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的葬礼，小白耷拉着尾巴从许多腿间穿过，已几天没什么吃食的它全身灰不溜秋的。那一刻我的三魂七魄中仿佛有一部分跟它发生了交换，立时整个人变得灰溜溜的。
一
我常常在想，世界上或许真没有什么所谓“心灵感应”或者“先兆”之类的东西，不然为什么我竟对这件事毫无感知呢，难道我的父亲就这么不重视我？或者是他真的怕耽误我的学习？还是说我当时满脑子想着的都是怎样从题海里露出个头来，根本没有顾及那些细小的枝节？
那天晚上小白吃了主人吃剩留在狗盆里的半碗疙瘩汤，在堂院没有目的地溜达了几圈，它找到男主人吐在凉台上的半口痰，高兴地舔了个干净。后来正屋的灯熄灭了，院中漆黑一片，只剩下大门外路灯的光芒，含混地洒进来。小白就跑回自己在杂物棚子里的窝——一个它经常流连的洞。那个夜晚是如此宁静，初冬时节的湿气在干柴上凝聚着夜露，街上偶尔传来自行车轧过乡村水泥板路的声音，温柔而恬静。四十里外，城市过渡来的阴霾让天空变得浑浊，但仍有星星固执地挂着，尽力闪烁微光。后来小白以自己清晰而难以名状的生物钟感知到某个固定时间的到来，街上的路灯也同时熄灭了，整个村庄陷入一片墨汁般的漆黑。街上的车声不再出现，那个喜欢夜饮的陌生男子也早吹着口哨踉跄而去了。这个夜晚，主屋安静得出奇，夫妻俩睡得仿佛比往日香甜，连个呼噜声都没有。乡村的初冬如此宁谧，遥遥的犬吠几不可闻，使小白分外安心。在棚子的某个暗角，一只耗子细微骚动，蹭得柴叶窸窣。
小白在昏昏欲睡间，感到一个并不明朗的身影在附近徘徊。这种感觉先是淡淡的，后来就明晰起来，在那颗小小的懵懂心脏里制造不安。小白竖起耳朵——什么都没有变。但是那强烈的感觉照旧在院中逡巡。小白开始认为那窸窣声或许有着特别的意义，或许是某种奇怪的脚步。它睁开眼，却发现什么都看不到。
过了不知多久，约莫就是它从街头溜达到街尾，又从街尾溜达回街头的时间，正屋的灯突然亮了。接着，是女主人的声音。这个快六十岁的妇女叫起来，声音里有种跟往日不同的东西，小白不懂，那是一种接近潜意识的慌张。
那盏灯一直亮着。
没人知道这个56岁的男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刻陷入昏迷的。
手足无措的女人徒然摊坐在炕上，望着一旁丈夫苍白的面颊，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天已经在塌陷了。有那么一刻，她恍了神，感觉整个房间正浸泡在昏黄的梦的液体里，而丈夫正在熟睡。她拉了拉被子想躺下来。然后她看到了褥子上的失禁物。
这个女人不记得家里有手机。她连衣服都忘了穿，下意识地跟着双脚跑出大门，跑到街对面，敲响了另一扇门。
当我的大哥睡眼惺忪，懊恼地打开门时，看到我母亲衣衫不整地站在那里，矮小的身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着哆嗦，便意识到出事了。
“文忠，快去瞅瞅你二姑夫吧！”
他们马上去敲了另一户人家的大门。医生家就住在同一条街，门建在高高的台阶上，花了很久才叫开。这个医生几年前死了丈夫，从外地嫁到我们这，嫁给了一个不学无数的老光棍。她约莫五十上下，整个人线条硬朗，连脸上的纹路都很坚硬。不知是因为口音有点侉，还是怎样，她很少开口。这个女人走起路来很快，总像有点什么事情要忙似的。我以前经常看见她吸着烟，背着黑乎乎的药箱走出家门。
我依稀记得有次高烧，医生给我打完针离开后，她的丈夫走进了我们家，开始跟我母亲炫耀起两个人的房事。当时我正裹在被子里，将睡未睡。
“她很会弄。不知道怎么弄的，得劲儿！”
我母亲听了，意味深长地评论说：“啥耶，她是医生……”我至今还记得她神秘的语调。
从此我对她有了个很怪的印象，不知是觉得她更神秘了，还是更像个普通人了。不过她的二流子老公在我眼里的形象却正常了起来。
以下的事情是我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医生背着药箱匆匆来到我家，看见我爸的样子，就说，一定是脑血栓。这阵子的确有很多五六十岁的人得了脑血栓。医生熟练地掏出针剂，说打完针就会醒。
