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已故作家路遥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我父亲也很喜欢他。父亲也许不知道川端康成、泰戈尔甚至莎士比亚，但他知道路遥。他在我读小学时就读过路遥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爱不释手。
大概多少受了他的影响，长大后我读过好几遍《平凡的世界》，对其中的故事烂熟于心。路遥还有一部广为人知的中篇小说《人生》，最先发表于1982年，以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起伏动荡的人生图景。
据说《人生》影响极大，连现在著名的企业家马云对此都感慨颇深，声称《人生》极大影响了他自己的人生。可对我来说，也许是世事变迁的缘故，已不能尽然地感受马云所谓深刻的感受了。
“人生”是一个巨大的命题，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也许都不能穷尽其奥妙，它是流动的无形的存在，也是凝固的有形的分子。所以路遥取名“人生”实是采尽人世有形之全部辉光，然而我认为，即使把包括斯宾诺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等全世界古今大师的全部作品汇集到一块，也只能像一棵青绿繁茂的树木，根本难以遮蔽如大地般的“人生”疆域。
芸芸众生，各有其不可复制的人生，福祸、悲喜、贫富、贵贱、成败等等，我甚至以为，人生比世界还要辽阔、广大。人生可以是一片树叶——随风舞动，迎秋而落；人生也可以是一个舞台，任何人都可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随意演绎，自己既是演员，也是观众。
对于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我受到更多的触动是故事从作者写下第一个字时就无可避免的悲剧性。小说的悲剧是一代人的悲剧，是一代人的挣扎。推而广之，每个时代都有其外形不同精神相似的独特悲剧。一个富于思考的作家必定是心灵沉重的作家，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广博、丰富，却很少有人能看透、听清他们神秘的心语和黑暗的深渊。
《人生》中心怀理想的高加林不是他自己，而是很多同时代的人，甚至也是当下的我们。当一个无足轻重的生命投入到深刻、复杂的社会中时，已然不是其生命本身，而是受到了来自透明与黑暗两个空间的干扰和重塑。
读罢《人生》，不容置疑的是，很多人一致性地厌恶并痛斥高加林。高加林负情于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刘巧珍，却为了某些东西移情于城里姑娘黄亚萍。是的，心地善良的读者们痛恨他的不忠和势利。高加林庸俗吗？也许不是，他有自己的追求，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上帝赋予普通人的使命。恰好，他偏偏中了一种更加宏大的邪，做出了挑战命运和社会的举动。
在此，我不会偏袒任何人，也不会为任何一种人生选择正名。在我的认识中，“存在即合理”占据了很大部分。我认为在某些基本伦理与道德的约束外，不存在绝对的“正确”和“错误”。即我们很多时候做出的任何评价都有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够客观、全面的。
这部小说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之初。改革开放开始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百废待兴，很多制度也有待各方面的检验和完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建国近三十年后进入全面发展的开端，而此时，农村传统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还处在一个固化的阶段，人们对社会即将迎来的新局面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
在这个社会脱离原来的轨道，转向全新的轨道之际，农村与城市便产生了某种割裂，但逐渐地，彼此间又形成了难以剪断的紧密联系，我们可以把城市和农村这种联系称作“必然的纽带”，它们互相作用、彼此塑造，而且，两者以很多“流动的物质”为刺激因素，推动对方前进。
高加林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的选择至少是情有可原的，但同时又是激流勇进的，因为他激进的作为和前沿的精神追求，不可能被当时还保有传统意识形态的人们理解并支持。
社会本身的变迁可能有其自身的规律，但它同时又是变幻不定的，比如政治因素、社会变革、战争等等。另外，个人命运的轨迹永远难以像在纸上画出一条道路那般容易掌握，所以，在社会本身变迁和动荡的历程中，个人的命运必然会受其影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量，高加林人生道路的起伏不定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高加林最后趴到了泥土里，但正如路遥自己所言：故事未完——故事才刚刚开始。
联系我们自己，当下的大多数人现在所走的路正是《人生》中高加林站在黄土高原上梦想渴求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社会与时代创造了机会，赋予我们全新的一切。
最后，借当代朦胧派诗人顾城的名诗《一代人》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主题：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