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徽州官府组织数百个良家媳妇给公公洗脚，场面壮观，而情形却相当暧昧和诡异；民国二十五年，山西某地曾有过一场磕头闹剧，三百名守寡贞妇，集体向婆婆磕头，发毒誓效忠亡夫，地方官绅事后还大立贞操牌坊，以表彰那些烈妇的壮举。

广东某实验中学首创“青年礼”，要求初二学生在操场集体“下跪”，以示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母亲节前夕，江西某小学100名学生在操场上给妈妈洗脚以示孝心； 下跪洗脚的光荣事迹，有如雨后春笋。连儿子学校也布置了一个让我十分尴尬的“德育”作业：给长辈洗脚，并要求拍照留念。

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表演形式大于实质内容，说到底就是为了降低统治成本的道德秀。中国是一个政治早熟的国家，在秦汉，中国皇帝就发现以武力手段只能实现暂时的压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得从思想层面出发，一统江湖。

于是汉武帝祭出思想界的大宝剑--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在我以前的文章《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里已经谈到过。为什么要独尊儒术? 因为儒家主张“为尊者讳” 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长幼序列制，至于孔孟的其它思想，不需要的就阉掉，反正最终解释权在皇帝手里。

对比欧洲历史就会发现，当时的欧洲君王就无法对自己的大块领地进行有效统治，有一句著名的话：“我附庸的附庸就不再是我的附庸”，生动的说明了欧洲封建君主的统治触角的局限。要如何突破这个局限？那就要用洗脑的方式来实现，答案在东方。

孝道作为延续皇权统治的大杀器隆重登场，为什么说是大杀器？

首先，谁都很难反驳孝道人伦的普世价值：做父母很少有不爱子女的，做子女的也很少不亲自己父母的，爱与亲情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人性主题，那么既然这个大前提合理，后面就是谎言可以发挥的空间。（就像小说《鹿鼎记》里的忽悠大师韦小宝，他忽悠人总是以真话做开场白，然后再偷换概念把你带进沟里。）

中国式孝道从未承载过真正的爱与亲情，而仅仅是在重申长辈对晚辈无所不在的支配权力。它拒绝家庭成员的人格平等，无视晚辈的人格尊严，进而摧毁主体的独立建构，由此导致服从性和工具性人格的茁壮成长。家庭孝道，是帝国规训政治顺民的逻辑起点。

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受到表彰的著名孝行，大多散发着浓烈的自虐和互虐气味。在作为道德范本的《二十四孝图》中，三分之一的事迹尚在可以理喻的范围，而约三分之二的故事则可以划归荒谬可笑之列，诸如“戏彩娱亲”（70岁老头假扮婴儿逗老母快乐）、“埋儿奉母”（为了省下口粮给老母，竟然活埋幼子）、“卧冰求鲤”（在严冬以裸身融化河面冰层，钓取鲤鱼供继母食用）、“恣蚊饱血”（在夏季用自己裸身吸引蚊子而保护父亲）、“尝粪忧心”（亲尝父亲的粪便以了解病情）之类，所有这些被大肆宣扬的事迹，不仅洋溢着SM的奇特激情，而且充满着杀子恋母或自残恋父的古怪情结，这些原本只能在18禁小电影里才能出现的私密情节，却被裹上儒家伦理的庄严外衣，放射出经久不息的道德光芒。

政治顺民洗脑完成，一个个合格的成品就被派到全国各地成为一方的统治者，皇帝根本不用担心他们会造反，这些人型机器的程序设定里哪怕是一点点的僭越之心的BUG也不敢有。因为交通与通讯不发达，一个官员甚至在上任的路上就有可能被另一个人冒名顶替（这种事情完全可能，当时连身份证照片都没有，回趟家可能就得走上一年，一个农民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走出过离家方圆十里，冒充另一个人实在太容易了。）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是认同帝国政治思想，那就不妨碍他做一个合格的地方统治者，至于他到底是谁，根本没有关系。

东方统治者就是利用这种自阉式“孝道”，对家庭成员间的人伦之爱进行概念偷换，以期从这种被扭曲的伦理关系中训练奴性，进而把它投射到君臣、官民的关系之中，以捍卫王权设定的永恒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