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惊悚

（Things That Make Your Heart Beat Faster）

作者  简妮弗·安德森（JENNIFER ANDERSON）

译者  蒙钧

如若我是个画家，我会这样描绘纳帕山谷：我不会像画廊常见的画作那样，用深黄色画它的繁花盛开的景色，或果实累累的景色；我要用银白色画它鬼气森森的神秘景象，画它沉睡的葡萄藤，画它白色的寒霜，画它的满月，画它的长耳野兔——这些野兔就像水银珠似的争先恐后地穿越过我眼前的路面。

我以前在圣阿梅利亚当过警官，时间很短。这是一座邮票般大小的小镇，很封闭，四英里见方。我在这里要值夜班。正是在深夜中，我真真切切地见识到了纳帕山谷那样的景像。我们制服上的徽章很有意思，——不是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星星或是老鹰，而是淡紫色的葡萄；背景是分割成条纹的橘色和绿色杂糅的葡萄园，表面上了一层珐琅，很光滑，很符合我对这座镇子的感受。我睡眠不足；渴望搂着我熟睡的丈夫的身体；开车一遍又一遍地走过相同的街道；在相同的尽头拐弯；等待某种事情发生。我就像不断滚动的台球，一次又一次撞击边框，一次又一次弹回来。

下班以后，我就要抓紧时间回到我在纳帕市区的家。到我家要驱车南行三十分钟。我丈夫和我负担不起在圣阿梅利亚的生活。没有一位在那儿执勤的警察能负担得起，除了那两个前辈。他俩很久以前就在这儿买了房产。我要赶在天亮之前躺到我的有锡箔衬里的窗户的卧室，这样我才能保存住我的幻觉中的夜色和甜梦。我的渴望——对睡眠的渴望、对丈夫的渴望、对某种无以名状的东西的渴望——集合在一起。我的丈夫，一名年轻的助理酿酒师，日常接触的就是漂白剂的气味，湿漉漉的水泥地面，有一点点咸味的浸过酒的木塞，沾了水的不锈钢，汗水，橡木，太阳。他在石灰岩藏酒洞上班。藏酒洞里满是五颜六色的真菌和霉菌，如同锦绣繁花。他的头发和皮肤都染上了人造玫瑰香精的浓烈气味。睡着以后，他的皮肤暖暖和和的，如同被遗忘在阳光下的巧克力，眼瞅着就化了，成了一颗黏糊糊的珠子。我的凉飕飕的身体想尽可能多的跟他的身体接触，四头肌贴着腿后腱，肚子贴着后背，脸颊贴着脸颊。我脱掉衣服，把我的枪放在床头柜上一本打开的书下面，掀开毛毯的一角，心花怒放，如同一个人准备进入热气腾腾的浴缸。他的闹钟闹铃会关掉。这闹铃已经关掉三、四次了。这就意味着他会迟到。

我们二十多岁时身无分文，心灰意冷。我们的健康保险就指着我的警察工作。纳帕山谷已经失去了它的田园牧歌般的魅力。绝望之下我甚至想劝说丈夫移居到捷克共和国、阿根廷、南非，或世界上其他任何葡萄酒产区。那样的地方或许能为一个有才能、有抱负却没有关系的美国年轻人提供机会。纳帕山谷的酿酒业跟好莱坞一个德行。讽刺的是，我丈夫最早的工作地点就是在好莱坞。他有电影学学位。他这人头脑简单，总是认为要干好工作凭的是通过亲手实践获得的经验，所以酿酒学学位一文不值。葡萄酒酿造这一行内外之间界限森严，极为封闭。我们从一开始就属于外来闯入者。就在这个时候，圣阿梅利亚聘了我，他则被聘为某位“殿堂级”酿酒师的助手。要想购买这位酿酒师神话般完美的产品都要排队。我们依旧穷困潦倒——但还是有些不一样。我丈夫向我保证，只要我们不出岔子，还是有可能进入内层圈子的。他有一次甚至情不自禁地高喊：“我已经拿到了黄金门票！”说完就担心自己的幸福是不是暴露无遗了，神会不会把它夺走。

我们俩独处时的主要娱乐方式就是互相讲些对方知道的解密这座山谷的事情。他跟我讲了一件有人不小心把白葡萄酒泵入红葡萄酒酒桶的事情，随后说道：“这座山谷很小。乱讲话是会毁掉前程的。”他警告我有人可能会设法从我这儿套取信息。“拜托啦！”我说，“你没必要签什么保密协议吧？我以前就签过。”我给他讲了男性裸尸疑案；被发现时他脸朝下卧在一座酒庄的前面。一开始大家都猜测他是从三层楼的一扇窗户跳下来的，或是被人推下来的（实际情况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来，那位仁兄醉酒后入睡，醒来后想去卫生间，不料却迷迷糊糊地推开了法式落地窗，窗户到地面有三十英尺的落差）。我还给他讲了我听到的全部葡萄种植园里的性癖异常者的事情。在无聊的值班时间里，我的警察同事就喜欢给我讲这类故事。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在戏弄我，后来我渐渐认识到，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每一座都少不了性犯罪。在我上岗之前的那个月里，有两名女子——两人都独自生活，住房后面都贴近葡萄种植园——报警说她们都在深夜惊醒，都发现有陌生男子站在她们的床前，抚摸她们。一看到对方要反抗，那男子就消失在黑暗中，就像是来自种植园的凶险的鬼魂，留下女人猜测这是不是做梦。

………………

我不敢相信他们真的聘了我。我不敢相信他们给了我一个真正的警徽和一把真正的枪。在十一月的一个气温很高的星期，我上岗了。空气浑浊，充满了腐烂的葡萄的汁液的气味；一切似乎都染上了一层淫邪的色彩，不管是我的新皮带“咯吱”、“咯吱”的声音，还是我的出警训练教官科恩的声音——他的声音让我联想到“patina（有铜绿、光泽、神态、圣餐盘等意。——译者注）”这个词。我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很轻松，就是坐车到处走走、看看，不用每天考核评分。车子还是科恩开的。科恩带我看了穿越葡萄园、隐秘的府邸的几条暗藏的小道，还有几条穿过碎石坑的捷径。这些对科恩来讲都可以熟视无睹，却令我大开眼界。他还带我看了几个雨后可以采到鸡油菌的地方。上班第一天他就带我去看了“蜗牛女士”的住处。这位“蜗牛女士”会在她邻居家满是露水的院子里爬来爬去抓蜗牛，抓着了就粘在她的胳膊上、胸脯上、脸颊上，像是沾满了藤壶的船；然后把蜗牛带回家，放进网眼箱里饲养，清洗后再把蜗牛卖给饭馆。有时候我会觉着自己就像个女孩子跟她的男朋友出游。科恩还开车带我去了偏僻的上游的水库，指指点点，评说着照在水面上的阳光的特点，评说着布满常青藤的鬼气森森的酒庄废墟，这时我眼前出乎意料地浮现出又滑稽又恶心的画面：我们俩搂抱在一起，两人身上的坚硬盔甲“哐啷”、“哐啷”地碰撞着，攻防两用的腰带上面的尖刺也如同豪猪身上的硬刺搏击着。

