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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在文里说过，他很欣赏宋人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
我很欣赏汪老这样的人生态度。最近读了一些他的作品，《大淖记事》、《受戒》广为人知，《鸡鸭名家》有趣很有市井气息，《文与画》文选里收录了部分汪曾祺关于书画方面的心得，还有他的家事的记录。
零零散散，也做日常遣兴，读汪老写的文章可谓如沐春风，亲切、暖心，而且我跟他算是有“半点儿”老乡关系，他写的相当一部分文章里有关于扬州的风土人情，对我来说，很有地方气息。
一个作家的创作内容里，不难看出这个作家的心性。汪老曾在《书画自娱（代序）》一文中放了一首他自己的小诗，很通俗易懂：
“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
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
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
惟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
······”
不难看出，几行字涉及他的写文、作画、和对待生活的态度。而他作家气质的形成难免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方能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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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的祖上算是旧式地主家庭，他的祖父考过功名，是清朝末期的“拔贡”，略高于“秀才”。据说拔贡是要文章写得好才能中的。他的祖母是当地同光间最有名气的一位诗人的女儿。可见，汪曾祺祖辈这代就出“文化人”。汪曾祺小时候，祖父教他《论语》，写叫做“义”体的短文，这种写文相当于古代八股文的初阶，书法方面，他的祖父让他临大字帖，裴休的《圭峰碑》，后小学六年级（大概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在三姑父家从一位韦先生学桐城派古文，大字帖临《多宝塔》，读初中后，在父亲的建议下，写魏碑，《张猛龙》。
他的祖母也属于书香门第，信佛，吃斋。在汪曾祺儿时，他祖母喜欢跟他讲“古话”，唱“偈”（可能是佛经中的唱词）。
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画家，还喜欢捣鼓各种乐器，中西乐器汪曾祺在他父亲那里见识过很多，笙箫管笛，琵琶、大小唢呐、小提琴、胡琴等等，此外他家有不少祖父和父亲在外淘回的古玩字画。
汪曾祺从小爱看父亲作画，家里的名家字画、金石古玩，耳濡目染，审美观念无形中产生、形成。
这些是他成长的人文环境。
汪曾祺的家风纯良。汪家祖传给人看眼科，他的祖父给人看眼疾，有奇效，屡试不爽，且不收钱，父亲时常救济穷人，参与一些公益的事情，在当地人缘甚好。
《我的父亲》短篇中，汪老回忆起不少关于自己童年的记忆，父亲文人爱好甚广，作画吹乐不在话下，平时还喜欢做手工艺讨孩子欢心，愉悦自己。
“清明节前，他糊风筝。有一年糊了一只蜈蚣，是绢糊的，他用药店里称麝香用的小戥子约蜈蚣两边的鸡毛——鸡毛必须一样重，否则上天就会打滚。他放这只蜈蚣不是用的一般线，是胡琴的老弦。我们那里用老弦放风筝的，家父实为第一人……他带了几个孩子在傅公桥麦田里放风筝…….我父亲这个孩子头带着几个孩子，在碧绿的麦垄间奔跑呼叫，为乐如何？”
汪曾祺说：“我想念我的父亲（我现在还常常梦见他），想念我的童年，虽然我现在是七十二岁，皤然一老了。”
“夏天，他给我们糊养金铃子的盒子。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一小块一小块，再合拢，接缝处用皮纸糨糊固定，再加两道细蜡笺条，成了一只船、一座小亭子、一个八角玲珑玻璃球，里面养着金铃子。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爬，吃切成小块的梨，张开翅膀‘叫’。
秋天，买来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镂刻出很细致的图案，做成几盏西瓜灯，西瓜灯里点了蜡烛，洒下一片绿光，父亲鼓捣半天，就为孩子高兴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这几段读完，让人觉得很感动，有诗意，很温馨的童年。就像他写的一句“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着，很叫人感动。”是啊，看完他写的对父亲的回忆，让人心里似有流水活活地流着，很受感动。这感动不亚于朱自清写的父亲的背影。
