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田中义一内阁垮台，接任的首相是滨口雄幸。

滨口雄幸是日本第一位出生于明治维新时期的首相。 上任伊始，出于挽救经济的目的，滨口内阁采取了修复日中关系的外交策略，促成新任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达成了“全面改善日中气氛”的共识。

但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刚刚上任两个月的佐分利贞男在回国述职期间遭到暗杀。滨口内阁再派小幡酉吉继任驻华公使，但因国民政府认为他是“二十一条”的参与者而拒绝。一九三一年，日本内阁任命驻沪总领事重光葵代理驻华公使。

重光葵在“一战”期间曾任日本驻英大使馆书记官，极其厌恶军国主义，在别的努力下中日关系逐渐显出回暖征兆。

国民政府没能认清日本人的行事逻辑。

历史证明，凡是日本政客大谈“改善对华关系”之时，便是日本军人策划对中国更大规模侵略之日。

当时的日本，决定政策和国策的不是政客而是军人。

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认为，仅靠表示善意就想在他国扩展本国利益，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对于推行以经营满蒙谋求稳定我国民生活之国策，一味追求渺茫的中日亲善，结果使我举国上下汲汲于逢迎中国，以致陷入自屈而不觉，徒使趋炎附势之中国人妄自骄傲。求得中国方面之善意固属当然，但须首先具有发动本国国力之决心方可。

企图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而对该国官民仅感之以善意，如此国策，未闻有成功之先例。

尽管用“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这样的隐晦言辞替代了“武装侵略”，但关东军还是明确建议日本内阁对于中国要“断然增兵或派兵”，不必在乎中国人指责这是侵略行为，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心悦诚服他国的入侵： 在执行发展国力之国策时，纵为对方所不满，亦不应踌躇不前。

英人之印度政策，并不在于印度人之善意欢迎；法人在阿尔及利亚虽无人望，但亦不放弃其国策；而美国人在中美则被视为蛇蝎。任何土人亦不可能箪食壶浆以迎入侵者。唯独吾人之执行对华对满政策，却片面恐惧中国之排日感情，实难理解……当前之对策，每逢机会即应首先向天津、山海关、洮南、吉林、临江、间岛各地断然增兵或派兵……

一九三〇年九月，日军陆军省的一批年轻军官，在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法西斯团体“樱会”，其纲领是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全面推行对外武力扩张政策。一个月后，右翼分子在东京车站狙击首相，滨口雄幸身负重伤，日本内阁受到沉重打击。这一年的年底，日军在制定《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如何解决满洲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基于此，参谋本部对内阁发出的威胁是：“在满洲惹起事端后，政府若不追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惹起事端”这一措辞证明，日本陆军，特别是关东军，已有在中国东北制造引发战争事端的计划了。

一九三一年，日本的经济危机达到高峰。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总额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近乎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源源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猛跌，中小企业的倒闭如大坝决口，失业与半失业人口将近四百万。一般的规律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唯一的解决之道是：猛烈扩充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军事工业。一九三一年，日本政府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强力扶持以军事工业为母体的财阀，致使三菱、中岛、川崎等著名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军火制造。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终于发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