我的父亲并没有醒过来。他是在清晨五六点的时候，被大哥和匆匆从临街赶来的舅舅用农用三马子拉到镇医院的。是脑梗塞。
“逼娘们给治反了！”我母亲恨恨说道。
医院说，治不了，得转院。我刚刚年满三十岁未婚的姐姐被从隔壁的天津叫回来主持大局，一行人匆匆来到了唐山工人医院。
这是我们这个市最大的医院，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大约两年后我姐姐不得不做流产手术时我才第一次来这里，那也是个冬天。当时我所看到的医院，楼内沉郁晦暗，楼外肃杀萧索，简直是个夺人命的地方。大约一年多前，我父亲还在市里工作，曾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在这里住过。那时我高二在读，放月假回家那天父亲出院（我现在意识到有可能是特意安排的），我才惊知此事，吓得哭了起来。听说他的心脏比正常的大出了很多。那时的我不知道，留给我和爸爸相处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而但凡能用眼泪洗刷痛苦的，都是一种幸运。
二
这一次，他们也决定先不通知我。而我那几天也像个没事人一样，在五十里外某个坐落于某个村子的县重点高中学习。我哭丧脸的所有理由，还只是那做不完的卷子。
在那个最关键的夜晚，这个被沉重青春淹没的高三学生还是没有发觉任何异常。也许她的铅笔曾经在晚自习时莫名折断，也许曾有一道本来会做的物理题莫名写错了，但又或许正像她相信的那样，真的什么也没发生过。她照例让沉重的腿拖着疲惫的大脑、酸痛的肩膀与屁股回到三楼的六人间，照例地洗漱泡脚，照例地洗干净了袜子和毛巾，然后躺到靠窗的上铺。她的脑袋还在快速地旋转着，根本不受控制，完全停不下来。她躺着不敢动，怕床铺吱吱的响动会影响了同学，直到均匀的呼吸在房间弥漫开。照例是个失眠的夜。她掏出之前跟“蒙娜丽莎”同学借了未还的MP3，听起歌来。后来她终于沉沉睡去，一个梦都没有。
睡眼朦胧昏昏沉沉地在铃声中睁开眼是个惯例。匆忙地挤在水房里，面无表情地洗漱是个惯例。在天还未亮的冬季清晨往教室鱼贯奔跑是个惯例。学生们的鞋子啪啪地敲打这座美丽校园的石板路。百年校庆时新漆红的木门里，六棵两人抱的中国槐用无数光秃的枝杈指着天地，发出无声的叹息，而鸟儿照例不知愁地唱着歌。天空的启明星与远处小山上的白塔冷静地注视这一切。如果静物依然保留着那古老的另一维的智慧，它们一定知道，这些被禁闭的少男少女里面，有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女孩，她的爸爸已经终于挨完了自己的使命。
在这所学校里，早读不被允许出声。在这所学校里，彼此的智商常常令人自惭形秽，劳累不堪的孩子们渐渐形成了上课不爱发言的氛围。平日里也并不擅长跟人交流的我，被迫变成了半个哑巴，常常痛苦不堪。冬天，锅炉工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辛苦的孩子们舒服一点。此时，教室里的空气洋溢着平淡的温暖，以及大约七十个孩子的脑电波。脑电波在静默中飘散纠缠，企图编织出成果。最近的三食堂传来的早饭香，总是能给人很多动力。
正当我疲乏而认真地啃食书本时，有人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她示意我到教室外交谈。她叫“红”，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但是不教我。她曾经是我姐的同学，娘家也是我们村的。她妈妈是当年北京来下乡的知青，人很好，但有点大舌头，嫁了村里一男的，就没有回去。我妈跟她妈关系很好。上次见她时我还在读初中，她来找我是要做什么呢？
她接下来告诉我的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你姐给我打电话了，你爸在医院里，让你去看一下。你不要担心，应该没什么事的。我帮你叫好了车。我现在送你出校门，门卫我已经打好招呼了。”
