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华杉讲透孟子》，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伯夷，是把清高做到了极致，上挑君，下挑友。非可事之君不事，非可交之友不交。国君有不善的，他不肯立在他的朝堂上。国人有不善的，他都不肯跟人家讲话。如果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说话，他就像穿了朝衣、朝冠坐在泥沼或炭灰之上，浑身不自在。内心专注在厌恶这些恶人恶事上，就放大了这心，推广开来，哪怕和一个帽子没戴正的乡民站在一起，他也受不了，觉得人家无礼，眼睛望望然就走开，好像怕自己也沾染上肮脏似的。
另一位刚好与之相反，鲁国的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他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你黑不黑，我无所谓，只要给我机会，我就做事，再小的官他也不觉得失了身份，反正是为老百姓做事。他做官的原则是“进不隐贤，必以其道”。
对于自己总是与恶人共事，柳下惠说：“他是他，我是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就算赤身露体站在我身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怎么能玷污我呢？”
其他国家的也派使臣来请他，说：“你在鲁国不得志，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给你做大官，做大事。”但他一概拒绝，他说：“以直道事人，按原则办事，到哪儿都会被排挤的。他们今天高接远迎来请我，明天对我的态度也会和这里没什么区别，我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所以他不管跟什么人，都能很高兴地和他一起共处共事，一点也不失常态。几乎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孟子说，伯夷太狭隘，柳下惠又太不严肃，狭隘和不严肃，都是君子所不取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犯伯夷的毛病，好评判他人，一评判，就把人家给否了。觉得天下除了自己，没有一个好人，于是就不能容众接物。而柳下惠呢，他这样的态度，容易被人轻视，不能更加主动地有进有退，发挥出自己更大的作用。他的眼光看得太近、太细、太具体，只看着身边的群众，一个也不放弃，一刻也不放手，而没有去看全国或者全天下的百姓。所以孟子愿意学孔子做“圣之时者”，只有放弃管不了的，才能去管更大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