我买了一个特别的小包。小包暗藏着一个搭扣式手枪皮套，可以用来在下班后放枪。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手枪保不定会走火；过了一段时间，我竟然忘了我的小包里还有把枪，只在感受到小包反常的重量时会想起来。对于我这样一个在接受培训前从没练过射击的人来说，我的枪法相当不错了。但我并不喜欢射击，因为我一听到枪响心脏就跳得厉害，进而害怕枪会出故障，把我的手炸烂。有时候我丈夫会拿一块麂皮诚惶诚恐地擦拭着枪柄，道：“你命真好。”。然而这枪对我来说却是个负担；圣阿梅利亚频繁琐碎的呼叫又令这负担复杂化——“10-91，拉多伊斯·维塔·坎梯内塔区有蜂鸟跑了。特警请求支援。”我在纳帕山谷学院学习期间，接受过应变策略的培训。来自旧金山特警队的教官强调的很多重点——譬如绝对不要跟人握手，有人可能趁机把你摔倒——并不适合圣阿梅利亚。我会注意观察科恩。不看还好，一看便气不打一处来。只见他吊儿郎当地站在马路牙子的边上，仅靠前脚掌着地晃悠着，双手要么插在衣兜里，要么双臂交叠，要么捧着瓶苏打水。他本该双脚平放、双腿笔直地站着；双手也该规规矩矩。

第二个星期我驾车巡逻时，感觉周围充满——该怎么说呢？——淫荡和死亡的气息。看来我是过度紧张了；大概这只是我心造的幻影。可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圣阿梅利亚从不许外来人染指；它“不想长大”。一位前辈突发脑溢血辞世，我被擢升为七级警官。吃午饭时，有人拿一盘他的葬礼的录像带给我看。调度员抹着泪跟我讲：“没有人能代替唐尼，永远没有。”（后来我碰到几个人跟我讲：“看来你可以代替唐尼。”）唐尼的死深深触动了另一位前辈；他退休了。这样他们一下子就少了两名警官；新招的警官却只有我一个。每个人似乎都惶惶不可终日，都似乎在剑拔弩张地准备应对意外，因为葡萄园的色狼仍然逍遥法外。夜班警察接到一女子报案，说他遭一男子骗奸。她说她半夜惊醒，见一男子掀起她的丝绵睡袍，把她床上带荷叶边、带薰衣草香气的高档被褥搞得乱七八糟。她还以为是她出差的丈夫提前回来了呢，就跟他发生了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她感觉很不对劲儿，意识到这人不是她丈夫。她尖叫起来，使劲儿踢腿。那人拉开滑动玻璃门，消失在种植园里。当时她没能看清他的面目。

“你运气真好。”科恩跟我讲，“这样的学习机会十分难得。”他让我读了一些性犯罪的报告，温习了与性犯罪有关的法律条文和强奸罪的含义。一位前辈警官哈希搜查了葡萄种植园里的一处外来农工的营地。同事们说这有可能找到那个色狼，等着瞧好了。可我们再没听到色狼的消息。警察局的记录本上不是些诸如拖走违章车辆、狗吠扰民、自行车丢失之类的琐事，就是些无关痛痒的恶作剧。即便牵涉到暴力，记录也用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写法，例如说到两个男人在餐馆里拔枪相向，还抓起了一只酒瓶子，就加了一句“不是很贵的那种”。但我感觉此色狼还在本地，只是隐姓埋名，躲了起来。尤其是我看到圣阿梅利亚的隐秘景色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还有件事情让全部十名全职警察都寝食难安；还有四名调度员和两名业余社区协警跟着心神不定。我知道这小城有些房子最近已经换了锁。我们换班的时候还要把霰弹枪和AR-15从车里拿出来，带进屋里，再倚在墙壁上；墙边是汇报桌，桌上堆着热心市民送来的感恩节馅饼和面包。我曾经问过为什么要这样，科恩告诉了我。警队副队长唐纳德曾被解职。他提起诉讼，还上诉过，但还是输了官司。现在他已将他的案子提交到州最高法院。他的法律学位也没帮了他（他一直没能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他们希望他不至于气昏了头。入职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从调度员们的闲聊中一点一点了解到这事儿的来龙去脉：一名警官跟唐纳德的太太有不伶俐的勾当；在一间上锁的屋子里，唐纳德副队长拔枪对准了这名警官的脑袋。这名闹出绯闻的警官大家都管他叫“小屁孩”，只是没人当他的面叫他“小屁孩”——大家都叫他比尔。他进警局的年头不短了，可是因为人太懒，所以没人喜欢他。导火索并不是通奸这件事，也不是随之而来的离婚，而是离婚协议把唐纳德新买的面包车判给了他前老婆，小屁孩还开着这辆唐纳德前老婆的面包车来上班。

第二个礼拜，我驾车巡逻，结果尽闹笑话。我看到有个小孩在哭嚷，想跳下车去帮他；可我动不了，原来是我忘了解开安全带。下车后我又把罚单夹掉到水坑里了。我想把我那碍事的侧柄警棍往上推推，结果碰到了座椅电子调节按钮；我的座椅缓缓朝前移动，把我的膝盖往仪表盘上挤。我慌了神，急忙往肩膀的方向提起膝盖。车里有一本崭新的执勤训练手册，厚得像电话号码簿。这东西出门时不能不带上，以备查找政府的新规定。我怀疑科恩每天都熟悉一下这本书上的一部分训练内容，再在我们乘车的时候跟我讨论。我也要展示我的能力，就用我们俩姓名的首字母在书中挑选讨论的栏目。其实我从没看到科恩翻开过这本书。他要求我一直带着。车里找不到放它的地方，我就把它塞进雷达测速枪的上面。科恩还要填写每日表现评测表，分三十个类目给我的表现打分，评分从一到十不等。在大部分日子将尽的时候，他把填好的表交给局长。他经常要我帮他回忆我们都干了什么。有一天我没能及时把雷达测速枪从训练手册下面抽出来给一辆飞驰的车测速；等我手忙脚乱地把导线理好，那车早已绝尘而去。科恩给我打了低分。

我确信科恩这样的男人在人生的初始阶段曾自问生命的意义何在，之后经历的挫折养成了他消极无为的性格。我想找话说，就问他他是怎么当上警察的。他说：“这个问题最近我也反复问自己。”他只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出生时他年龄已经很大了。这女孩患有一种很罕见的脑瘤，最近刚做了化疗。每次值白班，科恩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中学。他曾在这里教过方言课。来到学校，他趁课间休息的时候跟女老师聊上几句。女教师们会端上凤梨酥招待他，打听他闺女的近况，呆呆地望着他，不放过他说的每一个字。科恩则把这种持续的注目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他闺女的病是他这个人最受关注的点，否则他的生活会很平静。

科恩讲话很慢，慢得我恨不能打断他，替他把话说完，还能把他的所思所想加工、修饰得更加完美。但他很顽固，并不在乎我的感受，自顾自地说下去，直到逼得我光开车，不吭声。就这样我知道了化疗的细节、化疗后的变化、科恩对退休的期盼、退休似乎遥遥无期、他又能做什么，等等。他好像在等待着他真正生命的开始；又好像他本来在酣睡，是他女儿的病把他叫醒了。整整一个礼拜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开车，他讲故事；我听着，有时候给他提提建议，甚至想帮他振作起来。在一天将尽的时分，我们回到警察局。我坐在汇报桌边一点一点地啃着南瓜面包，他则为怎么填我的评分表绞尽脑汁。他把表递给我，我扫了一眼那些低分的项目，有些惶恐，又有些不快。我在表上签好名字，表明我已经看过了，又把表推给桌子对面的他。

