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月中旬，我因为参加杭州的一个会议，回到国内。往年这个时候我都在学期当中，教务在身，所以很少有回国的机会。今年正碰上春假，再作了些课程调 整，得以回国两个星期。第一件事，是看望年迈的母亲，她因老年痴呆症病情加重， 住进老年护理院已经一年有余。本来两个姐姐说好今年春节带母亲出来到饭店吃饭 的，因为天气原因未果。现在趁我回来，了了这个心愿。这个时节，街上时不时有 樱花、海棠花映入眼帘，倒也是意外的惊喜。往年这个时候，都是两个姐姐代我去 父亲坟上祭扫。今年的祭日，我碰巧在国内，自然不能错过。买了些菊花，纸钱， 锡箔，上午由外甥女开车，两个姐姐和我同行，去苏州公墓祭拜父亲。父亲的墓地还 是老样子，只是旁边又增加了些新面孔。想想父亲离开我们，差不多近 20 年了。

父亲是 1994 初春节前在医院去世的。他觉得睡不着，想呕吐，其实是脑梗 的先兆，小医生用了“安定”，想让他入睡，其实对脑梗是用错了药。父亲就这样 走了。那时家里觉得我在美国做学生，先前回国没多久，没有能力回来奔丧，所以 岳母打来电话只说我父亲身体不行。等丧事办完了姐姐才告知我父亲去世的事。父 亲病重，并不意外，但 1993 年回来见面后短短半年，他就走了，还是有些突然。 第二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场景是上海家里我和父亲在吵架，吵到激烈的 时候，醒了。

(二)

我最早的记忆是跟着母亲坐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穿过南京路，对父亲的记忆却很晚才有。小时候因为调皮，而且没有其他托儿所小朋友乖巧，常常被阿姨罚站， 不准吃饭。后来换了个幼儿园，才安稳下来，这些事都是母亲在操持。我家住在四 川北路丰乐里的石库门房子里。父母带着三个年龄相差 6 岁的小孩，生活不富裕， 靠两个人收入，也算过得去。春节是最开心的时候，磨水磨粉，做汤团，我是主 力。馅用芝麻和脆饼磨碎，再用生猪油、糖捏匀了，大大的个，比宁波芝麻汤团大 了几倍。家里的保留节目还有用砂锅做的狮子头，下面是青菜底，用文火炖得又鲜 又嫩;还有梅干菜扣肉、东坡肉，这些都是母亲的拿手好戏。父亲特别喜欢吃肥 肉，几乎是无肉不欢，这恐怕和他早早得了高血压有关。我上面是两个姐姐，我在 家最小， 所以更多地被照顾。听说小时候二姐把大厨玻璃弄碎了，罚了跪。 我没 有被打被罚的记忆。父母要惩罚我时，老一辈会护着。我小时候的毛病是“赖地 皮”，毫无征兆地不高兴起来，就往地上一躺，死活不起来，直到灰头土脸，满身 全是脏的。我就这样得了“赖地皮”或“量地皮”的雅号，弄到父母头疼，直到上 小学碰上班主任来家里看到了这“量地皮”的德行，从此治愈了我这臭毛病。

刚上小学没多久，教室里来个几个带红袖章的人，听说是“革命”了。过了 几年，我就开始唱样板戏了。那时父亲开始如影随形地跟我在一起。父亲小时候是 戏园子泡大的，对裘盛戎、马连良等如数家珍。不知怎的，父亲就搭上了一批喜欢 唱戏的大朋友、小朋友--刘老师、二六、胡耀明几个是中坚力量，后来又有中山北 路和田路那边的京剧姐妹加盟。小的唱《红灯记》，大的拉京胡。周家嘴路的王家 兄弟，一个拉京胡，一个弹月琴，也经常串门。在孩子当中，拉京胡的二六最大， 当时大概十三四岁，我和胡耀明只有八九岁。 三十多岁的小个子宁波人傅师傅则 是铁杆粉丝兼后勤总长，在大家的怂恿下偶而也会用浓重的宁波腔唱上几句京剧。 那时的中国除了样板戏没有其他娱乐，所以我们那些年还着实玩过一票。我小学四 年级那年，学校排练《智取威虎山》第三场“深山问苦”，我扮演杨子荣，在虹口 区巡演了十场。父亲和傅师傅几乎场场跟随。后来父亲有意要培养我，请了上了年 纪的刘老师指导，晚上在弄堂里舞棍弄枪，让邻居怀疑走火入魔。两个姐姐也学过 拉京胡，但最终不了了之。父亲曾经很卖力地想让我成为专业演员。外地有两个文 工团对我有些兴趣，但最后未果，恐怕是年龄太小。记得有一年总政文工团来上海 招人。拉京胡的二六是应邀前往，父亲带我不请自来，被招生人员敷衍了过去。我 少不更事，对此无所谓，父亲肯定有些失望。

