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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Lerner，当代人类发展的研究最值得称道的变代是系统论思想的产生、发展并渐成主导思潮，它是我们构筑真正跨学科的儿童（发展）心理发展的研究领域的必然产物。发展系统思想正成为过去十年儿童（发展）心理学中理论变化的核心。它的跨学科的内在属性甚至使越来越多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家不满原有的称谓，主张以“发展科学”来取代“发展心理学”。发展系统论的界定性特征可以概括为关系实在论、历史（时间）根植性、相对可塑性和发展多样性这四个主要方面（Learner虽列举了更多特征，但都可在上述四个方面中得到释述）。Lerner认为，发展系统理论的框架在发展科学研究中已处于“支配地位”，它甚至被提到了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的高度。
以下我们就发展系统理论的这四个方面稍作说明。
从哲学层面而言，发展系统理论的基础是一种关系实在论。关系实在论摒弃一切传统的两分概念[在儿童（发展）心理学中，它们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成熟与学习”、“无然与教养”、“连续与间断”、“稳定与不稳定”、“完全不变与变化”等成对范畴]。关系实在论认为：事物不是简单二元对立的，而是构成一种整合的相互依赖和彼此决定的关系。它主张应融合整个人类发展生态系统的不同组织水平（从生物学到文化学），强调这些而同水平之间的关系才是构成发展分析的基本分析单元。这一思想几乎指导着本手册各章的内容，由此产生了许多更为具体的不同的理论模型，其涵盖领域既有传统领域（如知觉和动作发展、个性、情感和社会性发展、文化与发展、认知发展等），也包括新出现的研究领域（如精神和信仰发展、多样化儿童的发展、人类的积极发展等）。
关系实在论对流行已久的“普遍性规律”的概念造成巨大冲击。传统研究者拘泥于实质源自实证主义和还原论的万物一统观，既人类行为的研究旨在确认通常与人有关的所谓普遍性规律。关系实在论则强调个别化的特异性规律。每个个体都是其自身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对个体－情境关系的强调，使“发展科学从一个似乎将时间和地点视为与科学发展规律的存在和作用无关的研究领域，转化为一个试图探求情境根植性和历时性在塑造多样化个体和群体发展轨迹中的作用的研究领域。”（本手册第一卷第1章）
发展的可塑性是发展系统理论的另一要点。“可塑性”又与“发展的多样性”的概念相通。因为在个体与情境构成的动态系统中，个体与情境本质上是相互塑造的。于是在人与情境建立起“健康的支持性的联合”就可促进所有多样性个体的积极变化。而且，与发展科学对可塑性与动态性的理论关注相适应，纵向研究方法中用以评估发展系统中个人与情境间关系变化的统计方法的新进展以及关于质性分析技术的融合使用。也为之提供了方法的支持。
可塑性不能脱离发展的历史（时间）根植性。系统随时间进程而变化，即所谓历史（时间）根植性。发展系统论主张的历史（时间）根植性认为存在贯穿毕生持续系统的变化。多组织水平的联合作用既促进系统的变化，也制约着变化本身。
具体到个体，没有一个人的个体←→情境的关系是相同的；既便同卵双生子，他们也有着不同的关系史。“这种生物与情境随时间而出现的整合，意味着每个人均有各自发展的轨迹，它是个人所特有的。”多样性既指个体内的变化，也指个体间的差异。发展的多样性是人类生命历程所特有的待征，且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财富，因为它界定了人类生命最优化潜在物质基础的变异范围。它使人们利用它以实现自身积极、健康的毕生发展成为可能。
发展系统的相对可塑性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发展的潜势，当这种潜势与环境发展资源整合之际，积极的发展变化就可期待。“为一个人一生的相对可塑性提供可能性的个体←→情境的关系融合系统，构成了每个人的某种基本发展势力。”这种势力是发展的真正动力之源。
系统的发展方向不一定是正面的，关键在于社会的资源提供是否及时。发展科学的最大应用价值是势力使发展最优化，既促进在主体的实际生态环境中，最好地联合内外资源去塑造他们的生活历程。这就需求我们发展科学的研究者能为之设计和提供一种“能描述、解释和优化实践（使发展最优化）为一体的科学议程”。对多样化群体中个体和群体的认识，对多样化情境资源的认识以及整合的科学议程都是发展科学所必须的成分。
从发展的可塑性、时间根植性和个体－情境的动态系统观出发，就应对“个体差异（缺陷）”这一儿童（发展）心理学家最为熟知的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传统上，个别差异是从误差变异的角度来理解的，或是被理解为是由实验控制缺乏或测量不当所致，或是（更糟糕）干脆把它们理解为是某种缺陷或异常的指标。
遗憾的是，这种“缺陷”取向的思考方式的残余至今仍游弋于发展科学的外围，特别在行为遗传学、社会生物学或某些进化心理学之中。众多学者已警告我们：这些关于基因和人类发展的错误观念，惮通人或许易受其迷惑，但决不能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缺陷取向的理论基础，归根结底是遗传还原论和环境还原论。它们对公共决策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其与缺陷模型相结合的时候。因为尽管个别差异是绝对的，但这并不意吃着“一定有人属于缺陷人群，有人属于优势人群”。
假如要为遗传与环境以及其他众多二元对立的概这之纠缠不清的争论解套，要肃清堂而皇之存在的两分法思维的残余影响，那就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交互佚用”概念。交互作用只是“用自身通常被概念化的两个分离的单纯实体……以合作或竞争的或独立地（在）起作用”来描述事物（Collins et al.，2000）。只要是立足于这样的交互作用，争论两者（如天然与教养、机体与环境）的相对贡献大小，便是毫无意义的。一言以蔽之，所有两分法的观点，特别是遗传还原论的观点，不能作为阐述人类发展的理论框架。这在神经科学大举进入心理学家视野之际，尤应警惕。
从轻易地对差异贴上“缺陷”的标签，到将之理解为“发展的多样性”，Lerner认为这堪称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范式转变”：对人类本质特征的认识，以及对时间、地点（情境）和个体多样性的认识的范式转变。这一转换在第五版Damon和Lerner两主编当年曾亲自担任分主编的“人类发展的理论模型”一卷中即已成形，并开启了它们在发展科学中渐趋活跃的时代。至于在第六版中，则它与处处可见的发展系统模型有关。结后两版各章（包括第六版的新章），可得出如下结论：发展是动态的、多样的；时间和地点（情境）的差异是本质而非误差。因此，“要认识人类发展，必须认识与个体、地点（情境）和时间有关的种种变量是如何协同塑造行为的结构和功能及其系统的和系列的变化”。
当然，发展的多样性并不否认存在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只不过它同时坚持也存在“个别化的规律”，而且认为前者的概括需要经过经验的确证，而非先验的约定产物。个别化的、特异的和普遍性的规律共存；每个人和每一人群均有其独特的和共同的待征，它们都应成为发展分析的核心目标。发展系统理论也并不否定基因等的作用，而是强调“基因细胞、组织、器官、整个机体以及其他所有构成人类发展生态环境的机体外组织水平，融合为一个完全是联合起作用的、相互影响、同而是动态的系统”（Lerner，本手册，第一卷，第1章）。动态系统的核心特征是不把系统内的变量理解为独立的因素，它所指的“相互作用”是相互决定并彼此塑造的双向关系。说“动态（力）系统”是手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似不为过。关于发展系统取向的经典的研究，有兴趣并希望用于实证研究的读者可进一步参阅本手册有关各章及更多的相关著作。我们认为，尽管这些方法目前并未普及，但预示着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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