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政策是将游牧部落重新安置于国境之内，将他们编入远征军。这使得黄河流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族与非汉族文化的交融，也推动了第一次南方移民的潮流。

黄河流域持续成为非汉族部落统治者所建立的主多小国之间的战场。

在280年至464年之间，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户籍人口增加了5倍，因为有大量外迁人口到来，江南（长江以南）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心。

在8世纪中期，仍然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北方，然而到了13世纪晚期，只有15%的人口居住在北方。这并不能归因于北方人口的减少，因为这一时期北方人口仍然持续增长，只是南方人口出现了巨幅增长。

地理与文化上的划分南方与北方，是逐渐在汉朝与唐朝过渡期间的4个世纪里发生的。

中国历史上，北方的农耕主要由小规模的家庭农场进行，通常不超过几英亩的范围。地主仅仅拥有少量的可耕土地，即便到了帝国晚期，这些地方也不存在拥有庞大产业的世家豪门。

北方的降水大多发生在夏季晚期，而在农作物生长的高峰期，黄河水位较低，这样造成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几乎无法用河水来灌溉。黄河流域最大的威胁来自洪水，如此巨大的提防只能依靠帝国来维系。所以，大规模的、由政府主导的、基于提防建设的治水，与小规模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基于水井建设的灌溉相结合，造就中国北方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基于小农经济之上的中央集权机构。

中国北方的乡村是有核心的、紧密联系的、内旋的，它比那些南方的农村有着更高程度的内部团结性，但是在市场网络和更广的区域经济方面却缺乏与相邻村庄的密切联系。

南方地区包括长江流域及其主要支流：汉江、赣江和湘江，还有岷江。它又可以被划作三大区域：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和四川。

如同在北方一样，南方农场的规模也非常小，进行集约化生产。但是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大世族手中，由于他们出租农田给佃户。

中国南方首要的自然环境威胁并非如北方那样是洪水或者干旱，而是过多的降水。随着几个世纪里越来越多的汉人向南方迁徙，他们大大小小的排水工程，将广阔的湖泊、池塘和沼泽地变成可耕作的土地。

大地主，而非国家，在建立排水和灌溉工程时负有最主要的责任，小农则要依赖他们的保护。因为在开垦土地与农业技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南方的地主拥有了更广阔的不动产，并比北方的大家族更密切的控制地方社会，这种地区差异一直延续到帝制中国的晚期。

对水的管理是南方大家族的一项基本职能。比如对水的利用知识水稻种植的一步，但是也是关键一步，而其它活动中，农民个体的努力决定了最终的产量。

中国南方多产的、水资源丰富的土地，使这个地区比起中国北方的平原来说，更能够从农业的商品化、城市化、远距离的大宗贸易以及区域的专项化中收益。

汉代文人将注意力集中在都市而不是那些边缘地区，他们所形成的世界观，要么否定地域文化，要么将它们缩减为都城文化的附属品。

汉代文人则会根据边缘地区部族或者小国送到中央的贡品的新奇程度及其类型来划分并描述这些区域。离都城越远，文化的差异越显著，这种越来越明显的异域特色就越能成为野蛮的一种空间标识，将文明的中心界定并划分出来。

汉代随着宦官与外戚逐渐掌控朝廷，汉朝文人逐渐疏离朝廷，都城所在声称的中心性及其对地域文化价值的否定也开始减弱。心的地方网络是建立在业师于门生或者主人与门客关系之上的，以中央为代价连接了地方利益。

圣地地理学。佛教和道教创造出一种新的圣地地理学。

一旦某个地方在诗歌或故事中被提及、被纪念，它便拥有了自己的文化生命。

复杂交错的艺术与宗教活动已经成为江南士大夫文化的一个特色，同时与地方的权力归属和民风民俗密切相连，而这一切在中国北方的经典文化中都丝毫没有立足之地。这种紧张的关系同样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南朝各代军事力量薄弱，因为朝廷看重诗歌与园林设计的繁荣，而非军事能力的培养。江南所创造的新式南方文化根本无法与北方的重军文化相抗衡。

然而对文人理念的培养，诗意社会的形成，通过诗赋与地方志对地方传统的肯定，以及新建的独立于帝制系统之外——尽管不也是完全不受其影响——的宗教与文化地理布局，所有这些传统，都在南朝时从江南率先出现，并作为一种地域精英主义的文化形式而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存下来。

【栋见】

中国的中央集权产生于北方，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黄河，黄河的泛滥造就了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建立巨大的提防工程，只有集权社会才能集中力量办水利，才造就了北方形成的集权化的社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