                (三)

  我长到十三四岁，开始了青春期逆反，常常不满父亲，甚至逢事必反。有时母亲就会训斥你怎么这样对父亲说话，我不吱声了，父亲脸上就会有些歉意，看得 出来他不喜欢母亲对我的压制;他不愿对儿子施压，造成不平等关系 。

我和父亲的争执，有时是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上中学的一年，我接触了 关于“好是相对的，坏是绝对的”之类疑似哲学命题的讨论，就现买现卖。父亲不 明白这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请来里弄辅导员俊川裁决，他也摸不着头脑。那时还 在文革期间，所以即使争论，今天看来，也是些蛮可笑的问题。我 1979 年考入大 学，让父亲刮目相看。成了大学生的我自然更加振振有词，与父亲的争论主要在有 关民主的问题上。父亲是铁杆毛派，力陈毛时代给他自己带来的生活变迁。我则身 处 80 年代启蒙运动中心，对红色卫道士作出强烈抨击。有一次在厨房吵架，父亲 赶忙把门关上，让当时的我觉得很吊诡和讽刺:一个害怕自己儿子随时可能因言得 罪的人，怎么还竭力袒护这个制度!

上大学开始一直到我离开上海，父母住“前楼”，我住一楼和二楼之间的 “亭子间”，结婚有了孩子的大姐一家住楼下前后客厅(典型的石库门结构)。二 姐当年上山下乡了，后来恢复高考读了师专，在安徽的地方报社工作，所以不在上 海。有一次在饭桌上我和父亲争论起来。6-7 岁小外甥女抗议了，你们别吵了， 我这心里砰砰跳。我这才意识到和父亲争执的激烈。 那时我年少气盛，成了大学 生了，自然对弄堂里的闲言碎语，小肚鸡肠，欺凌弱小不以为然。弄堂里邻居吵 架，我也喜欢多管闲事，父母说别人的事何必你去插一杠子。我那时觉得父母胆小 怕事，俗不可耐。

  还有父亲的苏北口音当时也给我带来困扰。上海人的地域歧视，莫过于对苏北人的态度。苏北人在上海多从事理发澡堂等“下等”活儿，在上海被歧视是人人皆知的。家里如果是苏北人(上海人会用最鄙夷的口吻称你是“江北人”)，简直是与生俱来的身份污点，我对此讳莫如深。父亲小时候在江苏东台长大，上海话有苏北口音，不是上海人可能听不出，但从小在上海长大的我对苏北口音非常敏感。

所以在中学念书时不愿意父亲和我的同学多交谈，生怕被同学说自己是“江北人”。弄堂里邻居说我家是苏北人，我也会辩称我是安徽人。有一次我和父亲在隔壁邻居董家看足球赛电视转播，我当着邻居的面鲁莽地打断了父亲对足球的评论。

父亲很生气。我起先没意识到。回到家，他冲着我说，“我是不是给你坍台?”我愣了，一时无语。我的小外甥女说，“外公生气了”。父亲叹了口气说，“现在气不动了。”事情也就过去了。其实事后我很想对父亲说对不起，中国人不习惯说道歉的话，哪怕对自己的父亲。我们的文化中太多的迂回，父辈也从来没有教过我们如何表达自己，搞得心情很复杂。

                (四)

  父亲去世后我写信给同窗好友平心说起过我做的与父亲吵架的梦。平心来信感慨地说，我们和父辈之间真是有很多好写的东西。记得读大学时，77 级的陈保 平写过一篇《致父亲的一封信》，在中文系引起不小的震动。我们 77-79 级大多 是 50 年代生人。我们的父辈则是民国生人(父亲生于 1923 年)。这两代人经历完 全不同，出现严重的代沟是很正常的。我们八十年代的“审父情结”则与我们的启 蒙觉醒有关。然而在当时，对父亲的生世并无追溯的兴趣，直到最近几年我整理家 史才对父亲有更多了解。

1890 年左右，我曾祖父 16 岁那年，离开安徽休宁，经人介绍到苏北东台在 当铺里做学徒，由于精明能干，若干年后当铺老板将女儿嫁给了他，生有三男一 女。后来他自立门户，还经营盐业，家业一时兴旺。无奈“富二代”不是鸦片成 瘾，就是赌博成性，很快潦倒。我祖母在父亲三岁时早逝，祖父谋生无能，将父亲 过寄给当地商会会长、戏院老板陈耀卿抚养。陈家无子嗣，对父亲自然宠爱有加。 所以父亲的童年还是快乐的，这里包括京剧的熏陶。

