李党主张武力削藩，牛党则持消极态度。岑仲勉提出李德裕无党说，对“牛党”“李党”的名称及党争肇始等问题提出不同看法。王炎平认为牛李党争由政治冲突促成，借宦官之手放大影响，多次挫断改革，使唐朝政治腐败加剧。张国刚指出党争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复杂化，朝廷无暇处理藩镇割据问题，牛党的妥协导致中央权威流失，李党的强硬也未根本解决问题。李润强认为党争改变了晚唐文人的人格、心态与文学风格，促成了晚唐文学伤感、消极的基调。黄永年指出李德裕改革是士族集团试图重建权威，但缺乏社会基础，依赖皇权而未形成制度保障。

儿童此的科举制度破坏文人斯文扫地，直至乱世五代十国时期，文人影响力降至中古时期的低谷，核心表现为“地位边缘化、作用工具化、生存脆弱化”，具体可从三方面看：

- 政治地位被武将全面压制：五代各国（如后梁、后唐）皆由武将夺权建立，朝堂核心权力（军政、决策权）完全掌握在军阀、将领手中，文人仅能担任文书、记账等辅助性官职（如判官、掌书记），几乎无机会参与国策制定。甚至出现“武人轻文”的普遍风气，如后汉将领史弘肇曾直言“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代指毛笔、文人），焉足用哉”，文人被视为无用之人。

- 文化功能大幅萎缩：唐代兴盛的科举制在五代近乎停滞（仅后唐、后周短暂恢复，录取人数极少），文人失去上升通道；书院、学校多因战乱荒废，文化传承断代；文学、艺术创作沦为“军阀附庸”，文人多为藩镇或君主撰写碑铭、表状，内容多歌功颂德，缺乏独立思想，如花间派词人韦庄虽有才华，也需依附蜀地军阀王建。

- 生存安全毫无保障：战乱频繁导致文人颠沛流离，且常因政治斗争或武将猜忌丧命。例如后梁宰相敬翔（文人出身）因辅佐朱温，最终在政权更迭中被迫自杀；后唐文人赵凤因直言进谏，险些被君主处死。多数文人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根本无力发挥社会影响力，甚至出现“儒衣书服，遭逢乱离，多至穷乏，或至为闾里胥吏，或为营伍厮养”的情况，文人沦为底层差役或士兵仆役，尊严尽失。

而反观之宋代天下承平日久，重开科举之制度，又将引领文人到达另一个高峰时刻。

一、历代大家对宋朝文人巅峰的评价

1.古代评价：

- 元朝脱脱在《宋史·文苑传序》中直言：“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明确指出宋朝“重文抑武”国策奠定了文人地位的基础，且评价宋代文风“彬彬郁郁，极一代之盛”。

- 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宋论》中认为，宋朝文人“以道统自任”，将儒家思想与现实治理结合，形成“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虽有“议论过盛”之弊，但“其精神之振，议论之公，过于前代”。

- 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盛赞宋代文人“有才者无不用，而朝廷亦无不安”，并指出宋代文人“不独政事，即文学、艺术，亦莫不由文人主之”，涵盖领域之广远超汉唐。

2.现代评价：

- 陈寅恪提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认为宋代文人在哲学（理学）、文学（宋词、古文）、史学（《资治通鉴》）等领域的成就，达到古代文化巅峰。

-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评价：“宋代制度，最要者在其相权之分割，而以文人任宰相，且谏官亦为文人，此乃宋代文人地位之核心保障，使文人能真正参与顶层治理。”

- 邓广铭强调宋代文人“兼具学者、政治家、文学家三重身份”，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既能推动政治改革，又在学术、文学上有开创性贡献，是“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

二、宋朝文人的地位

宋朝文人地位达到古代封建王朝顶峰，核心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 政治地位：宋朝确立“重文抑武”国策，开国皇帝赵匡胤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文官担任宰相、枢密使（最高军事长官）等核心职位，如王安石、范仲淹以文人身份主导变法，武将地位远低于文官，形成“文官治国”的格局。

- 社会与经济地位：文人通过科举制度可快速进入统治阶层，且科举录取名额大幅增加（宋代年均录取人数是唐代的10倍以上）。朝廷给予文官优厚俸禄（如宰相月薪相当于普通百姓数年收入），且文人可免除徭役、赋税，社会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

- 文化与思想地位：文人主导宋代文化发展，理学（程朱理学）、宋词、文人画、活字印刷术等均由文人推动或创造；朝廷设崇文院、秘阁等机构收藏典籍，鼓励学术研究，文人既能著书立说，又能通过教育（书院兴起，如白鹿洞书院）传承思想，成为文化与思想的核心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