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书》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择。”此之谓也。
又是一周末尾，抢时间先完成属于自己的读书学习并翻译古文句子“日行一善”，继续学着反思深思并写作力争实现每天进步一点点。
有让国家混乱的君主，没有自然混乱的国家；有让国家得到治理的人，没有自然得以治理的法制。后羿的箭术没有消失，但后羿不能让后世的人都射中；大禹的法制仍然存在，但夏朝不能一直在后世称王天下。所以只有法制不能独立治国，法制也不能自然执行；得到治国人才国家才长时间存在，没有治国人才国家就很快会灭亡。所以说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开端；君子，是法制的本源啊。所以只要有君子，法制即使是简略一些，也可以普遍地使用；没有君子，法制即使是非常俱全，实施时也会失去先后次序，以至于不能够应付事情的发展变化，得以造成混乱了。
不知道法制意义，只知道修正法制条文的人，虽然知道得多，但是遇到事情也一定会混乱。所以英明的君主急于得到君子，而昏昧的君主就急于得到权势。急于得到君子的，自己就会因国家得以治理感到安逸，功绩大并且声名美好，好的方面成为王者，差一些也至少可以成为区域霸者；不急于得到君子，却又急于得到权势的，国家混乱了自己就会劳累，功绩很差并且名声受辱，国家社稷一定危险。所以作为君主的，应尽力寻找君子人才，用对了君子那么自己就得以休息。《尚书》里说：“只有周文王足够恭敬戒惧，自己能够小心选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人治与法治，二者有着天壤之别。这段文字为我们揭示了治理的核心要义：即便制度设计得尽善尽美，也离不开执行制度的人。
荀子先生曾提出，世上既不存在能自动实现长治久安的制度，也不存在注定陷入混乱的国家。其关键在于“君子”，也就是那些德才兼备的治理者。他还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后羿的射箭之法至今流传，可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像后羿那样的神箭手；夏朝的法律条文并未失传，但夏朝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这充分说明，制度是刻板的，而人是灵动的。
这里所说的“君子”，并非徒有道德虚名的“花瓶”，而是那些能够深刻领悟法的精神，并且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的智者。有了这样的人，即便法律条文相对简单，也能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若是缺乏这样的人，即便法律体系完备无缺，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也会失去效力，甚至可能越治理越混乱。
由此可见，那些明智的领导者，不会急于独揽大权，而是把精力放在寻找合适的人才上。一旦找到对的人，领导者自身既能轻松自如，国家也能实现安定繁荣，最终名利双收；反之，如果只知道紧抓权力，却不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任用，领导者自己会累得心力交瘁，国家还有可能陷入困境。
从现代的视角来看，这给我们提了个醒：既不能盲目迷信制度万能，也不能寄希望于所谓的“圣人统治”。真正的治理智慧，是用制度筑牢底线，同时培养并任用那些能够将制度灵活运用的人。只有将制度与人的因素有机结合，才是实现长治久安的长久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