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的卖血与我母亲的藏血

重读《许三观卖血记》，我想到《孩子王》里的一句：“学了很多字却不知生活是什么，什么是生活呢？就是活着，活着就得吃，就得喝，所以，这个活字，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个舌头。”。“活”是有吃有喝，是干活去生活，“活”的思想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象征着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劳动和生命，而血意味着死亡，背离了“活”。《许三观卖血记》也以此为背景，讲了一个传统中国家庭中“卖血”这一最大牺牲的故事。
余华开头就给了“卖血”最大的讽刺。从桂花她妈因为那个男人只吃一碗饭断定他身体不好，卖不了血一定会穷。因此给桂花退婚。许三观受感染而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在这地方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
因此最后跟着根龙，去卖了第一次血。然后靠着这“血钱”，取上了“油条西施”许玉兰，人生经历了第一次彻底转变，从此“卖血”在许三观眼里变的意义非凡。许玉兰有着八十年代的乡村女性典型的隐忍：
“他和我不一样，是我伤了他的心，他才去和那个林芬芳……
“要是没有我和何小勇的事，你就不会去摸林芬芳的腿。”
被批斗的许玉兰，变胖的林芬芳，还有那个求着一乐喊回何小勇魂的女人，《平凡的世界》里的秀莲，以及无数不知名的，为自己家庭奉献一生的女人们，构成中国社会女性百景图。四十年过去了，这些小说里女人步入了老年，但我发现我的母亲也很像曾经的她们。
我母亲昨天为结婚的亲戚做饭。廉价的拖把上丢了塑料柄的铁管切去了她小拇指指尖的肉，她看着沙发边与人聊天的我父亲，不敢吱声。偷偷跑下楼，却找不到一家开门的诊所，只好去了卖牛的姐夫家用卫生纸简单地包扎，她剪了双旧丝袜绑着指头，再用黑线缠上，回到亲戚家也不给我们说。终于等到十点，正准备回城里，车上载了个家在县医院边上的叔叔，就绕路送他回了家，但母亲还是不愿说自己的伤。一直等到我们回家，父亲在楼下倒车，我俩回到家里，她到处找创口贴以及药片，熟练地用碗沿碾碎了一片阿莫西林，准备用来止血，之前每次意外出血，她也都给创口贴下面的伤口撒上一些碾碎后的口服消炎药的药粉，好像这样就能省下包扎钱。然而这次再不行了，她把自制的包扎一层层打开，包手指的卫生纸一层层脱落，更下一层的卫生纸也越加乌黑，那些纸形成了一个刚凝固的血痂，又揭了一层卫生纸，但很明显，鲜血还是在涌。我很害怕她继续流血，同时也想到自己献血也是不敢告诉他们，顿时理解了她的行为，她不告诉父亲割破手，仅仅是害怕被操心与更多麻烦，这种“少一事”的想法一直渗在她的生活里，不知让她多吃了多少苦。这时正好父亲回来，他正开着锁，母亲急忙的把成血团的卫生纸藏起来。血流很多，当然藏不住，父亲嘴上责怪她不吱声，手上也帮母亲包好了手，用最快的速度送她去了那个刚刚去过的医院。
我们走过一生，简单淳朴的生活终归还是开始，与结局。
正如许三观带着三个儿子批斗完许玉兰后的一个细节:“许三观和他们说话的时候，许玉兰一直低着头，饭含在嘴里也不敢嚼了，等他们走开去，走远了，许玉兰才重新咀嚼起来。看到四周没有人了，许三观轻声对她说：
‘我把菜藏在米饭下面，现在没有人，你快吃口菜。’
许玉兰用勺子从米饭上面挖下去，看到下面藏了很多肉，许三观为她做了红烧肉，她就往嘴里放了一块红烧肉，低着头继续咀嚼，许三观轻声说：
‘这是我偷偷给你做的。儿子们都不知道。’”
在那个藏血的瞬间，母亲抛弃疼痛与理智，守护着最后的“谎言”，感性地活在一个只有“人”才能触及的瞬间。这无遗是幸运的一个瞬间，无关善与恶，无关科学与迷信，她用一种笨拙的生活态度在真假参半的生活里，抛弃陌生人理中客式(理性、中立、客观)的本性，做着自己认为高尚的行为。这种品质被无数人悄悄拥有着。这些讲不清，不愿言传的经历的人，被真诚地偏爱，无疑是幸福的。
看这本书时总想到顾长卫的《最爱》，和那个年代无数因为卖血而得艾滋的人，许三观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幸运，他的形象而愈加与我们接近。如今我们这些“大多数人”健康平安地生活，但事实上两三百万也很难真正有个大城市的家，这些“压力”变的更高级，无关温饱甚至血汗，但人们精神上的困境还是没有太多改变。无数许三观为了更好的生活做出最底限的牺牲，无数许玉兰放过自己也原谅许三观的出轨以谋求生活。我们看着市中心的房子。别人也看着我们城里的房子……
一乐不管能不能把何小勇的魂喊来，都是那时人们公认的一种高尚行为。像我的父母每到除夕晚上一点多去庙里烧香，为着我的学业和家里的生意。还像西藏藏传佛教信徒绕着冈仁波齐神山，五体投地走一步地跪行祈祷，祈祷那儿女与父母来日的健康和富足。
余华在许三观展示了他不同于《活着》的另一种态度——不必过于遗憾不平等，不必过度陷入同情。
许三观最终能吃上三盘炒猪肝。我母亲也能得到最亲近的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