她说话的语气亲切平淡，还很自然，但又极其认真。她自然的样子让我放心，而认真周到的安排又让我非常不安。现在想起来，我还是非常感激这个红姐姐，是她的细心，没让我在赶到医院前就受到惊吓。不知道我姐后来有没有还给她车钱。
因为时间太早，路上很空，我们的车开得很快。司机是个很普通的中年男人，他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样子。我说我去医院看爸爸，我觉得他应该没事。司机说，是，不要担心。他的话很少。“他一定觉得我很可怜，”我这样想着，就努力做出没事人的样子，说了很多平时不会说的话。
我就这样自我欺骗着来到了镇医院的门口。那里冷冷清清的，一个鬼影子也看不见。风呼呼地刮着，偶尔开过的卡车腾起烟尘，整条街笼罩着清晨的阴郁。这个景象长久地雕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我突然一阵恶心，在路边吐了一口。好在没吃早饭。好在司机已走远了。后面的几年里，我有无数次不得不到这家医院对面的公交站坐车。每次我都刻意不去看它，可心里总有一条线把注意力扯向那个阴森的门口。
三
我大着胆子走进医院的大门，发现文忠大哥已经等在那里了。我不知道他等了多久。他很熟路地带我走进破旧的电梯，里面昏暗的光映得他脸色灰黄，他的表情是我从没见过的样子，仿佛几天没睡似的。我的心立即悬了起来。
“看看去吧，人……不行了。”他艰难地吐出了这几个字，当他紧张时，总会有点轻微的口吃。
我的双脚像灌了铅，思维却变成了空白。那一刻，我在这种矛盾的感觉中失去了身体。我没有注意到周围空气的震颤是如何变成遥远的回声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病房门口的。我记得那里有好多人，在那些脸中，我认出瞎了一只眼的远房二叔，他本来是多么快活的一个人啊，现在他脸色庄重，什么话都不说。在他边上站着的是我的姑父。另外我记得有两个家住市里的叔叔也来了，他们平时一般很少回家。我的两个粗鲁的亲舅舅跟他们都站在一块。还有些什么人，我就不记得了。这些平日不相往来的人，在此刻站在了一起，他们低声交谈着，看到我都是一副悲悯的神情。我立刻明白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了。
我在用眼神跟他们打招呼时，还没有彻底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病房的门像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你一旦跨入，就别想再出去了。我如果能早点知道这个道理，就会在门口多停留一会儿了，那里空气稀薄，但普世的因果关系还依然成立。那些人让出过道给我，我像个主角一样，轻飘飘地进了病房。一切是那么平静，那么简单，我站在门内。我被床上的人吸引住了，那人躺在那，一动不动，身体藏在被子下，被子几乎是平的。此外，屋子里还弥漫着一种从没闻过的气味。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很怪。
姐姐说：“咱爸就在等你了。”
我没有听明白这句话，等我？等我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啊，他们需要我做什么吗？我不知道这已经是最后的告别了。
姐姐说：“你过来叫叫他，他听得见。”
我走过去。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是傻傻的。我看着那个人，那么瘦小，他真的是我爸？我爸不是一个挺大块的人吗？我又看他的脸，真的是我爸。只不过那脸上毫无血色，皮肤底层的斑点全部渗透出来，憔悴得不成样子。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面如死灰。那个人鼻子底下粘着根管子，连着旁边脏兮兮的氧气瓶，但好像还是不够呼吸似的，张大着嘴巴，嘴唇起了一层白白的东西，我又看了看，他的舌头也是白白的。我想，那气味就是从嘴巴里出来的。小娟姐姐（堂姐）手里有个小碗，里面是清水，她拿棉签沾了水，轻轻涂在那两片嘴唇上。我想，嘴巴是要多干，才会变成那种颜色呀……
