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饭票三两斤，
一段往事记在心。
疾书流水几千字，
真亦假来假亦真。
自己拍摄
大前年回农村老家过年，腊月的风里带着炮仗燃过后的硝烟味，和着灶间飘出的炖肉香，是老家人最熟悉的年味儿。我和大哥一家围坐在烧得滚烫的炕上，屋外偶有零星的雪沫子敲打着窗玻璃。闲聊间，大哥翻弄着一个旧铁盒子，里面竟抖落出几张泛黄、边缘已磨损的硬纸片和塑料片——那是我们初中上学时的食堂饭票。票面上模糊的红色印章，像一枚被时光浸透的邮戳，瞬间将我们拉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些浸透着玉米糊糊香气、回荡着晨读钟声的岁月。那些关于饥饿、分享、委屈与坚韧的初中生活片段，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朦胧，却又带着刺人的真切，一幕幕重新在眼前活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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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饭票，我真正大规模、有规律地使用它，要追溯到稍晚些的师范读书时代。三年的师范生活，它几乎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每日三餐，离不开它；甚至连学校下发的奖学金和助学金，都以一沓沓饭票的形式支付。小卖部里买支铅笔、换个本子，也可以用这“硬通货”结算。它的面值不大，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两元，最大的也不过如此。校园方寸天地，自然用不着十元、五十元那样的大钞。而且这三年的饭票钱票，材质、样式从未变过，红黄绿的塑料底板，简单的数字和校徽，相较于初中时那些更具“乡土气息”的饭票，显得过于标准化，反倒少了几分值得咀嚼的回忆。唯一能让我在记忆里精准定位的，是每月生活委员发放奖学金饭票时，那脸上堆起的、与平日不同的、带着些许微妙权力感的笑容。那笑容，像冬日里难得一见的暖阳，短暂地照亮过我们清贫而规律的日子。
我的初中，坐落在离村五六里地的乡上。这点距离，让我成了走读生，无需体验住宿生的全部日常。虽然初四那年，因故有过短短一周多的住校经历，但那只是浮光掠影。绝大多数时候，我与学校那口冒着蒸腾热气的后厨大灶，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然而，我的同桌东子是住宿生，于是，我成了他们那个小世界的忠实听众。每日里，听得最多的，便是关于“饭”的永恒话题：谁家这周带了什么好咸菜，谁又在打饭时被食堂师傅克扣了分量，哪个宿舍昨晚分饭不均吵了起来，还有那关于伙食好坏的、永无结论的争论。这些琐碎的声音，像无数条涓涓细流，汇成了我对住宿生吃饭这件事的完整认知，虽未完全亲身经历，却已了然于胸。
那时的乡村中学，还没有“双休”这个概念。周六下午放假，周一一早开学。对我们走读生而言，周一清晨背着书包出门便是。可住宿生们，却必须在周日下午，就踏上返校的路途。于是，每周日的午后，村北那条通往乡镇的沙土公路上，便会出现一道独特而略显沉重的风景线：一支由东向西，绵延不绝的学生队伍，正缓慢地朝着中学的方向“蠕动”。
“蠕动”这个词，用得毫不夸张。三三两两，结伴而行，速度却快不起来。不知是对家的那份温热与自由的留恋，还是对学校那一周清汤寡水、难见油腥的伙食心存畏惧，抑或是肩上那沉甸甸的行李拖慢了脚步。你看吧：偶尔有家境稍好的，坐着吱呀作响的马车或驴车经过，扬起点点尘土；也有推着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手自行车的，车把上、后架上挂满了包裹；但绝大多数，还是靠着两条腿步行的少年。他们身背、手提、肩扛着大小不一的包裹和粮食袋，步履蹒跚。无需多问，那鼓鼓囊囊的包裹里，多半是母亲亲手烙的面饼、腌的咸菜疙瘩，或许还有几瓶舍不得吃的肉酱。那时节，家家光景都紧巴，但为人父母者，总会从牙缝里省出点钱粮，想方设法给即将离家求学的孩子，备下些稍稍能见点荤腥或油水的“私房菜”，为那一周漫长而清苦的日子，增添一丝微不足道的慰藉。
除了这些承载着家庭温情的包裹，更显眼的，是每个学生背上那一嘟噜粮食。这是要交到学校大灶上，换取一周饭票的“硬通货”。那时，大米在北方乡村根本就是稀罕物，学校的大灶也“入乡随俗”，一日三餐，几乎被金灿灿的玉米包揽。早上是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碴子粥，中午和晚上则是干噎拉嗓子的大棒子米饭（玉米渣干饭）。偶尔蒸一顿酸掉牙的玉米面馒头，就算换口味了。若能吃上一顿小米饭，那简直如同过节，足以让整个宿舍欢呼雀跃。因此，住宿生们必须从家里带上规定数量的粗粮（玉米碴/玉米面）和细粮（小米），上交到大灶仓库。然后，食堂会计会根据上交的斤两，换给你相应数量的饭票。饭票的面额有一两、二两、五两、一斤、二斤几种，只用它来购买主食。若想打菜，则需另外用人民币换取等值的、颜色各异的小额“钱票”。吃饭需得“票证齐全”，这也就难怪，每当下课活动，总有些毛手毛脚的学生，从兜里掉出花花绿绿的饭票、钱票，引得几个眼尖的一哄而上争抢，为此引发口角乃至斗殴，也并非稀罕事。
