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会看这本书，是被封面上的“闻一多”三个字吸引了。说实话，很想知道闻一多先生对于唐诗有什么不同于他人的见解。读完之后，不禁感叹闻一多先生果然没让我失望！虽然是“杂论”（大概是因为其中的文章大都发表在20—30年代的报章杂志上，后来汇编成册），略显零散，但也并不影响我们去理解闻一多先生笔下的唐诗世界。
闻一多先生首先就提到了“类书与诗”。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对于“类书”和“类书与诗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了解。即使是通过百度了解到类书的含义后，我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联系。直到看到闻一多先生写到唐太宗时期倡导的“类书家”的诗是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先生在书中指斥唐太宗所提倡的类书诗，这种堆砌式的诗，仅仅有浮华辞藻，而缺乏才情。于是太宗时期鲜有好诗出现，甚至沦落到需要非专业诗人魏征的《抒怀》来撑门面了，这对于我们心中“唐代是诗歌的时代”无疑是一个巨大冲击。
接着闻一多先生就谈到了宫体诗的自赎。宫体诗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历来就是饱受诟病的。闻先生在这本书中也是怒斥其格调低下，称其为“积极的罪”，他认为宫体诗描摹的不外是“眼荡淫笑”，“心怀鬼胎”，是“下流意识”的口供，然而争相如此“堕落无止境”，成为文字的“裎裸狂”。宫体诗的转机是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出现，虽然似有“劝百讽一”之嫌，但至少用“以毒攻毒”的方式为宫体诗的自赎出了一份力。然后是刘希夷，刘希夷开始尝试摆脱齐梁宫体诗的桎梏，越过齐梁，直接向汉晋人借贷灵感，他开始带领宫体诗回返常态。而被誉为“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的出现就彻底地赎清了那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廷所遗下的那份最黑暗的罪孽，基本完成了宫体诗的自赎任务。
关于“初唐四杰”，虽然一直我们习惯上将他们四人划分到一个宗派中，但闻先生却认为在“初唐四杰”这个大宗派中实际包孕着两个小宗。他认为四杰无论是在人的方面，还是在诗的方面都天然地形成两组。人的方面他主要是从四人年龄的不同辈、性格的不同类型、友谊的不同集团和作风的不同派等方面论述了四人的异同之处。诗的方面四杰主要的区别在于：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而这种区别的出现是由于他们两派在诗歌发展史上所承担的使命不同。卢骆在诗歌发展史上所承担的是破坏任务，他们要对宫体诗进行改造，需要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合的节奏，他们必须要以赋为诗。而王杨则与卢骆不同，他们承担的是建设任务，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建设、发展五律。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认为，四杰中王杨的功绩是超过卢骆的。但闻先生却认为不然，我个人很喜欢闻先生关于这一点的叙述：“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多寄予点同情。”
骨貌淑清，风神散朗。“诗如其人”四个字用在孟浩然的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虽然与杜甫、李白等人相比起来，他的诗量不多，质也算不上很高，但是诗至浩然境界又深了一层。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的“真正的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他的诗与其说是孟浩然的诗，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若我们能够理解“诗的孟浩然”，便可以忘掉“孟浩然的诗”了。