汪曾祺根据自己的了解，分析过他的祖父与父亲的思想、为人。
祖父，自幼熟读孔孟之书，思想基础是儒家，后又学佛，还是印光法师的弟子。在祖父的卧房，他发现桌上有顾炎武的《日知录》，还有红楼梦，另外，他祖父还订阅当时邹韬奋的《生活周刊》。
父亲，为人随和、能平等待人，在汪曾祺年少十几岁时，父亲便要他与自己对坐饮酒，兄弟相称，不拘小节。这对汪成年立家后处理自己与家庭、朋友后辈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影响。我想，汪曾祺这个家庭，思想多元，和谐，包容，这与他个人的性格相得益彰，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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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汪曾祺怎样成为一个作家，他说这跟他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他在谈论写作的文章里，交代道，很多小说题材源于他的所看，所观察，在现实生活有相对应的原型。
例如他父亲有个画友叫铁桥，是他们那里善因寺的方丈，乃汪的小说《受戒》里的石桥的原型；他的二伯父早逝，二伯母守寡之后，变得古怪，小说《珠子灯》里孙小姐的原型，便是他二伯母；汪小时常到祖父开的药店保全堂去玩，观察中药的加工过程，熟悉药材的形状。颜色、气味，这些生活经历写入小说，《异秉》写的就是保全堂的生活。
汪在写作上的心得，一是源于生活经历，二是博览群书，独立思考、消化的结果。
汪19岁离乡，去云南昆明读大学，期间被沈从文老师收入门下，深受沈的喜欢。这方面，我认为，汪与沈在创作上有共鸣之处，两人志趣相投，情理之中。
汪的《大淖记事》这篇小说，以家乡高邮为创作背景，描写了城区与乡下交界处的一个水乡发生的故事。文里描述了地方景色、风土人情，还有少男（十一子）少女（巧云）纯真美好的爱情故事。这篇与沈的《边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体现了一个地方的人情美，淳朴美好的民风。他们的创作理念都含有“人道主义”。
沈从文给汪在小说创作上的启示也有一点，那就是小说要贴着人物写。小说中任何景物描写，应是为人物制造生活的环境，即交待故事背景，起辅助作用。人物是主导的，其余皆为派生，贴着情节发展，扣住主题，切忌疏远故事主线。
汪在创作方面还提到几点，我认为对热爱写作的人来说，很有参考价值：
1、心静
汪老有个习惯——静坐，他说，他的很多小说散文，得之于清晨静坐中。“静”不是指周围环境的静谧，而是指心静、神定，不浮躁，创作前多一点深入的思考。
2、小说的结构
汪老在小说结构这块，不喜欢结构痕迹太露。推崇苏轼所言:“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汪似乎认为自己的小说结构是“随性而为”，他甚至跟人说结构就“随便”，可他这个随便也是经过严谨构思的随便，只是让人读起来自然从容，如水般似悄无声息无形，其实有它的流向，和规划。
3、小说的语言性
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中，汪提到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他高度重视文字（即语言）的重要性。他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就连口头文化，地方民谣儿歌，也十分重视语言性。
文学中，语言应具有艺术性、文化性，语言应该经过雕琢，或优美，有意蕴，值得人去品味、推敲等等。并且，一部作品的语言也反映出作者的文化修养与思想，不可忽视。
古人说我们的文字，“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推崇“白话文”的年代里，我们万万不能“忘本”、“忘根”，古人古书中，有很多先人前辈智慧的结晶，多读益多于弊。杜甫写的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不就是一个启示吗？
4、童心，想象，创造力
毕加索曾说过：“我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像孩子那样画画。”永葆童心难能可贵，拥有童心的人，也充满着情趣。孩子总会出其不意地给人带来脑洞、惊喜。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源泉不想枯竭的话，需要有童心，有想象力，有创造力。
上篇，完，待续
2019.7.22.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