这个周一开学，东子妈显然也下了番功夫。她给东子准备了一个鼓囊囊的黄布背包。里面装着一铝饭盒用油盐精心炒过的咸豆子，三个沉甸甸、黑亮亮的咸菜疙瘩，还有六张用高粱米面掺了白面烙的饼。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饼里特意多撒了切得细细的葱花，烙得焦黄，闻着就有一股诱人的香气。有了这些“储备”，东子心里踏实了不少。这意味着，未来一周，除了那千篇一律、味同嚼蜡的大棒子米饭，他每天还能在自己的碗里，悄悄掰几块面饼进去，算是给那早已发出“味觉疲劳”抗议的胃，一点小小的补偿和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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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东子家里还有刚腌好的家鸭子蛋，咸香流油。但东子妈犹豫再三，还是没敢给他带。她清楚，东子个子矮小，在宿舍那群正长身体、饭量如牛的“虎狼兄弟”面前，拿出咸鸭蛋，无异于羊入狼群。那几个小子才不会顾及这是东子一周唯一的荤腥，一顿就能给他抢夺分食干净。以前不是没发生过类似的事，东子除了欲哭无泪，又能如何？这小小的咸鸭蛋，承载的不仅是母爱，更是那个年代资源匮乏环境下，一种无奈而辛酸的生存智慧。
那时的乡村，经济普遍拮据。一个班里，像顾养民那样家境优渥、衣食无忧的子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是像孙少平、郝红梅那样的孩子，家中余粮有限，闲钱更是掰着指头算计。每周开学都要给孩子准备一笔钱粮，对部分家庭而言，确是不小的负担。于是，带到学校大灶上的粮食，质量便难免参差不齐，特别是相对金贵的小米。也确有个别家长，抱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态：“这招了虫子的小米，又不是只给我家娃一个人吃，说不定他还吃不到呢！”于是，这些掺杂了沙石，甚至可见虫蛀痕迹的劣质小米，便流入了学校大灶的仓库，最终经过大锅的熬煮，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学生的饭碗里。我并未亲眼见过那场景，但东子几次跟我抱怨，在稀饭或小米饭里，吃出了“高蛋白质”（指米虫）。他苦笑着说：“能有啥办法？好几百人的伙食，你让那三五个师傅从米里挑小虫，简直是天方夜谭。”况且，那时食堂的师傅们自带一种“掌勺者”的优越感，寻常学生娃，谁敢在饭菜质量上挑三拣四？万一不小心得罪了其中哪位，往后打饭时，那勺子一颠一簸，吃亏的可是自己的肚子。这种无形的威慑，让大多数学生选择了沉默和忍受。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每天早晨一到校，班级里各个宿舍的舍长，就会拿着小本子，挨个询问舍员：“今天订多少？”这时，教室里便会响起一串串数字暗号：“343”“333”“232”……舍长一边应着，一边飞快地在纸上记录。初闻者必定一头雾水，但这却是我们每个人都懂的“行话”。这串三位数，代表了一位同学早、午、晚三顿饭的订饭斤两。“343”即早饭三两、午饭四两、晚饭三两。那个报“232”的，多半是饭量小的女生，若是正在抽条的半大小子只吃这点，怕是不到中午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舍长收集好全宿舍的数据，在一张早已画好表格的纸上填妥，然后汇总到一张四指宽、事先油印好的表格纸上。这张小小的表格，承载着全宿舍一天的口粮希望。各舍的表格最终被统一交到学校大灶管理员手中。管理员再依据全校的汇总数据，计算所需下锅的米量。那年代，学校没有电脑，没有电子表格，全凭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脆响，完成这繁复的统计。我常常佩服那位食堂会计的“神功”，十指翻飞间，仿佛能拨动几百个少年的饥饱冷暖。 大灶师傅们如何将堆积如山的粮食变成饭菜，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个谜。厨房重地，严禁学生入内。饭做好后，到了开饭时间，景象也与如今截然不同。没有宽敞明亮的餐厅，没有井然有序的打饭窗口。只有厨房外一间狭窄的过道，权作打饭之用。各宿舍由舍长或轮值的社员，端着硕大的搪瓷盆或铝盆，前往那里，将本宿舍一顿饭的总量一次性打回，然后再回到拥挤的宿舍里，进行第二次分配——分饭到人。
