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指这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他们多饮酒、服药、清谈、寄情山水，崇尚的是老庄之学。这期间，喝酒最出名的是刘伶，服药没有谁最出名，倒是药的名字很出名，叫五石散。
而时代的特征，造就了魏晋风度。东汉末年起，瘟疫不断，建安七子有五个就是病逝于公元217年的那次瘟疫。瘟疫不仅对魏晋风度的形成有推动作用，对中医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也就是这个时期，张仲景著成了《伤寒杂病论》。同时这个时期战乱不断，但是却是思想活跃的年代，建安七子和三曹起了一个好头，他们的诗篇都是反应现状的，多有抒发自己情志。曹操的“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非常贴切地描写了这一时期的状态。建安时期的清谈只是开始，魏代汉后，正始年间清谈之风正式建立，魏晋风度真正形成，竹林七贤的出现是清谈之风的高光时刻，受制于当时的政局，清谈是会惹出事端的，何晏、夏侯玄、嵇康被司马氏杀掉了。此时的清谈算不得误国，但是不能自全是铁定的。
三分归晋后，国家已经统一，本来正是与民修养的阶段，这一阶段上一次可以追溯到汉初，黄老学说治国应该也是不差的，清谈之风与治国之术并不相悖。然而，国家刚统一就有亡国之象，从上到下奢靡成风，石崇王恺斗富看得人目瞪口呆，八王之乱，严重地削弱了国家实力。这一期间，若是执政者还在搞清谈，不务实，国家就要出现问题，结果王衍就是只会清谈的人，石勒俘虏他后，问他，国家灭亡，需不需要负责。王衍说没他什么事，石勒气得直接活埋了他。
要说清谈误国，王导和谢安肯定是不服的，这两位能人也是清谈大家，王导辅立司马睿，谢安淝水大败苻坚，可以说他们是比较务实的。我们的书圣王羲之也是清谈大家，他也很务实，知道自己志趣在哪，知道自己天赋在哪，世家大族直接称病辞官，游山水，作书画去了。他写的《兰亭集序》很能体现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的魏晋风度。“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这些句子时隔多年依然记忆犹新。魏晋风度的最终代表人物，就是陶潜了，崇尚自然，直接参与劳作，他是田园诗派的鼻祖，“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清纯淡雅，入于悠然之境。可惜在陶潜、袁宏之后，魏晋风度就渐渐消失了。这里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世家大族的衰弱，有儒释道的发展，有南北对立更需要仁人志士务实等等。
清谈误国与否，其实在于清谈之人，不在清谈本身。能把政务俗务都处理好，清谈也不见得误国，王导谢安都是有功绩的人。不愿为官的，清谈更不会误国，只有那些身居高位，却还把清谈当主业的，才会误国，王衍就是例子。也难怪桓温后来也要骂他，还贡献了“神州陆沉”这个成语。清谈误国本质上是清谈之人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