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为什么我讲授斯拉夫文学多年，都一直仅限于讲授文学史，而力图避免谈论诗学”，米沃什在诗坛上的地位是二十世纪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说诗歌是由守护神口授的难以究其产生的根源，但身处多变的二十世纪，诗歌是人类重大转变的见证者，故而，米沃什将此书命名为《诗的见证》，不是我们见证了诗歌，而是诗歌见证了我们。
诗歌的起源、语言的发展在互不沟通的文明之间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有相似性，论及全球这样的论题或许不准确，米沃什将它聚焦于欧洲并基于此提出了南北轴心、东西轴心的概念。轴心的划分与后世的语言有关，若从语言角度演变分析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为何如此不同，便是俄罗斯选择斯拉夫语而非希腊语，而这亦是南北轴心的划分——罗马与拜占庭分界线的作用；直到东西轴心明确地断裂，深陷地方主义樊笼的巴黎学子跨洋探寻掀起狂潮，巴黎便成了身处诗歌空白地学徒的训练中心，催生了欧洲现代诗歌两大来源——土产的和巴黎进口的。
论及诗人和人类大家庭的关系，二十世纪的诗歌盛行个人主义致使诗人和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和误解，曲高和寡，诗歌使一般人难以理解，这背后是精英和市民的对立；而真正的诗歌不仅能容纳大江大河也不拒小溪小流，诗歌不应该只属于标榜“唯美”矫揉造作的纯诗，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其他巨大变动对社会造成的崩坏，都促使诗歌下了神坛，也基于此，二十世纪的诗歌末世论十足。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米沃什对诗歌的期许以及面对陌生事物的态度，诗歌不仅仅是诗人的诗歌，更应该是历史的诗歌；在米沃什读到的中国诗歌中，关乎历史命题的内容似乎很少，这不符合米沃什对诗歌所承担任务的理念， 他说“中国古诗似乎就是这样，但我们可能被幻觉欺骗，因为我们是在用一种太肤浅的方式与一个其诸多复杂性不为我们所知的文明打交道”，一段随手写下的文字足以见得一个诗人的谦逊与胸襟。
关于诗歌和科学的冲突，“如同一个孩子发现火会烧伤手指，人类面对赤裸裸的、按因果率建立联系的数据，再也没有任何神明保护他们，向他们保证会有好结果”，米沃什提出的关于“科学的副作用”是个很新奇的观点，科学渗透集体生活结构，我们似乎从未想过科学亦会带来副作用，至少面对诗歌，客观的世界排斥了神圣的想象力，陪伴人类文明数百年的灵魂与肉体也消失在诗人的笔下，解决方法便是布莱克说的“关键在于把人从世界使完全‘客观’、冷酷和漠不关心的这类观念中拯救出来”，而不是屈从于一个数学式决定论的世界。
诗歌绕不开流派，对诗人来说古典主义是个失乐园，它框住诗人的信仰和情感，使诗人拥有一种归属感却囿于华丽的辞藻毫无新意，当重要的不是作品完美，而是表达本身（炫技），那一切就都流于“书写”；我们不能否定古典主义存在的必要性，抗战老战士在研究《纳粹占领下被判处死刑者作品》时对古典主义重要性做出了评判：人在被推至其处境的极限之后，再次在书面文字中找到最后的堡垒，用来抵抗毁灭的孤独。这些文字在最恶劣的环境写下，精致或笨拙，韵律或凌乱，用来沟通和传达真相，这种功能，对维护一个人的人性是无比重要的。
米沃什严格谈论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诗歌经验：1939-1945年的波兰。从波兰看欧洲，从波兰诗看现代诗的遭遇。当不幸降临，一切问题都会简化，我们最迫切的目标是生存，语言恢复其最原始、最简单的功能，诗歌也成为战时地下文学的主要体裁。战时的诗歌并无太大的艺术价值，其首要功能是发声，传达实质性的东西，这些目的是战前时期的风格——“试图表达新东西”所难以拥有的，故而，这场战争也为战后诗歌新的风格形成打下了基础。战后时期新的风格的形成也意味着原有秩序的崩塌，“人们总是生活在秩序之内，难以想象没有秩序的时刻是怎样的”，诗歌也是，战后的整个价值体系被摧毁，尼采高举“欧洲虚无主义”的大旗，波兰诗歌受其影响，甚至在表达上更甚于此。关于诗歌的主题，可能没有任何一个语言像波兰语那样，有那么多可怕的诗，都是记录大屠杀。战争结束了，但是战争的影响促使诗人用最简洁的文字在最耐久的东西中寻找帮助，因为它们可以在废墟中生长。
米沃什谈论的诗歌关涉到思想心态的转变，我们亦可以称之为时代精神，诗歌仿佛是一种先知式的表达方式，对我们置身的无望处境的预知。无论是十九世纪就已存在的西方文明随时会衰落的想法还是之后各种关于大灾难的科幻小说的兴起，抑或是依旧活跃的存在主义，这种预言文学让我们再次感到“历史的加速度”。面对科学和技术领域革新，“颓败”席卷了创作领域，当选择局限于“健康”和“颓废”两个概念，事情便变得怪诞起来。米沃什对未来的看法是“如果不是乐观、至少也是反对绝望”，今天的世界观经过无数简化，米沃什表达一种希望，希望以更复杂的视域替代这种世界观，穿透往昔世代的灵魂和全部文明的灵魂来呈现超越自身局限性的生命的殊绝性、陌生感和孤独感。
--by hann
202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