可是他们说，那就是我的父亲。他们要我过去，要我跟他说话。他们说他在等我。
我看到自己走了过去，站在床边。我看到姐姐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她说话从来没有那么温柔过）。而我妈妈毫无存在感地留在屋子里。
他们说他在等我。他们期待我跟他说话。那我就去跟他说话吧。我说：
“爸，我来了。”“爸，我是小颖。”“爸。”
我看见自己说了很正确的话，很合时宜。很好。
人们告诉我，我爸已经“这样”好几天了，他曾经被送到市里的医院，现在他们又让他回来了。
我已回忆不起，接下来都做了什么。在下个事件发生前，我一共在那间病房里待了多久？我姐在干什么？我的灵魂仿佛蒸腾了。她好像是出去过一次，又好像没有。但是依稀记得，就是在她不在房间里的时候，那件事发生了。她也许是在跟我的那些叔叔舅舅们商量事情去了。
我的妈妈仿佛是突然间对所面临的一切发生了厌倦，又或是早已累积的疲惫在此刻终于爆发，还是说潜意识里认为我爸爸反正已经见过了我，而我也见过了他，所以是时候了结了……她突然爆发出哭声，夺门出去了。病房门咚的一声，仿佛整个楼体都发生了震颤。我爸爸所剩不多的灵魂似感觉到自己最终被放弃了，于是就着这空气的震荡离开了他枯槁的躯体。
接下去，一切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机器发出了尖利的鸣响，穿白衣服的人疾跑进来，用两个熨斗样的东西在他胸口作业起来。瘦弱的身子被吸起，又掉落，吸起，又掉落……直到白色被单被扯到脸上，身体痉挛。
我看到医生走了出去，屋里随即爆发出女人的哭嚎。小娟姐姐哭得最像样。母亲也哭得很像样。姐姐也哭了。我也哭了。
我知道我永远地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可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四
我知道我很悲伤，也应该悲伤。可是又说服不了自己。我被一种不真实感笼罩着，这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是演员。我像个假人一样，扮演我的角色——一个得到噩耗的人，一个突然失去父亲的小女儿。我立即注意到自己有一点没有做好——我穿的羽绒服是红色的。
没有人告诉我会发生这样的事。
要不我就会穿个黑色的衣服来了。
我看到自己非常难为情地小声嗫嚅着，跟姐姐说出了自己的困扰，我看到自己得到了她的谅解。我变得有信心起来。
我再次坐上安排好的车。这显然是贵宾级的待遇，我是主角。所有人都在注视我。此刻太阳竟露出了头来，家乡的初冬竟能这么清明，空气污染都隐退了。姐姐去办什么手续了，司机沉默着。金色的阳光从车窗溜进来，四周宁静，所有的声音都离我而去。我打开窗，让阳光洒在脸上，那冰凉的触感却无法使我清醒，特别是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在做梦。可是我心里只有两个字：好假。
我家的门大大地敞开着，许多人进进出出。灵车还要晚点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我都在别的葬礼上见过。没想到……
我走进屋，炕上坐着几个中老年妇女，她们在剪裁白布。令我惊讶的是她们的神态——仿佛世界并没有倾颓一样，仿佛自己在做一件很平常的事。她们拉着家常，东扯西扯，时不时还吵个两句。她们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我进屋来了似的。这些人里嗓门最大的就是我的亲大妈（大伯母），以前我不知道，或者说不相信她是个这么冷酷的人。还有邻居的老太太也在，平时两家相处一般，甚至有时不太愉快，没想到她也来了，这让我有点感动。与此同时，我心里气了起来：她们老早就开始准备了。她们早就知道结果了。也许她们一直期盼着这一刻呢。我立刻愤怒地跑到院子里。
