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在《谈中国诗》里写到，要想知道中国诗的一般印象，需要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上。钱先生也恰恰是用比较的方法谈中国诗。
与外国诗歌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的诗歌发展史相比，中国诗歌发展史是先有抒情诗、再有戏剧诗、缺乏史诗。这是钱先生的观点。要想判断对错，需要我们读外国诗，了解外国诗歌发展史。没有外国诗歌和外国诗歌发展史做基础，我们就不能对钱先生的观点妄加评论。
与外国的长诗相比，中国诗是诗歌里的闪电战，是轻鸢简掠。这一点似乎好比较。找找外国诗歌和中国诗歌的长篇比一比长短即可。比如外国的史诗，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全诗共15,693行，24卷。我们最长的诗歌，在它面前也真的是如闪电一样简短。
一般的外国读者认为中国诗的特征是富于暗示。的确如此，不管是书写静默，还是创造一个不了了之的结局，还是疑问语气做结，中国诗似乎都比外国诗歌要多。从钱先生所举例子可以看出，尤其是对“何处是”句式的使用。
与外国诗的厚重相比，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真要弄懂这一点，有点困难。如果不懂外国语言的音调，只晓得中国语言的音调，是无法进行比较的。
在内容上，中国诗和外国诗无甚差异。不过是中国诗社交诗多，宗教诗少。这依然需要以读过的外国诗和中国诗为比较的基础。如果外国诗读得少（比如我），中国诗读的也不多，就无从比较，无法评说。
可喜的是钱先生告诉读者，中国诗首先是诗，没有什么特别中国的地方。没有必要把它作为本店特色大加宣传。要想懂得这一点，依然需要阅读外国诗和中国诗，总体把握二者的共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