1947 年父亲 24 岁那年来到上海投靠在银行供职的舅舅，先在布店做学徒， 后来在兆丰纱厂做采购，去各地收购棉花，后来在立信会计进修会计，从此做了一 辈子会计。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父亲将母亲接到上海结婚时，火车沿途满是 逃难的人群。 一个农村来的上海小学徒，经历过抗战和国共内战的外患内乱的日 子，最后能够过上还算殷实的小日子，这是父亲生活的基本脉络，也是他朴素政治 立场的基础。

1958 年大跃进那年，父亲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入了党。毛主席号召大炼 钢铁，父亲积极响应，火线入党;第二件事是得了慢性肾炎。 听母亲说，他的肾 炎和大跃进有关。父亲三天三夜连续工作，痔疮严重出血也不看医生。最后病倒， 落下慢性肾炎。当时有个医生说父亲只能再活五年。亏得父亲能吃，能扛，能睡， 虽然好几次复发，血液有关指标两三个“+”(包括一次在五七干校)，结果还活 了几十年。

                (五)

  父亲的人缘是没说的。父亲和母亲的相识也是机缘巧合。父亲工作之余会去芜湖的叔叔戴履之的家，叔叔的家是职工宿舍，戴履之的同事和邻居向道高有个妹 妹，当年十八九岁，帮哥哥带孩子，父亲见了很中意。上海的舅舅欲为他做媒，对 方也是个不错的人家，只是年龄偏大，父亲想了想，还是对芜湖见到的乡下小姑娘 更加心仪，于是在戴履之和向道高的撮合下成就了与向家小妹的婚事。母亲从小是 孤儿，由大哥抚养。她出生在家道中落的富农家庭，几个哥哥都算是有文化的人， 但无奈当时重男轻女，她没读上书，对此耿耿于怀。母亲嫁给父亲时 20 岁，还是 个文盲。父亲就帮母亲学习读写，补习文化课。 母亲排行最小，从小又没父母， 遇事会发些小脾气，父亲就哄着，让着。但这个小家基本是父亲拿主意，倒也能夫 唱妇随，相安无事。

有一件事不能不提。70 年代父亲去“五七干校”，专门写信回来说服妈 妈，给教过我们京剧的刘老师送一条“大前门”烟。当时父母收入加起来一百四五 十元，维护一个家庭五口之家的生活，并不宽裕。对于这样的额外支出，母亲肯定 是颇有怨言。父亲为这事与母亲有所争执。所以到了干校，依然放不下这事。父亲 觉得不可欠缺这份人情，虽然那时，刘老师已经不再教我们了，但父亲认为，这点 微薄的答谢是应该给的。

  我读大学后，经常会有同学来家里。父母总是竭诚相待，尊为座上宾。那时，家里一时成了同学聚会的据点。最疯狂的一次是把数学系的一帮桥牌爱好者拉到家里，前楼一桌，亭子间一桌，打复式桥牌，一直打到深更半夜，弄得邻里鸡犬不宁。同学来做客，母亲会烧饭烧菜招待，自然忙得不亦乐乎，父亲不会家务，但也会忙不迭地照应。平心、老季、程怡、叶谨等常来常往的几个同学，父亲更是时常念叨。我大学同学对我父亲母亲的印象是和蔼，本分，极重礼数。

父亲是个性情温和，兢兢业业的人。当会计练就的算盘功夫，和一手漂亮的 蝇头小楷字体，凸现了他的为人:一丝不苟，工整，干净。对亲戚朋友，他同样的 一板一眼，一丝不苟。那时家里还经常有外地亲戚上门，有时是多年不见来探亲 的，有时是治病，有时则是看看大上海，父亲总是没有二话，尽地主之宜。父亲得 知南通的表外甥和媳妇打算离婚，感到长辈的责任，写了长长两页纸的信，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劝外甥和他媳妇三思。在亲戚朋友眼里，父亲是个忠厚重情谊的 人。