科恩的日程雷打不动。他先是将车停在小学旁边，看一看双排停车区，交待几句；再转悠到埃克森加油站旁边，买一大瓶健怡可乐；再开着车到处巡查一会儿；随后驱车直奔仓库区，放空他的膀胱。我坐在汇报桌旁吃午饭的时候，他会去买个三明治。回来后他说：“咱们走吧。我开车。”他告诉我，一名志愿者在小学发现一名颇受尊敬的男性教师——也是科恩的熟人——在教室里猥亵一名男童，把他的手伸进了男童的裤子，还在读故事书的时候拿沙发靠枕放在他的大腿上。这种事儿可是会引起公愤的。那些我们需要询问的孩子的家庭都生产纳帕山谷葡萄酒，其中好些孩子的父母还是响当当的大人物。我们跟校长交谈后，科恩开着车环绕着小镇转了一圈，停在靠近葡萄种植园的一条死胡同里。他双手捶着方向盘。我知道这并不表示他想让我来开车。“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最应该做的就是开列一张单子，这张单子要详详细细地列出你必须做的事情。”“唔。”我应道。“咱们去仓库那儿吧。”他说。

………………

我坐在汇报桌前研究圣阿梅利亚的地图，一连研究了几个钟头。我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北向，东向也有可能。”我在琢磨街道的门牌号是怎么排列的。科恩则在开列清单，在远离汇报桌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没完没了地打电话，语速缓慢，语调低沉。他已经开始在晚间走访孩子了，目前已确认了四名受害者。“在这样一座城镇，办理这样一起案件，”他告诉我，“关键是不能操之过急。咱们不想引起恐慌。这不是咱们愿意看到的。”我道：“可咱们已经发现了一名教室里干龌龊之事的人。此人没有理由怀疑别人已经察觉，因此还会继续干他的龌龊之事。”我听到科恩在局长办公室里，说服局长别再让他办这个案子了。局长道：“只有你最适合办这个案子，科尼。我们都办不了。”

我要向你承认，我这人就会白日做梦。我做不到挤时间学习，因为我讨厌背法律条文。在办公室的一个收藏柜里，我找到了一些分类账本，日期可上溯到世纪之交，用铅笔记的，字迹已模糊成一片，像腾起的雾。我不再听科恩打电话了——他正在讲搜查那个教师的电脑的事。我眯缝着眼，一条一条地读着账本。

我读得太投入，太专注，后门被人打开的动静响起来我都没抬眼看一看，自然也就没看到一个蓄须的矮胖男人。那人是前警队副队长唐纳德。他带着一把霰弹枪走进了汇报室。屋内顿时骚动起来。调度员从监视器上看到他走进了后门，急忙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电话也忘了打。科恩要求唐纳德把枪放下。我在一边光顾着傻看了，放在账本上的手指都没动。最后还是在别的地方开会的局长接到电话后，才把这事儿摆平。局长是个入籍的瑞典人，每次讲话脸色都会暴红得像茄子；跟我这样；跟任何人讲话都这样。他忘记告诉任何人唐纳德赢了上诉，已重新入职，只是职务降为巡警。

………………

“我不是说你应该拔枪崩了唐纳德。那肯定不是个好办法。”科恩道，“我是说你怎么着也该有所反应。照你坐的位置，你应该第一个看到他。”科恩对我大发雷霆。我不想跟他争辩；我没告诉他，几个公路巡警，还有几个从州警署来的便衣侦探一直在后门边上，有的吃饭，有的写字，没一个人跟我做过解释或是做过自我介绍。我想通了，尽早结束这次训诫的办法就是沉默和服从。“你就知道坐在那儿看本子。”科恩道。这么一说他火更大了。不久以后，鉴于科恩所负责的案子的重要程度，我被调去与杰森一起开车值中班。

就是从这时候起，我确信我这人有眼无珠，我缺乏一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我没有及时发现并应对我周围现实环境中的蛛丝马迹的能力。身为警官，这是一种致命的缺陷。我只敢保证我可以注意到每一辆停在红色或蓝色区域的小汽车，每一张过期的车牌，每一个音量过高的车喇叭，或每一块不干净的挡风玻璃。这也许可以表明我还不是完全不能胜任。

杰森正如大家送给他的诨名“娃娃警察”，模样看上去就像个十二岁的孩子。他太太刚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宝宝。他掏出来的好时巧克力棒用定制的包装纸包着，上面印着“她来了”；给我的时候会加一句“吃这个能帮我升高血糖”。这是他第一次当出警训练教官。他希望我能喜欢他。“科恩跟我讲你确实需要下功夫练练你的观察能力。”他说，“我们要做的——可能有点晚了——就是练习观察技能。”他说，“我说一样目标，你看到的话就说出来。”他说，“譬如说，你能告诉我此刻哪里有一只大番茄吗？”

“你没开玩笑吧？”我微微感到被冒犯，“那是番茄披萨餐厅。”

“好，非常好！”他道，就像我刚表演了一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魔术，“那你能告诉我’草坪骑师’（美国人立在庭院草坪上的一种用作栓马柱或灯柱的雕像。——译者注）在哪一家吗？”他道。这次提高了难度。

“完全看不到。”我说。他粲然一笑。嗨，把我难住了他竟然很开心。

“看来咱们以后还得加把劲儿。别担心，会练好的。”

杰森跟我讲，我应该把皮带上的铜搭扣换成银的，这样所有人的搭扣就统一了。这才符合警察着装的规定。此外，我还该买一个他那样的钢笔、铅笔套盒，可以揣在口袋里的那种。他推荐我用自动铅笔。科恩大概是忘了告诉我了，在罚单背面写说明需要用铅笔。铅笔和交通一样，都不是科恩的事儿。杰森要看看我的罚单夹。“一团糟。”他道，“咱看看能不能整理好。”他给我看他是怎么整理他的罚单夹的。他的罚单夹里有用胶带粘住的小抄，有Qwik编码集，有他用来在轮胎上做标记的粉笔。我答应他把我所有皮带的搭扣都换成银的，买一个钢笔、铅笔套盒，改进我的罚单夹。杰森如释重负。“唐尼没能在这里训练你真是一大败笔。”他道，把过世的人牵扯进来了。多亏他，我才得以留任。唐尼曾担任过高级教官。

到了第一次值中班的时候，我穿上了雨衣和胶皮靴，检查了我的无线电对讲机，备好了汽车，查看了警察日志，等待出发。我抓着我的执勤训练手册，坐在汇报桌前。过了一个钟头才意识到局长和队长都走了，所以没必要那么紧张了。我的心跟着太阳一起沉下来，跟任何迷路的徒步探险家一样平静。我想赶在天色还没有彻底转暗的这宝贵的几小时驾车出巡，好让眼睛逐渐适应那湿漉漉的黑夜。可杰森跟罗兰多一连聊了三个钟头。罗兰多正用电脑赶写报告。罗兰多和杰森都是年轻一代的警员。他俩凑一块后最喜欢聊的话题就是等老家伙们都退休后，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子。畅想单位未来之余，他们也会议论女人。发起交谈的总是杰森，罗兰多会渐渐入港。杰森提及他的一位意大利女友，说她两条胳膊、两条腿都长满了“黑黑的细绒毛，可爱极了，就像桃子上的毛毛”，那神态语气就像鉴赏家在描述某种酸臭的奶酪或某种用烂葡萄酿的酒；罗兰多听得直流哈喇子，光吧唧嘴。