爸爸终于来了。他被安放在堂屋，一个用门板搭起来的临时床上。姐姐站在爸爸面前。她疼爱地用指尖轻轻触碰爸的脸。她的手灰灰的，有点干，指甲上有白白的倒刺，跟脸一样憔悴。
这几天她是多么疲惫啊，必须承担一切，而我一点忙都没有帮上。她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呢？我没有经历的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直没人告诉我。几年后，有一次我在微信上跟姐姐发了大段的话，告诉她爸爸去世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并且让她有时间一定告诉我那几天发生的事。可是她好像忘记了答应过我什么。
姐姐说：“你也摸摸爸的脸吧。”
我怯生生伸出手去，指尖刚一碰到冰凉坚硬的东西，就触电般地缩回了。那个躺着的身躯哪里是我爸？我爸半个月前还在跟我抢电视机的遥控器呀……那个人就像个制作拙劣的蜡像……我的心被撕扯着，有什么东西碎掉了。
阳光的消失是从院中灵棚搭起开始的。爸爸的蜡像被装进红漆棺材，我失去了最后一抹可见光，世界突然变得阴沉。空气中不知是多了什么还是少了什么，让人根本喘不过气来。这时候人渐渐多起来，大多是来帮忙操持事情的。“大操儿”里里外外非常专业地忙碌着。村里的热心人这个时候都出现了。有个著名的混混“小六子”也来了。他大概四十多岁，还是个单身，平时没有正经事做，连地都不去照看。我小时候常自己在门口玩沙土，曾多次见他凶神恶煞地走过。但此时的他竟变了样，显出主动的、关切的神情。他甚至非常和蔼，又非常有感情地回忆起我爸的过往，说自己多么尊敬他。末了他神气地说：
“你知道你们姐儿两个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啥吗？就是要照顾好你们老妈！”我发誓此前我从没跟他搭过任何话。
我已不是我了。那时我的灵魂正在悄然裂开，而这发生得迅速又彻底，连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我看到自己站在充斥着灰色光芒的世界里，在第一声唢呐中，眼前的最后一抹颜色也隐退了。我的灵魂晕开在阴冷的灰色里。我飘进灵堂，看见小白从许多腿中间灰溜溜地穿过。我跟着小白飘出灵堂，看它在即将结冻的泥地里寻觅食物的残渣，整个身体脏兮兮的。没有人注意到你！丧家犬！
我们去“送纸”。那是一种奇怪的仪式，就是所有的亲戚都要按血缘亲疏的规矩各自披麻戴孝，然后排成队，吹吹打打地在村里最宽阔的路走一遭，走到将近郊外的某处就大肆烧纸。我小时候参加过很多次，每次都是跟着母亲排在队尾。这次我排在前面。
我爸人生中经历过几次挫折，对世事看的很淡，特别是人过中年后也不太花时间在交际上了。我印象中，他消磨时光最常经营的方式就是，翘着二郎腿躺在永远属于他的炕脚子那一头，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拿右手食指在空气里写字，仿佛他还是那个脸上带笑眼里闪光的青年教师——我当然没见过他那时的样子，全是凭借家里的许多张黑白相片推测出来的。可是那块曾经供他施展的黑板已经成了面前的虚空。那时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常常躺在他旁边，跟着听了许许多多评书相声。
所以送纸的队伍很短，人少地可怜。我记得小时候参加的这种仪式，队伍都很长，大家哭得都很响亮。但我们这支队伍却是静默的。我和姐姐都不是好演员，一到正式上场，就立即拘谨起来。我们都意识到应该哭起来。可是我就是哭不出，就对姐姐说：“我哭不出来。”姐姐一听，气急败坏地说：“我本来要哭出来了，你这样一说，我的眼泪又回去了。”后面的人看见我们不哭，也不好意思出声了。我们这支毫无士气的队伍尴尬地在街上走着，并且在村里人奇怪的注视下越走越快。