有一次，我恰好有机会和轮值的东子一起去大灶打饭。我俩一人捧着一个洗刷得发白的塑料盆，一个装饭，一个盛菜，径直走向食堂那间烟雾缭绕的外间。还未近前，一股混合着玉米蒸熟后的闷浊气味和食用油的味道便扑面而来。只见门口已经排起了两条长长的队伍，像两条疲惫的蛇，缓慢地向前蠕动。两名围着厚重、油污锃亮几乎能站立起来的白布围裙的师傅，正站在长条桌后，一个称饭，一个打菜。我们默默排在队尾，随着人流一点点前挪。
眼看还有三个人就轮到我们，身旁忽然一阵骚动，一个初四的高个子学生，像一堵墙似的斜插过来，毫不客气地挤到了我前面。我年轻气盛，刚想开口理论，东子在一旁用胳膊肘轻轻撞了下我的腰，递过来一个“别惹事”的眼神。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那大个子学生乜斜着眼瞥了我们一下，神情倨傲，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东子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说：“忍了吧，这帮大家伙每周都这样插队。没人敢吱声，不然，指不定哪天放学路上就被他们堵在哪个犄角旮旯‘修理’一顿，你找谁说理去？”我下意识地挺了挺自己刚窜到一米六不久的瘦弱身板，喉结上下动了动，终究还是把那股不平之气，和着唾沫一起咽回了肚子里。
终于捱到了我们。我这才有机会近距离看清这打饭的“操作台”：一张钉了层斑驳白铁皮的长条桌，油渍和划痕遍布。右手边摆着一杆老式台秤，黝黑的秤砣挂在钩子上，随着师傅的动作微微晃荡。那两个师傅，一个白胖，一个黑瘦，都鼓着一双因长期被蒸汽熏燎而布满血丝的大眼睛，粗声大气地问：“多少？”
“3斤4两饭，两块二的菜。”我赶紧递上相应的饭票和钱票。
那师傅接过去，只随意瞟了一眼，便扔进旁边一个盛票的、油黑得看不清原本颜色的纸盒里。右边的白胖师傅（后来知道姓李）随即抖动手中的铁饭叉——那是一种有四根细长齿的特制工具，在他身后那个装满金黄色大棒子米饭的巨大笸箩里，“哗啦哗啦”地翻了几下。然后他左手抄起我的塑料饭盆，右手饭叉“歘歘歘”几下，叉起米饭扣进盆里。他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盆里的量，似乎觉得多了，又用叉子边缘不耐烦地拨回饭堆少许。接着，只见他左手将饭盆往秤盘上一掼，右手“嗖”地推动标尺上的游码，动作快得让人眼花缭乱。秤杆“砰”地一声弹起。“3斤4两高高的！拿走——”胖李师傅拖长了音调喊道，那边打菜的师傅也几乎同时，将一勺寡淡的、漂着几点油星的炒青菜连汤带水倒进了菜盆。
“我……师傅，这饭够秤吗？”我盯着他那几乎没怎么看秤星的“快手”操作，忍不住嘟囔了一句。
“想吃不吃？小崽子，找不自在是吧？”胖李师傅脸色一沉，语气极其不耐，随手一扒拉，饭盆“哐当”一声从秤盘上滑落，在铁皮桌上颠了两下，幸亏东子眼疾手快一把扶住，否则这盆凝聚着全宿舍希望的米饭，恐怕真要撒一地，敬了土地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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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争辩几句，东子已经连拉带拽，端着两个盆，挤出了拥挤的人群。离开食堂那段路，他低声对我说：“我的哥诶，你就打这一次饭就受不了啦？我们可是天天、顿顿如此，能咋样？还能不吃吗？”我忧心忡忡地看着那盆看似不少，但总觉得分量不足的米饭：“那明明就不够秤，你一会儿回去怎么分啊？肯定有人要吃亏。”东子却显得异常平静，甚至带着点与年龄不符的老成：“没事儿，我有办法。”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有一种长期应对此类困境磨砺出的笃定。
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人端饭一人端菜，我俩穿过尘土飞扬的操场，回到那间位于校园角落的低矮宿舍。推开门，一股混杂着汗味、脚臭和旧木头气息的热浪扑面而来。七八个舍友早已等得不耐烦，个个手里敲打着各自的饭盆、饭盒，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嘴里嚷嚷着：“东子，今天咋这么磨蹭？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就是，值日生可不能拖后腿啊！”我俩赶紧把盆放到屋子中间那张用破木板钉成的、一条腿还绑着木棍加固的“桌子”上。两个盆刚一落地，呼啦一下，七八个黑黝黝的脑袋就围了上来，瞬间将盆子遮得严严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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