身为警官，我干的最好的工作一直就是调查和写报告。这两项工作我都能独立完成，还干得挺快。拦停、盘查车辆我就力不从心。所以说我跟一般人印象中的警察形象并不相符。我颠覆了这种形象。举个例子吧。我们以私藏武器的罪名逮捕了韦克斯勒后，我凭直觉看出来我们抓错了。我把这情况向局长和副检察长反映了，这样他们就可以为这起讼案做好准备。韦克斯勒也是个色狼。这让我不由得想到圣阿梅利亚的色狼数量太多了，超过了平均值。我记得一位从芝加哥搬到纳帕山谷的老牧师对我讲过，他相信一个地方的低犯罪率与此地现实当中无与伦比的美直接相关。我则疑心正是这种美诱发了性变态行为，一如布莱克笔下的《病玫瑰》。

这个韦克斯勒频频进入圣阿梅利亚的图书馆浏览色情网站。有一天他竟然看着一名正在读书的高中女生自慰，结果被撵了出去。因为那女生完全不知情，而图书馆员也没有真真切切地目睹他在杂志下面干什么，所以也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和犯罪行为。韦克斯勒在图书馆大吵大闹，在心理医生的诊所也大吵大闹，最后到了警察局的大厅里还大吵大闹。他来到警察局是要控告“那帮婊子图书馆员”。当时我正要汇报值中班的情况，却发现局长、调度员、社区协警、值白班的警长都挤在大厅门的后面，透过调度员窗口，望着韦克勒斯在大厅里跟唐纳德说话。他们开心地低声揶揄韦克斯勒。他们把他形容为狼人，因为他留着胡子，乱蓬蓬的头发像杂草一样；又把他形容为独角兽，因为他头顶长了个大疙瘩。“瞧，”他们跟我讲，“就像脑袋顶上又长出一个脑袋。”

我们都呆呆地看着韦克斯勒。他嘴里散发出极为浓烈的大蒜臭味；那气味甚至穿透了把我们与他隔开的防弹玻璃。他的心理医生也在大嚷，说她担心自己的安全。韦克斯勒在她那儿时曾提出要给她“演示一下自己当时都干了什么”，说着就要拉裤子拉链（他这人的特点就是全凭冲动行事），医生命令他出去。韦克斯勒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她的诊所。这是他一天之内第二次被女人驱离。医生知道他有枪，可能还不止一支。

没过多久调度员就调阅了他的犯罪记录和持枪许可登记，结果发现十年前他就在别的州犯下了袭警重罪。局长道：“妥了。”，随即宣布可以实施抓捕，由我执行。人人都想知道什么时候去抓人，毕竟这标志着我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我第一次执行重罪逮捕令。我也真的挺紧张。爆胀的荷尔蒙已经影响到了这屋子除我之外的每一个人。对这个手腕像女孩子般纤细、衣冠不整的男人，我并没有感到怒不可遏；我只是感到反胃，一想到要跟他接触我就浑身膈应。我还想到，一个六英尺高的深黑肤色的女人给一个瘦小的性变态男子戴手铐、搜身，在其他警官眼中这一定是一幕绝妙好戏。

晚上八点钟，我们已经拿到了签好字的搜查许可证。我们要去搜查的韦克斯勒的公寓位于圣阿梅利亚郊外一座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大院里；大院有大门；公寓在车库的第二层。平时我都是跟杰森驾车出警，这天正赶上杰森歇班。照往常安排，杰森歇班我就跟汤姆警长出警。可是不巧汤姆警长被一起撞车事故缠住了。所以这次出警的小组包括局长（他的呼号是A-1，听上去像是某个牌子的牛排酱）、唐纳德（他觉着他已经跟韦克斯勒混得很熟了）、一位地方治安副官（毕竟这案子的司法管辖权在县里），还有我。从韦克斯勒房东的口中我们得知，他外出参加一个匿名性瘾患者会议了，大约九点半或十点回家。太好了！这样他就拿不到枪了，只是逮捕行动要等一会儿了。我跟唐纳德开车离开。唐纳德找了个停车的地方，夜里在这儿很难被发现。我注意到唐纳德的手抖得很明显，也不知他是服了药还是太紧张。

我们关了车头灯，陷入了彻底的黑暗。等着韦克斯勒的这段时间，我还不忘抬眼看看星空。仅有的声音是大门后房东的两条罗特维尔犬的吠叫。唐纳德提出了一个想法：他和我说服韦克斯勒的房东让我们进入公寓，掌握房间的布局，找一找有没有枪支。我听了不太乐意，这样做倒是不违法，可这样我们就得跟那两条恶狗打交道。但最后我们还是这么干了。我们检查了抽屉、橱柜，看藏没藏武器。房东在旁边心事重重地看着我们。“他脾气很好。”房东道，“他连只苍蝇都舍不得打。”

韦克斯勒的内心世界颠倒狂悖却又有条不紊。这里仿佛就是他这种内心世界的外化现实。门厅摆放着三张没有铺盖的行军床，韦克斯勒却睡在里面一间屋子的地板上，枕的是塑料购物袋。所谓枕头就是用上百个购物袋塞在一个里面做成的。他的厨房台面上还有数不清的装着扁豆的塑料袋。扁豆已干瘪；袋子都用橡皮筋捆扎着，一排一排的，摆放得整整齐齐。房间里最显眼的东西是一个巨大的枪支保险柜，大得可以藏人，上了锁。我们回到停车的地方，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情况，都揣测那保险柜里会有什么——恐怕不光有武器，还有变态行为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证据。很可能是录像带。等到十点半，我们都离开了。我们的许可证没有赋予我们深夜执法的权力。

第二天我早早就汇报了我的值班情况。杰森、唐纳德、地方治安副官和我都主张在白天实施逮捕。韦克斯勒的房东说他在家。我们的计划是到那以后，由房东给他打电话，编个借口让他下楼。可到了现场，韦克斯勒的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无人接听。“莫不是他把线拔了？”房东说，“他的车还在。”我抬眼朝那道通往二楼韦克斯勒公寓的窄窄的楼梯望去。随后我跟在杰森后面，杰森跟在唐纳德后面，一行人鱼贯上了楼梯。唐纳德握着枪，藏在大腿后面；杰森也一样。我扭过头看着地方治安副官，他也掏出了枪。我掏出了我的枪，道：“我猜咱们此刻都拿着枪……”话音未了，我就意识到，这话听起来多么别扭。

“真有意思，你居然没引起我的性冲动。因为你的块头比我大多了。”我给韦克斯勒戴手铐的时候，他就这么跟我说。唐纳德敲门的时候，他正在学微积分。他应门的态度很友好。唐纳德把枪插回皮套，迈步进屋。他出示了搜查许可证。我给韦克斯勒戴上手铐，以防意外。唐纳德又问出了枪支保险柜密码锁的密码。你该能想象得出那扇沉重的门最终被缓缓打开的时候气氛有多紧张。眼前所见却令每个人都大失所望。里面只有两把手枪和一支霰弹枪，但每支枪都上了子弹，弹膛里都有一粒子弹，处于固锁待发状态，另外还有105粒子弹，包括装在六个弹夹里的0.45的空尖弹（一种特殊设计的子弹，其尖端中空，能在击中目标时膨胀，造成更大的破坏。——译者注）“搜身吧。”杰森道。此言一出，所有人的眼睛都等着看我搜身的本领。