晚年的父亲，向我说过参加同事追悼会，面对死亡的恐惧和抑郁。1991 年 我出国前，他给我讲家史，讲到上海学徒的生活，他说当年为了生计，在业务上也 做过一些手脚，否则怎么结得起婚。我当时就想，这件事父亲可能一辈子对谁也没 说过。老虎有打盹的时候，老实人有狡猾的时候。想想当时一个小学徒生活的艰 难，谁又能说他就不会干这样的糗事呢。父亲经常提到干爹，干妈的养育之恩。他 不止一次地说，干妈说以后老了要享立中(我父亲的名字)的福的，可惜她早早去 世了，父亲说起这事总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父亲的干爹后来娶的太太生了一男一女 两个孩子，文革中姐弟俩来看父亲，遭到母亲的白眼。讲到母亲对他们的态度，父 亲眼睛红了。母亲没见过什么世面，生活中除了父亲，也不谙男女交往之道，弄个 年轻、陌生的女人住在家里，醋缸子一下子打翻了。我朦胧的记忆里，当时母亲为 了这事还和父亲“冷战”，分床睡过两个礼拜。父亲的感恩之心，母亲的不解人意 和无端猜忌给父亲带来的伤感，是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对成年的儿子的内心袒露。 我记得父亲对我说过，婚姻是什么，用高尔基的话说，婚姻是迁就。我想，我父亲 一辈子里，大部分时间都是他迁就我母亲。直到晚年，母亲会抱怨，父亲脾气变 了，动不动吹胡子瞪眼。我总想，父母那一代人的婚姻幸福吗?他们如何面对生活 中种种的困顿和无奈。不管怎样，他们是战乱岁月过来的人。我们文革中长大的一 代虽然也蹉跎、但比他们要幸运。 从另一角度看，我们的父辈比我们能扛，也比 我们简单。

(六)

我 1991 年出国那年，父母把本来给我结婚用的两万块钱拿出来，用在出国的一些准备上，包括还学校的一大笔“培养费”。父亲还去外面工作，为了能多挣 个百把块钱。 那些年，他也因为我对父辈们给我介绍对象的消极态度而多有怨 言。因为出国，这些事都搁置了。1993 年我回国探亲和结婚，父亲当时在医院做 透析。母亲家里医院两头跑，很操劳。当时，二姐一家工作调动回了上海。我离家 短短两年，感到家里很大的变化。

1992 年 5 月初父亲肾功能衰竭，差点没救。幸亏手术及时，术后昏迷三天 活了过来。问他认识大女儿吗，他说，“那不是交行的‘阿大’啊”。父亲的幽默 感又出来了，大姐在交通银行工作。当时戴相龙是交通银行行长，所以他这个“阿 大”一意双关，既指家里的老大，也移花接木地染指交行的“老大”行长戴相龙。 在手术后的日子里，还没有完全恢复意识的父亲嘴里老是念叨“回家去”，“回家 去”。摸摸自己大腿，没穿裤子，不满地抱怨道:“光腚”!弄得医生护士忍俊不 禁。我回家时，他说自己满周岁了(死里逃生又活了一年) 。我问他当时昏迷时 为什么磨牙，“呸，呸”地吐唾沫，他说要嚼死那些来者不善的病菌。 老爷子的 求生欲望还是那么强。

我回国时带了些自己烘烤的蛋糕，父亲吃了赞不绝口。我刚到美国时在雪地 里打工磨破了脚，留下了疤痕，母亲自然心疼，父亲则对人说，这两年儿子一人在 外，靠自己活得不错，能吃苦，言语间流露出满意的心情。我回美国的那天，父亲 因为病体在身，只送我到马路口去机场的中巴旁。家里一家老小全来送行，几个邻 居的小孩也来凑热闹，父亲站在一边，一脸严肃。我知道，父亲心里在想什么，这 一别，他觉得可能是生离死别了。事实上，这确实成了我们的最后诀别。我到美国 后，父亲还来过几个长途电话， 接到父亲最后的一个电话，是他告诉我，马晓春 终于在中日天元赛上战胜了他的苦手(难赢的对手)小林光一。父亲并没有围棋的 喜好，但知道儿子非常喜欢围棋。

                (七)

  今天天气不错，尧峰山的香火也特别旺。来到父亲的墓地，墓碑上父亲的照片依然完好，我依然能看到他憨厚背后的倔强，温和之中的幽默。父亲离开我们后 的这近 20 年时间里，我们都步入中年，走向老年。孩子们也在长大。生活就这么 轮回，这么生生不息。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这好像是一部苏联小说的题目。 五六年前，父亲又 一次入梦，是他中年时的模样。我只记得我很动情地喊了声父亲，父亲什么都没有 说，还是一脸严肃，是关切还是期盼，我不知道。这个梦很突兀，没有先兆诱因。 可能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依然在乎父亲的感受，尤其是在困惑乃至危机时。生活 留给我们种种遗憾，或者因为我们之间的不善沟通，或者是因为我的年幼无知对他 的感情有所触痛，对于父辈，我们总有亏欠。 我感谢父亲并没有用中国的那套礼 法来约束我，控制我，强加他的意志，感谢他对我的信任，让我野蛮生长，做一个 不违背自己的人。今年是父亲的 90 诞辰，假如父亲在天之灵能看到自己儿子在美 国站稳了脚跟，看到自己的孙女孙子慢慢长大成人，一定会很欣慰。是为记。

2013 年 3 月 21 日清明前夕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