我爸一辈子不喜欢繁文缛节，所以我们把葬礼压缩到极简。时间只有两天，而且只有唢呐和鼓乐，没有请唱歌的。他最讨厌葬礼上唱歌了。每个上午我们都要去“送纸”，第二天下午摆“路祭”后埋葬。父亲是在第二天的某个时间被火化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当时是姐姐跟着去的。姐姐回来时手里捧托着个盒子，盒子由黄布裹着。我看到她左右被两个人搀扶着，跌跌撞撞的，眼睛肿着，眼镜片上全是模糊的泪痕。要不是有人搀扶着，我想她会倒下去。我知道，我永远地失去爸爸了，这一刻的感觉是如此强烈。我们连他在尘世的躯壳都失去了。我们再也见不着他了。我终于放声哭了出来。
这场葬礼很短暂，只有不到两天的时间，但是对于我来说，却只是个噩梦的开始。在这场葬礼上，我的母亲和姐姐几乎完成了他们对父亲的告别。或许她们从看到父亲辗转于不同的医院，一次次被告知噩耗，又带着些许悲观的希望寻找出路时，当她们为了父亲跟死神赛跑时，当她们有机会在医院里照顾父亲时，就已开始了她们的告别。我刚刚得到噩耗时，别人已在试着平息噩耗，开始下一段人生了。那时的我们都不知道，痛苦若得不到表现的机会，就会啃食心灵。姐姐和妈妈催我第二天就赶快回学校去。学习是更要紧的事。
五
我回到宿舍时，同学们都在上课。我一个人躺在空空的房间里，看着其余5个床铺，被子都整齐地折成豆腐块的样子。我第一次彻底地感受到人生的迷茫，完全不知今后活着的目的。房间里温暖如旧，这个下午是如此安静，静得仿佛有细细的戎毛顺着毛孔从体内爬出。突然间窗外起了一阵骚动，几个从操场回来的学生兴奋地叫嚷起来。我别过脸，看见有柳絮一样的东西在半空中缓缓打着旋地飘落，被西边的余晖染得金黄。那是我第一次目睹太阳雪。我的下铺同学小魏有一面很大的镜子，我想要看清自己的样子，谁知手指一碰到镜面，镜子就裂了一道缝。
后来的日子，我失魂落魄地，不管走在哪里，都觉得整个人被空气重压着。我的家人把我赶回学校学习了，他们不愿意知道我有多难过。我失去了全部的语言。上课时，自习时，提着暖壶走在路上时，在食堂就着塑料袋进食时，脑中都只有一个声音：我失去爸爸了。有一天我坐在教室里面，同学们都在拿笔刷刷写着什么。我注意到自己的心变了样——原本属于爸爸的位置成了个空洞。那个冬天很冷，所有的风都灌了进来。
我的心脏每一刻都在木木地痛着，可是在有人的时候，眼泪却一滴也掉不出来。显然，向周围的人表露情绪，对于我们家的人来说难得离谱。有一次，下铺的小魏在没有人的时候问我：你爸爸的事，你不难过吗？我没想到会有人这么直接地问出这个问题，要知道我妈妈都没有问过。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在大家面前表现地太若无其事了。我觉得我应该，也很需要哭一下。我立刻表演起来。我试着捂住脸，没有泪；我捂住眼，还是没有泪。最后我尴尬地抬起头，仿佛做错了事般。我的同学转移了话题。
那一刻的我，还是不知道失去父亲对自己来说真正意味着什么。她还不知道，以后会有多少眼泪等着她流——在无数个黑夜里，那个已经毕业工作的姑娘，将独自回忆过去，为了捕捉她此刻宁愿全部遗忘的关于父亲的点滴，然后流出许多许多的泪。她将重新努力地试图记起，那个雨后在菜园里采摘新熟的脆嫩秋黄瓜和酸甜的西红柿，兴奋地喊她过去品尝的男人。她将惊讶地发现，自己无法走出悲伤的另一个真正的原因——这个家里没有人再能逗她开心、给她安全感了。她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想不起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应该如何去笑。痛苦将会加深她与整个世界的隔膜，使她默认绝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真正地理解她和接受她。她还将发现，这个男人的离去将使这个家庭失去原本的平衡，而这三个失去主心骨的女人将会怎样地彼此怨恨。