韦克斯勒的嘴巴不肯闲着。他一个劲儿地说“错了，错了。”我碰到他的身体，捏住、掀开他薄薄的灰色正装衬衣，解开他的裤腰带（“我的裤子要掉到膝盖上了。”他警告我；他的裤子也确实差不多到了膝盖），抓住他没多少肉的大腿，呼吸着那种很少洗澡的人都会有的臭气，甚至还要扒拉扒拉他乱草似的头发，心中涌起的厌恶感非笔墨所能形容。从他身后给他解开鞋带的时候，我前额渗出了一层汗珠。我一个劲儿地告诉自己，别急，别慌，别乱，别漏了什么东西，因为我在学院训练的时候就曾漏掉了一片塞在腰带下面的剃须刀片。我对自己讲，就当他们没在这儿看着你好了。其时三名警察正俯身在我上方，就好像恨不能亲手碰碰这个韦克斯勒。“要是我这样上上下下地摸你的大腿，你会怎样？我会怎样你是知道的。”韦克斯勒道。我不动声色地答道：“你要是敢怎样，我就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把你摁在地上。这能保证我的安全，也能保证你的安全。”韦克斯勒声称他很享受这样的待遇（这种话也属于老生常谈）。突然间，屋子里所有人都说起话来，淹没了我的声音。他们都受不了了，都需要打一架，或撒腿狂奔，或冲个冷水澡。

逮捕了韦克斯勒后的那个夜晚，杰森连晚饭都不想让我吃。他心急火燎地要给我们收集到的证据装盒、贴标签。照我的意思，我会一骨脑地把所有证据都放进一个大盒子里，贴上个写有“韦克斯勒”的标签，再用证据专用封条封上。我之所以想这么干，是因为我们还要把韦克斯勒押送到位于纳帕市区的县治安部门。可杰森非要我找一些大小跟每一件物品相应的盒子。我还得给每个盒子贴证据专用封条，签上我的姓名首字母，写上日期。杰森又说：“等着。别碰！等墨水干了再说。”说完他转过身去，慌慌张张地说道，“我的纸哪儿去了？”一夜将尽，我们都精疲力竭了。杰森又找不到他总是放在车里的那只可充电的小手电筒了。哈希发现是他自己放错地方了；他听了连声咒骂。对别人的讪笑他只能忍受。我跟他讲别耍小孩子脾气。碰上这种事他老是怪罪于我。

“跟我说说吧。到今晚为止事情办的怎么样？评估一下呗。”

“嗯，你都看到了。我是说，除了一开始的抓捕计划没有奏效外，整个行动挺顺利的。”

“采取的策略怎么样？”我说我没想到唐纳德没跟大伙儿商量就突然带头冲上楼梯。“我对唐纳德不满意。”杰森说道。他又问我，我是不是在上去的时候真说了“我猜咱们此刻都拿着枪……”这句话？他没听错吧？“明天我们要给你出评估。”他说，“我就是想让你想一想，要是我中枪了，你会怎么办？如果我失血过多，躺在楼梯上，快要死了，你又怎么办？毕竟我已经当爸爸了。”

翌日，我给十年前抓捕过韦克斯勒的那所外州警察局打了个电话。我打定主意不跟杰森提到我担心这次抓捕行动可能有问题，因为他老是说：“他们一开口就没句实话。”我又给韦克斯勒曾在里面待过一段时间的管教中心打了电话，给检察官办公室、高等法院的书记员、假释裁决委员会都打了电话，要求查阅案件卷宗、预判决缓刑报告、检察官的定罪后判决陈述。其后的两个晚上，我收到了多份传真，了解到他的判决曾被推翻过。他曾要求重审；法院撤销了判决，把他释放了。但警方的犯罪记录表并未更正，没有显示这一变化。他具备合法持枪的资格。杰森请救护人员吃披萨、喝蛋酒，我趁这功夫写一份交给局长的补充报告，还要附上一份备忘录。我加上了一份法院下令做的精神病学评估报告。报告认为韦克斯勒患有隐性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很有可能发展成显性精神病患者。所以我们的应对策略是在合法扣留他的枪支这一点上下功夫。要是杰森问我在干吗，我会给他看。可杰森正跟那个女急诊医士调情，给她演示他的双节棍怎么用；不一会儿，又撵得她围着汇报桌团团转，又拿一块苹果馅饼扔到她的衬衫上。

局长要我去他的办公室说话。杰森就坐在我边上。门开着。我一直有把握相信局长挺赏识我。因为有几次他看到我在电脑上忙活的时候，说道：“咱们未来的警长忙什么呢？”他招我进来的时候，说话的口吻中带着歉意，就好像这个单位配不上我似的，好像他要让我重新考虑似的。但此刻他瞅我的眼神就像是把我彻底看透了一样。他没头没脑地快速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听起来莫名其妙。

“这份工作最让你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我眼看着他的脸色变成了香叶天竺葵的粉红色。

“嗯，嗯。你丈夫对你在圣诞节还上班是怎么看的？”

“他很支持我。”粉红色又加深了一层。

“你要是发现了尸体会有什么感觉？”

“会害怕，我估计。”

“要是我安排你去观摩尸体剖检你有什么意见？”

“好事啊。”我道，“我感激不尽。”

“用词不当。”局长淡淡地说道，“不过咱们会看到有什么结果。我会跟验尸官联系，请他有可能的话帮个不太体面的忙。咱们得耐心等待。”我糊涂了。难道看看尸体就会对我的婚姻产生什么影响？

局长又谈起偷偷潜入某个警官的隐秘生活，轮班工作会带来什么问题，不能跟家人共度节假日的问题（譬如杰森就错过了她女儿的第一个圣诞节），经常监视人只会过多地见识人性中的消极面。“这里每个人都真的喜欢你。”他道，“我们都不希望你有什么变动。”他停了嘴，看着我，好像在期待某种回应，一种能让他知道该怎么谈下去的信号。但我没给他。我心想，他有条件查看我的全面心理评测档案。我自己也想读一读，这样我就知道他打算从哪方面下手操控我了。局长拿出了我那天晚上抓捕韦克斯勒的表现评测表。我在给韦克斯勒搜身的时候，有两分钟时间我的枪是贴近他身体的——杰森都计时了——韦克斯勒虽然戴上了手铐，但仍有可能把我的枪抢过去。他们在我的评估表上填了一个改进点。这样我就需要观看讲警察安全的录像，还要演示我的搜身技能，看合不合格。

“虽然你有不足，我还是读了你的关于韦克斯勒的补充报告。你在某些方面已经赶上经验丰富的侦查员了。可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交通盘查工作做好呢？这样有什么好处？”他问我为什么要放过那些可能存在问题的车辆。难道我害怕发生冲突？在旅游淡季值中班，的确碰不上多少交通违章。这是事实。有时候我就睁只眼闭只眼放他们一马，就像钓鱼的把太小的鱼扔回水里。“咱们是不是还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局长急促、简明地说了这么一句，那神态就好像他要结束这个话题，却又期待着我不同意，还要感谢他有这么一问。我跟他讲，从来没人给我细致、深入地讲解执勤训练手册，也从来没人考过我，我也没有规范的训练教程可遵循。我所认识的在纳帕、费尔菲尔德、西萨克拉门托、瓦列霍、安提奥、里士满工作的实习生都跟我一样。“我们会改进的。”局长道。

