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苏门三父子，文学成就最大的，首先想到的就是“大苏”苏轼。而“小苏”苏辙，虽然在文学方面的名气不如其兄，但在政治上的成就和官位却比苏轼高了不少。

在性格方面，一般人认为苏轼性格豪放，有话不吐不快；而苏辙这个人，跟他哥哥相比，就比较内向、平和。

但其实，在苏辙青少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杠精，而且他抬杠的对象要么是皇帝，要么是当朝宰相和位高权重的执政者。

这样的性格得罪了不少人，备受打压，纵使如此他始终没有改变。但他的人生从46岁开始转折，只用了七年时间，他就从一个县令，被提拔为副宰相。

要搞清楚他能迅速提拔的原因，还要从他三次著名的“抬杠”说起。

第一次“抬杠”：怒怼皇帝宋仁宗。

那年苏辙22岁，正参加题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殿试。当时皇帝宋仁宗，已经五十二岁，执政三十余年。苏辙认为他懈于政事，于是在试卷中指出了他执政时候的四大缺点。

“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夏作难……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

第一点，皇帝您刚登基的时候，西夏作难，您为了国家昼不能坐、夜不能寐，天下人都说您如周文王一般小心谨慎。然而，当西夏退兵之后，您就弃置了忧惧之心。平常的时候懈政，不愿意深谋远虑；而有事情的时候，则太过于惊恐。“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

第二点，这几年，宫中的姬妾都快千人了，皇帝您声色犬马，不顾政事；

第三点，皇帝你太爱花钱，现在国内民生疾苦，而你赏赐起达官贵人毫无节制、予取予求，从来不问原因；

第四点，因为你的懈怠和执政能力的欠缺，导致现在朝中大臣连愿意给你谏言的人都没有了。

整篇文章读下来，就不仅仅像是提建议了，而是把宋仁宗抨击的一钱不值。要知道，宋仁宗可是为数不多的被评价为“仁君”的皇帝。

就连苏辙自己，写完了这篇文章后，也自嘲说自己肯定考不上。

朝中大臣也分为两派，司马光说应该作为第三等录取（在宋朝，科举分为四等，一二等是虚设，实际上最高的是三等）；而一个叫范镇的考官说：“这都把皇帝比喻成昏君了，应该直接打发回家。”

这个难题交到仁宗手里的时候，仁宗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

我命名题目为“直言”，现在要是因为别人“直言”让人家落榜，天下人会怎么说我？

后来，经过几个宰相的商量，苏辙被第四等录取。

第二次“抬杠”：怼皇帝宋神宗。

在苏辙科举被录取后，并没有立马入朝为官，他主动要求在京城侍奉父亲。

四年以后，他出任大名府（当时也被称为“北京”）推官。没当多久，父亲苏洵就去世了，于是他和哥哥苏轼回家守孝三年。

等丁忧完，苏辙回到京城刚好赶上王安石变法。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宋神宗上书。

皇帝看文章写的不错，就召见于延和殿。

苏辙就开始说：“您这样改革变法根本不可能成功。你得先去赚钱。”

神宗就奇怪了，你这不是抬杠吗？王安石王相公主持的变法，里面的青苗法不就是用来赚钱的吗？

接着苏辙辩解道，不是说青苗法不行，而是做事情要分清轻重缓急。一下子搞多条政策，却没有弄清楚先后顺序，这是十分糊涂的。应当把正确紧急的事情（赚钱）放到前头，后面的改革才能成功。要是把别的事情放到前头，你刚刚开始没多久，变法就被财政问题拖垮了。

王安石一听，想：“这个杠抬得好，正合我意。”

正好当时为了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就把苏辙拉了进来，担任高级参谋。

第三次“抬杠”：痛斥新政。

当时王安石想，好不容易有一个跟我不谋而合的人，那我的“青苗法”一定可以顺利施行了！

可是苏辙并未如其所愿，苏辙说：“青苗法本意是在救济百姓。但肯定有吏员趁机贪污营私，而钱到百姓手里，即便是良民也会乱花。这样下来，就有悖于变法的初衷了。”

王安石听了也不知道如何反驳，按下不表：“你说的有道理，我再考虑考虑。”

在青苗法还未正式颁布之前，后来有一个官员，在陕西私自施行“青苗法”，正合王安石心意。于是在秋天的时候，王安石派人去收取没收到的钱财。朝廷内外的人都觉得有所不妥，但也都不敢说。

但苏辙站出来说，“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后来发现很多大不可行，被天下人所耻笑。现在你们的行为和此事，有何不同。”

最后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叫《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全面地否认了新法。而且还对王安石说，您赶紧把我调走吧，我也不在您这混了，在地方上我干得都比现在好。

这下可把王安石气疯了：你一个“变法”的高级参谋，居然站出来全面否定变法？这不是打我脸吗？

于是，未来的十几年间，苏辙被一贬再贬。最后，在1084年，被贬到安徽绩溪县当县令，这等于是贬无可贬了。

那是什么原因，可以让苏辙又用短短几年时间，从县令又升任副宰相呢？

其实，无外乎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新党失势，反对变法的旧党上任。

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在神宗在世的时候，就极力地反对变法。

于是任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为宰相。苏辙即被召回中央。紧接着很快担任右司谏，也就是朝中的谏官。

第二个原因，虽然脾气暴，但有真知灼见和卓越的执政能力。

像上面跟皇帝、宰相的话，虽然难听，但所言非虚，几乎都命中问题要害。

苏辙仅仅在谏官位置待了九个月，上疏的奏章就达到了七十四次。

在此期间，朝廷采取他的建议，化解了和西夏的冲突后，苏辙升任中书舍人。

又过了一年，他升任户部侍郎，也就是财政部副部长。当时国家很多部门花钱，不经户部审批即可使用；而户部也不用承担，给钱的责任。

苏辙一上任就看出了这个问题：“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材智之臣，……今不早救，后患必甚。”

意思是说，每个部门，办事情，只考虑自己的效率，而不体恤国家还剩下多少钱；而户部也以能够发给各部门钱财为绩效，也不会问这个钱花得合不合适。长此以往，国库必然空虚。纵然户部得到个理财高手，也没办法控制这个局面。

“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

怎么办？建议其他花大钱的部门的财务、立项等事宜，全部归户部。其他部门的考核只负责快慢。这样中央花钱，就可以最大化了。

这就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雏形啊。之后苏辙不断地升迁，等于把每一个工作岗位都轮了一遍。

最后被提拔为门下侍郎。也就是实至名归的副宰相。

一朝天子一朝臣

虽然苏辙很干练，但是在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去世之后，北宋的新旧党政进入了白热化。

1093年，高太后去世。次年，宋哲宗亲政，

改元绍圣。意思是继承神宗的意志。重新启用新党。

苏辙再次遭到一连串的贬谪。数年以后，大文豪苏轼在常州病逝，以未再见苏辙抱憾而终。当时的苏辙在远隔千里的颍川，得知后，在悲痛中为其撰祭文。

三年以后，苏辙定居颍川，终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谢绝宾客，决口不谈时事，将所感皆寄托于诗中。

1112年冬，苏辙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南宋期间，因其子苏迟显贵，苏辙获赠太师，封魏国公，追谥为“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