从前我对于贾岛的认识可以说是很片面的，在读这一部分之前，我也在自己的脑海中仔细地搜索了关于贾岛的信息，结果不过是“著名的苦吟诗人”“郊寒岛瘦”“作诗偏好阴霾、凛冽的情调”，出来这些十分模式化和浅薄的认识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对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了。我不知道他为何爱深夜过于黄昏，爱冬过于秋，也不知道他为何将“静”“瘦”“冷”作为自己生命的主色调，一切都等待闻一多先生带领我寻找答案。任何一个作者的创作都无法完全摆脱自己人生经历的影响，贾岛也一样。因为他前半辈子的蒲团生涯，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他那一切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是否与他早年间在禅房中接受到的“众生皆苦”的教育有关。而这种经历对他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深远的，所以当他发现他正处于一个走上了末路、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笼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时，他不会像孟郊那样愤恨，也不会像白居易那样悲伤，反而能够立于一种超然地位。不得不承认的是贾岛是一个极其悲观的人，对他来说最好的也不过是温馨和凄清糅合在一起，虽有温馨，却也摆脱不了凄清。
而贾岛在晚唐五代备受推崇的原因，闻先生认为是唐代的人们经过初唐的华贵和盛唐的壮丽之后，已经感到了疲惫和厌倦，他们需要休息。而贾岛的出现让他们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他们可以在这里驱除疲惫，恢复气力，以便应付下一场的紧张。如果说贾岛在晚唐五代的成功只是偶然，是那个时代的偏见与冲动，那为何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呢？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钟谭、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可见每个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是需要休息的，这是时代发展的一个规律。所以贾岛不仅仅是晚唐五代的贾岛，也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
如果说前面的内容都是闻一多先生在以诗人的眼光来评判他眼中的唐诗世界，那么“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这一部分就是闻先生开始以学者的身份探究唐诗世界了。在这一部分中，我看到了闻一多先生身上那种对研究极其敬畏的精神、渊博的知识及敢于探究和敢于质疑的斗士能力。为古人编写年谱本身就是一项非常艰难且繁琐的事情，毕竟很少有一本史书是专为一个人所写，也很少有人会想起在生前就为自己写一个详细的自传，能够供后人研究的不过就是他们当时留下的书信、诗歌等一些文字材料罢了。就算是这些少且珍贵的文字资料，研究者在研究时还要仔细地辨别真假。研究时不仅要参考当时其他诗人的诗文，还要引用其他书籍中的内容，工作量不可谓不大。我想支撑闻先生完成这项繁琐工作的原因除了他身为一名学者的自我修养之外，还有他本身对于杜甫这个人的欣赏吧！闻先生对于杜甫是十分欣赏，这一点无论是从文章的篇幅还是字里行间都能够看出，他对于杜甫毫不吝惜溢美之词，他认为杜甫是凤凰，少年雏凤清声，青年凤舞九天，中年则凤击雷电，最后凤凰涅槃，留下人类不朽的歌唱，在时间长河回荡。
最后是一篇很有趣的关于日本学者小畑薰良英译太白诗的评析。虽然闻先生在看这位学者的作品之前已经理解“译文是给相应语言的读者看的，而非为原作者或原文读者准备的”，也注意到了小畑薰良先生做英译太白诗的工作是从第一种外国文字译为第二种外国文字，是非常的艰难不易。但真正开始对它的评析之后，他还是毫不客气地指出其中荒谬的错误和考证不正确的地方，对于这位学者的批评也是毫不委婉、严肃直接的，甚至让人觉得毫无颜面、无地自容的。例如在批评译者的选材不恰当的时候，他会说“不知道选择的观念到底来过他的脑筋里没有”；在批评译者没有翻译出李白诗的气势时，他会说“我说这毛病不在译者的手腕，是在他的眼光”；在评析译者所译的《峨眉山月歌》时，他也会说“在诗的后面译者声明了，这首诗译得太对不起原作了，其他应该道歉的还多着，岂止这一首吗？”可以说闻一多先生对这位日本学者的批评是相当不留情面的，我想那位日本学者若是脸皮稍微薄一点或者心理承受能力差一点，只怕都受不住无情的评价吧！可是这就是闻一多先生呀！耿直、可爱、率真、对于学术有自己的坚持!
看过这本书之后，我也去看了看别人对于这本书的评价，有褒有贬，有人认为闻一多先生写得极好，也有人觉得这本书太过零散，不成系统，研究也不够深入，只适合唐诗刚入门者来学习。但不管他人如何评价，我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对唐诗的认识相当少且片面的人，的确是从这本书中学习到了许多从前根本不了解或一知半解的知识，对于闻一多先生的了解也更深入了一些，也算得上是受益匪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