………………

圣诞节那天，汤姆警长告诉我，我交上好运了。他们一直缺少一名警用画像师。他相信我有观察事物的天分，而画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注意到细节。

一名红发女子身穿绸缎衣服坐在椅子上，舔着咖啡勺子，左顾右盼。她看上去不像个受害者。她哈哈笑着跟一名画师——也是一名来自旧金山湾区的警察——讲她是怎样为圣诞晚宴准备龙虾馅意式饺子的。这个女人住在邻近葡萄园的旅馆里，曾在半夜被惊醒，看到有个男人站在他的床前。她咋呼起来，追他到了屋外，看到他逃进了葡萄园。她将手里拎着的高跟鞋朝他扔过去。

“这不是明智之举。”画师告诉她，“你要是逮到了他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我没想那么多。当时我怒不可遏。我想我拿鞋打中他了。”

我看得出来，这个女人可以用“女汉子”或“暴脾气”形容，心下不免有点儿妒羡。画师已经画出了一张脸的轮廓，此刻正请那女子从一本汇集了各种眼型的画册中挑选。那女人始终没找到能对的上的眼睛，有些气馁。她抽起烟来，想歇一歇，突然又开口了：“就这双！”一张脸渐渐浮现出来：长发，高颧骨，杏仁眼。一张蛮好看的脸。“不对，不对，不对，我记不清了。”那女人说着，第一次表现出垂头丧气的样子。“仔细看看，跟我说哪里不对。咱们改。”画师道。

那天过后，我感到自己身上的压力在持续增加，虽缓慢却能要我的命。有时候我觉着自己就像是一片被剪掉的指甲。我想到了乔治·奥威尔的那篇谈射杀大象的文章，还有他称自己的警察生涯是干了一种“水火不容的职业”。出自我的个性的每一种愿望似乎都与警察的那种外向的、冷峻的、好攻击的、当机立断的特点相冲突。当然我并没有后悔，只是在我的感觉中，我已经变成了那种喜欢看鸽子进食的人——真好啊！真好啊！这些碎渣渣。——我在自我封闭的生活中自得其乐。干瘦的实习生们脸上还有青春痘，穿着制服打着领带浑身不自在，在为争取剩余的培训名额接受面试时被贴上了“攻击性太强”、“待不长”、“缺乏生活经验”等标签。此时我的心中重燃希望之火。毕竟我还是更为合适的。

………………

一月份，值班时间调换了。他们给我描述的夜班情况是：啥事儿没有；可一旦有事，那就可能是要命的。我的生活像月亮的表面一样寂静而阴暗。不管我睡多少觉，黑夜都是漫长无尽头，沉重如磐石，气息似游丝，看不见的吸血鬼把我日间靠新陈代谢获得的精力抽吸殆尽。我最渴望的无过于睡眠，而睡眠暗藏着危险。然而到了黎明时分，在渐亮的天空下我驱车往家里赶，我会体验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狂喜，一种我理解不了的好像化学反应的血脉偾张，一种让人心痛的温暖与开阔，犹如发烧后的第一阵寒噤。我把车窗都打开了。空气如此甘美，犹如呼吸在康乃馨的花丛深处。我想迎风尖叫：“我爱我老公！”或是狂叫：“我必将永生！”到了家，我给我们俩煮了鸡蛋，给丈夫煮了咖啡，有时候给自己倒一杯马提尼。之后就是睡觉，做梦。我在圣阿梅利亚的大街上奔跑，一直跑进洒满月光的葡萄园。我丝毫没觉着痛苦或疲劳，既没有喘不上来气，也没有岔气，只感到欣喜若狂，心花怒放，身上仿佛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仿佛我可以一直这样跑下去。有时我在圣阿梅利亚的屋顶上飞翔，所有屋顶都慢慢松动了，都飘走了。房间的布局一目了然；我甚至可以飞进去抵近细看那些熟睡的市民的面目。

我想象的夜间执勤是路程一百英里，范围四英里见方。因为有一天夜里我就曾驱车一百英里，在相同的街道上走了一遍又一遍，范围不出方圆四英里的城区。我知道有些警官在大部分夜晚会先打个盹，然后再开车出去绕一个大圈，连郊野都绕到了。这样到值班结束时，里程表会表明他们曾卖力地巡逻。小城的边界总是引人遐想。我想去边界之外的博若莱酒庄看看，倒不是我想到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受罪，我就是想看看不一样的风光。我的教官告诉我我对圣阿梅利亚的了解还不够细。即便我已经熟悉了每一条小巷、每一条死胡同、每一块绿地、每一座种植园的样貌，他说，——我的认识仍有待深入。在巡逻的过程中自然会记住那些已充分开发且人气颇旺的地段的细微差别，这样一种熟悉似乎与对爱人的熟悉类似，却有一种区别：我对我丈夫身体高低软硬的熟悉源于我的热望，对圣阿梅利亚我却没有这种热望。科恩已经办完了他的案子，被安排值夜班。他问我玛格丽塔家通往小巷的门用的是什么类型的锁。我不知道。于是我们驱车去了那条巷子。“就这儿。”他道，“关掉车灯。看到闩锁了吗？你光看看影子就能知道锁上了。”十年当中有那么一、两次他去叫醒了丽塔，就因为也不知是谁关的门，竟忘了上锁。那天晚上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问我：“想不想看点儿神奇的东西？把车灯打开。”我打开车灯，什么神奇的东西我都没看到。“你没看见？”原来是一户人家的后院停了一节火车车厢，里面已经成了鸡窝。有时我看科恩看我的样子就像一个人眼看着一个女子快淹死了却束手无策。对我而言，既然无事可做，失败或成功又从何谈起呢？

深夜里不得不跟汤姆警长一起开车的时候，我总觉着惶恐不安；而值班总时长的一半都是深夜。我第一次跟他乘车时他说：“我讨厌那帮狗娘养的酿酒师。他们就是一群狗娘养的蠢驴。”对他的话我已习惯于装出一种放松的态度，报之以哈哈大笑，就好像他说的每句话都很有趣。有时候这样很管用，他会让我别笑了，尽管他自己还是忍俊不禁。汤姆的交谈总离不开巡逻、技击、子弹、炸药、猎鹿许可证、猎熊许可证、有效载荷、电脑数据等话题。结果他每天晚上都会被所有人的“愚蠢”逼得怒火中烧，还不得不强行压抑，“他们……全都是……狗娘养的……傻球！”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爱听从夜里十一点到凌晨两点的阿特·贝尔的广播节目；节目的主题是与外星人的接触。在我的想象中，虽然我们不过是无人知晓的、卑不足道的巡警，驾车行驶在深夜，但我们一直在寻找外星人飞船。我们决定自己去调查；在电影开始后不到十五分钟就碰上了惊天动地的撞击或爆炸。