此刻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还陷在麻木里无法抽身，那感觉就像儿时不小心刚被蝎子蛰完一般，刚开始只是酸麻、难受，并且因为惊慌而无法动弹——那离真正的痛楚还远得很。
两星期后我第一次放假回家，我的姐姐还在。她做了好吃的小鸡炖蘑菇，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机会聊一聊爸的事。我回到学校之后，第二天嘴角就生出一堆小水泡。后来接连几年，每次上火，水泡就在相同的地方生出来。我不知道她们两个有没有跟彼此说过什么，有没有一起哭过，但我被当做了局外人。我多希望——又有点害怕——可以有机会跟她们两个人抱头痛哭，然后她们会告诉我爸爸对我的期望：继续生活，努力高考。我以为我们都需要一点时间，来自己舔舐伤口。每次回家，我都还是抱持希望，相信等谁喘过一口气来，就一定会问一问我：爸爸的事，你难不难过？
希望破灭是在第二年春天，我放假在家时正赶上母亲给大姨打电话。两个女人都是大嗓门，我听见大姨在电话那头问：小颖怎么样？她想不想她爸爸？谁知道我妈斩钉截铁地说：她不想啊！我们都好得很。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回想起这一幕。但又会发觉，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也会因别的理由跟母亲与姐姐渐行渐远的。毕竟那不就是长大的全部意义吗？
六
在写下这篇文章时，我的心情经历了转变，由最开始的迫切而疏离，到后来重临其境的目光湿润，再到最后的冷静坦然。一个月前，我才刚刚彻底地走出抑郁，开始新的人生。我找回了对生活的真实感，像结束了一个长长的梦，灵魂终于归巢。从父亲去世算起，已是将近十二年了。我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花了这么久。到此刻，我才真正明白了写下这些文字的意义——不是为了一吐为快，不是为了讲故事，也不是为了让别人了解我真正的样子，而是为了终于可以跟那个悲伤的自己告个别。
父亲的离世对我来说是个创伤。从那天起我就患上了轻微的阅读障碍，书本上的文字到后来电子屏幕上的文字，我读起来都很费劲。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不能听到跟“父亲”有关的任何字眼，一听见眼圈就会发红，连上英语课听见“father”都会让我难过起来。而且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心脏的疼痛——每当我想起爸爸（那几乎是每时每刻），心脏就仿佛被刀剜着，疼得让人呼吸急促。最可怕的是我完全看不到未来了——最爱我的人都已经不在世上了，我还读什么书，赚什么钱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工作以后，我变成一个奇怪的人，表面上云淡风轻，心里却愤世嫉俗得要命。我后来了解到，那些恰好是PTSD的症状。
如今的我，处在离家很远的城市。终于静下心来，可以好好地读书写字，也常常可以看着窗外的雨或云霞，凝神静思。我常常像以前那样，在无人的时候对爸爸说话，并且相信他就在我身边，他全能听得见。这时心里开始洋溢起类似幸福的感觉，我终于不会像以前那样哭了。有时候我会想，父亲的一生也吃了很多苦，选择在我过了十八周岁的时候到站下车，这个疲惫不堪的中年人也已尽到了责任。
有一天我读到余华老师写的一段话时，突然对死亡这件事有了全新的认知：
我的弟弟不小心走出了时间。他一旦脱离时间便固定下来，我们则在时间的推移下继续前行。孙光明（弟弟）将会看着时间带走了他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景色。我看到了这样的真实场景：生者将死者埋葬以后，死者便永远躺在那里，而生者继续走动。这真实的场景是时间给予依然浪迹在现实里的人的暗示。
2019年7月5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