正是汤姆给了我在圣阿梅利亚执勤培训的最好的结果。汤姆有警衔。他逐渐得出结论，我最好别把时间花在城区巡逻上；我更适合学习如何撬开锁王牌（Master Lock，国内亦译为玛斯特。——译者注）挂锁，如何用大号钢丝钳剪断钢筋，如何用强力胶提取指纹，如何摆弄麻醉品分析盒，核验他用电脑制作的表格，听他收集的MIDI文件中不同版本的《通往天堂的阶梯》，——总而言之就是任何能让我待在局里的汇报桌边的事情；能待在附近也行，譬如洗洗巡逻车，或是在我们称之为“军械库”的杂物间里玩玩夜视仪。鉴于心理游戏已经成为警察文化和培训的一个组成部分，“先打压后提振信心”也是培训起步时采用的手段，我难以认清汤姆是会将我视为他们的无需提防的核心成员还是把我排除在外。我的培训马上就要进入远程指导阶段。到时候我将要独自开车，教官通过电话给我提供指导。我的评测成绩本来属于中等，个别项目（整洁度和仪表）在中等之上。但后来我的成绩有所下降；与之相应的评语都有点儿奇怪，譬如，“该警官撞到了路障”。我什么都没撞过。于是我问汤姆他是什么意思。“你的驾驶技术真能把我活活气死。”他说，“前面不管是大坑还是减速坎，你都是直不楞登地开过去。你使用警戒灯过于谨慎；碰上红灯又会来个急停。你以为夜里三点有谁会注意你吗？”然而我要是直闯红灯，他又会给我扣分。

有一天凌晨两点，我碰上到了脱离警察局的机遇。那时大街上的两家酒吧关了门。汤姆喜欢看着酒吧的顾客陆续离开，带我去掷几把骰子，然后再沿着大街走一走，挨门挨户地检查一下商铺的门。这样可以避免犯困。到了凌晨三点，我们都是径直开往局里吃点夜宵（汤姆都是吃意大利面、炸鸡和西米布丁），等到晨报送来后再读读晨报。罗兰多来上班后，汤姆和他会讨论即将到来的警察联合会与市政府之间的薪资谈判。偶尔他们会移步警长办公室交谈，还把门关上。现在对学历有了新的要求。汤姆已经从本地成人学院拿到了司法专业的副学士学位，局长希望他回学校再拿个学士学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汤姆问我是不是真的有英语硕士学位。之后他要我开车去一些僻静、漆黑的地方；野兽潜行在那些地方的灌木丛间，目光炯炯闪烁如同月亮宝石。汤姆在这种地方考我交通法规。这些法规他大部分都记着，不像别的警官靠小抄蒙混过关。通过考察，他确认我的记忆力不怎么样。我们的膝盖几乎碰到一起了；我总觉着我们在干什么有点儿见不得人的勾当。车顶灯的光在他涂了发油的头发上和他厚厚的眼镜片上闪烁，染上了一层若有若无的黄晕，就像小学生的鼻涕。

一天凌晨，两点半左右，我开车经过一些邻近葡萄园的偏僻小巷和街道。天下着雨，汤姆不愿在市中心步行。要是只有我一个人，我可能会在月光下闭一会儿眼睛；可我不是一个人，汤姆在跟我一起乘车。我就像是在跟一个患有多发性抽动症的病人乘车。每次碾过坑洼或减速坎都会引发一连串的“我操！他妈的！王八蛋！他奶奶的！”因此我动心起念，准备去一条我们很少过去巡察的隐秘小巷。那条葡萄园里的小巷没有硬化铺装，恰是那种我真的不乐意汤姆坐在我身边一同前往的地方。

这也可以说是我耍的的一个花招。我驾车绕过面积不大的工业园，驶过木材场、日托中心，朝右来了个急转弯，驶入葡萄园。以前因为接到报警，我和科恩到这条小巷来过一次。你绝对想不到，在这条小巷的尽头矗立着一座华美的意大利风格的豪宅，为一个开银行的家族拥有。信用卡上都有这个家族的姓氏。那天夜里我中邪了；我毫不犹豫地驶入那条悠长、泥泞的小巷，碾得碎石飞溅，差点儿让葡萄藤把车拌住，还惊醒了近旁人家的狗。车前灯的灯光在什么东西上闪了一下，我急忙打了个弯。原来是一头庞大的死公鹿的眼睛。死鹿就躺在路当中，鹿角白瘆瘮的。“真见鬼！”汤姆道，不等我把车停稳就跳出了副驾驶一侧的门。“刚死的，还挺新鲜呢。”他蓦地乐起来，道，“我得给我爸打电话，让他给我做点鹿肉香肠。”

他要我打开后备箱，取出一次性手套。我帮着他把死鹿拖到路边。“调头。”他说，“到吃饭的时候了。我去吃点儿东西，然后叫醒老爸。”

“依你看，它是怎么死的？”我问道，发动了车子。

“大概是让车撞死的。管他呢。反正挺好的。”他像母孔雀一样嘀咕着，在他的座位上扭来扭去，想坐得更舒服些。这条路太窄了，没办法直接调头，所以我继续往前开了半英里，打算到大宅子前面的半圆形砾石路面上拐弯。我刚要拐弯，车前灯扫到了一辆停着的小汽车的窗户。我凭直觉感到车里面可能有人在睡觉。小巷经过豪宅和豪宅的车道，又往前延长了一小段，然后就戛然而尽。小汽车就停在尽头。好像司机走错了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大概就是’情侣小道吧’？”我说。

我在那辆车后面刹住车。那是一辆七十年代产的淡蓝色家用旅行车。车后窗从里面挂了一张毯子。

“你要干什么？”汤姆不耐烦地问道。

“我猜里面有人睡觉。我得去检查检查。”

“留给白班处理吧。估计是葡萄园的工人。我饿了……”

“让我看看吧。”我道。我给调度员挂了个电话，把车牌号报告给她。她让我等一等，终端机有点儿问题。

“混蛋！咱们走吧。”汤姆道。

“再等等。”我说。我找地方停好车，解开安全带，下了车。我打开便携式无线电对讲机，掏出手电筒。我把我的位置报告给了调度员。罗兰多通过对讲机问我是否需要支援。我说需要。我从司机一侧接近那车的后部，抬起手电照了照车窗。车窗蒙了一层水汽，已经不透明了。我搞不清楚我眼前看到的是什么：一团团模糊的颜色似乎在里面动，就像鱼儿在盛了脏水的水族箱里游动。引擎盖被砸坏了，上面有一道道血迹。我的心“咚咚咚”地狂跳不休，足以把熟睡的人震醒。我的呼吸也急促了；我强逼自己做加以控制的深呼吸。我把视野集中起来，紧盯着前面。我哆嗦得厉害。我用冰冷的手指擦拭淌下来的鼻涕。我猫着腰离开车门，用左手里的手电筒敲了敲车后窗，右手做好了防备。

汤姆已经站到巡逻车一侧的黑影里，双臂交叉，仰望天空，仿佛在祈求上帝赐给他力量，好承受跟我一起出勤造成的压力。他也搞不清那小汽车里是什么人。他要是能搞清，笃定不会让我去处置。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他其实心里有数。其时调度员已经通过对讲机给我传来回音。那男子冲出车门，一头扎进了葡萄园；我穷追不舍，抓住了他，又把他摁在地上。双方相持不下。他想解开我的手枪皮套，却办不到；我想掐住他的颈动脉，也办不到。汤姆过来给他戴上了手铐。我们把他提喽起来。汤姆道：“小兔崽子！天杀的！混账王八蛋！草他祖宗的！”把所有脏话都用上了。我都替他难为情。身为执法部门的官员，总该有些自控能力吧。我理解他发火不是因为嫌犯跑进了葡萄园，或是因为他的警服沾上了泥巴，而是因为我打乱了他的计划。真没想到事情会如此滑稽可笑。就在我们有可能抓到了葡萄园强奸犯的时候，他竟然会因为没吃上夜宵或享用不了鹿肉而大发雷霆。“我来开车。”他吼道，“罗兰多正在做表。”在余下的行程中，他再没跟我讲话。我们到了局里，他说：“去吃点儿东西，看看报。”之后就不吭声了。我吓得不轻。

早晨五点钟，局长穿着牛仔裤从后门走了进来。局长以往都是七点以后才来。他和汤姆进了更衣室；出来时局长已换上全套制服。煮咖啡的时候，局长用手指敲打着厨房柜台。他慢条斯理地倒了杯咖啡，踱进汇报室。我就坐在汇报室，尽量不让他看出来我在读报。“有空吗？”汤姆尾随着我们进了局长办公室，又把门关上。难道我们抓的葡萄园色狼最终还是给放了？

汤姆没朝我这儿看。跟边上局长的猪肝色脸膛相比，他的皮肤更显得白皙有光泽，像是打了蜡。

“总起来看，你同意你的每日评测分数吗？”局长问道。

“我觉着我没有资格说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道。

“现在的情况是……”局长递给我一封信，上面的内容简洁明了，就是说我因未达到执勤训练科目标准被解聘。“我们认为你这人不适合做对抗性的工作，而对抗性又是这份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局长道。我摁了下我枪上的弹夹释放钮，用力把弹夹里的子弹取出来。两人在旁边都显得惶恐不安。我笨拙地干着，好歹干完了。他们是不是本来期待我把我的装了子弹的枪连同警章一起放在桌子上？

我尽量镇定自若地跟他们俩握了握手，说了几句言不由衷的话。奇怪的是我的话里还透着些开心的意味。大概这正好与局长的看法相吻合。倘若我是那种习惯于在日历上标记日子的实习生，我就会知道这一天离我被聘用的日子正好过去了三个月。这一天我就要独自离开了。凌晨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一句没提，也从未提及我逮到了葡萄园色狼这件事儿。我心下琢磨的是解聘这事儿他们考虑多久了。估计有好几个礼拜了。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事到临头又改变，肯定会非常为难，也说不通。

“别把自己个儿当外人。”这是汤姆最后说的话。

………………

有好长时间，我开车进入圣阿梅利亚市区时都免不了心慌意乱。这种事儿还难以逃避，因为我丈夫的社交活动日益频繁；什么品酒会啦、宴会啦，大多都在圣阿梅利亚市内或附近举办。我入睡后会梦到一群又一群无名无姓、面目模糊的男人驱赶我；有时会梦到一群脊梁被打断的遍体鳞伤的男人哀求我救命。我在旧金山找了一份提供咨询服务的工作，心里说我用六个月赚到的钱将超过局长一年的收入，还认为这一点干系重大。我要努力变成一个风华绝代的美女，让那几个曾跟我一起开车的男人可望而不可即。这样我才能安心。所以我的指甲总是光彩闪耀；我照女歌星的样子描画我的眼睑。男人们簇拥着我，如同飞蛾围着火光飞。要是他们的翅膀被烧断了，我知道那也怪不到我头上。我将和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1992，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1999年，她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9名。——译者注）一起唱歌。我要在耳后插上栀子花。可是，虽然我不用再为与人搏斗这种事儿操心，我仍旧不戴耳环，不戴项链或戒指。

我被辞退后大约过了五个月，一天晚上，有人邀请我们两口子参加聚会。地点就在圣阿梅利亚南邻一座葡萄种植园当中。一对来自德克萨斯的老夫妻靠卖叉车用液化气发了一笔小财，便买下了这座葡萄园，以为退休后养老休闲用。他们看我丈夫的老板忠厚可靠，就雇他来当酿酒顾问。这也就意味着我丈夫要给他们酿酒。这次聚会就是为了庆祝他们的赤霞珠红白葡萄酒开始装瓶。他们请亲朋好友、子女、孙子、重孙子都过来为装瓶助兴。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当然我还是挺放松的，因为没有一个人问到我在执法部门当差的经历，而这种经历在某些宴会上可是最受喜爱的谈资。不过我还是想赶紧离开。一小片区域的葡萄藤已被清理干净，还撒上了锯末。餐桌摆上了；灯挂起来了；一串串灯泡像是一串串红辣椒。篝火也点着了；肉也烤上了。一张桌子上摆满了烈性酒。德克萨斯老两口带头喝起了杜松子酒、威士忌酒和可口可乐。一个从洛杉矶来的儿子正向我丈夫讨教酿酒的问题，见状道：“真是好笑！做葡萄酒的本地人不喝葡萄酒，却喝威士忌。”我丈夫正在喝啤酒。他朝我瞥了一眼。我们相视而笑。这里的本地人显然都没在喝葡萄酒。

我们围着圆桌享用牛排。月亮洒下了好似收获季节的蜂蜜色的光芒，看着有点儿反常。毕竟现在是春天。我在餐桌上交了个朋友，是一位来自帕萨迪纳的儿媳妇。她的金发已有点儿泛白（当时我们已经进入了葡萄园，不知道卫生间在哪儿，就问她，因此得以与她相识。她说有人偷走了葡萄园工人的简易卫生间。听了这话所有女人都慌了神。不过她说，要是我需要进入葡萄园隐蔽处方便的话，她有纸巾。）我整晚喝的都是用水冲淡的赤霞珠白葡萄酒，因此眼睛一直在踅摸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话头是她提起来的。她说宴会要持续到午夜。这时几个女人经过商量达成一致意见，要结伴进入葡萄园隐蔽处解手。这话听起来有些奇怪，但你会理解，没人愿意单独深入葡萄园。有人提出能不能找个没喝酒的人开车进城，借用一下旅馆的设施。我敢肯定，即便我们有这心也都不合格，——我们全都喝了不少酒。所以我们只能进葡萄园了。走的时候我与丈夫对视了一下，心想他要是猜到我们去干啥一定会觉得可乐。我能听到他在跟一帮男人议论许可证的事儿。那些人盼着能得到允许收藏一点儿150型葡萄酒母本并加以培养。拥有一座纳帕山谷葡萄酒庄的想法令他们垂涎欲滴。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土坷垃上面，头顶上是怪异的月亮。“这是什么？”一个女人问我，就好像我单凭叶子就能分辨我们经过的葡萄藤是墨尔乐还是解百纳还是赤霞珠。有几个女人的揣测显得挺专业，“这一定是墨尔乐，这叶子比我的手还大。”我开始觉着不舒服。我在一个寒意未消的春天夜晚，走在一座星辉照耀的葡萄种植园中，——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滑稽，也就更加紧张、焦躁、冷静。这几个女人都喝了不少，都有点儿晕晕乎乎的，有的还牵着孩子；走在坑洼不平的泥土上，免不了会相碰相撞，于是就叽叽咯咯地笑起来。有的连鞋子都走丢了。越往前走离那些灿烂的灯光越远。弗兰克·辛纳屈低声唱起了歌，更深地走进冷冷的绿色葡萄藤中。我小心翼翼地平衡着身体，双手做好了随时出击的准备，脑袋不停地左右摆动，强迫自己不眨眼睛，——那是什么？（我想起了科恩的话：“往远处看。”）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黑暗。我总觉着有个居心叵测的鬼魂在暗中窃笑、窥伺，等着我们褪下裤子或撩起裙子，再一把火点燃葡萄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