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勤连、砖厂、木材厂合为一个大单位这件事，在我的印象中也就实行了就一年，1971年五六月份，砖厂成建制在调往刚组建的55团，这个大单位也就不存在了，也再没人提起。就是存在的这一年时间，也很少有三个单位共同参加的活动，基本上还是各干各的，唯一有记忆的，是在一起搞“忆苦思甜”。
“忆苦思甜”（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活动是全兵团“两忆三查”新式整军运动中的一项具体活动。六师也开展了“两忆三查”运动，内容是：“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可“整军运动”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忆苦思甜”。
师里对“忆苦思甜”教育高度重视，特意从天津请来三条石的老工人给我们作忆苦思甜报告。一起听这个报告，可能是三个单位共同参加的第一个活动。听报告的地点是师部小礼堂，当时小礼堂刚竣工不久，费大个还说小礼堂的柁是由他指挥着上上去的。
记得三条石老工人用浓重的天津口音，讲资本家如何狠毒，如何刻薄，工人们的生活如何水深火热，听得我都有些发抖。他还讲了翻身解放之后的工人，生活是如何如何之幸福，让我感到，新旧社会真是两重天啊。
三个单位的人还一起听过砖厂厂长作的忆苦思甜报告。报告地点在砖厂，当时只有砖厂有容纳这么多人的房子。
砖厂厂长是个现役军人，营职干部，总是自豪地说自己是大老粗。虽说他是砖厂的厂长，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也是我们整个基建系统的头头之一。
他的报告，不像三条石老工人的报告那样严谨，是兴之所至，随意而谈。他说他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冰天雪地，没有鞋穿，为了取暖，只好踩入刚拉的牛粪。他是踩着牛粪前进，踩着牛粪成长。
他还讲到了自己艰难的婚姻历程，只是细节我已想不起来了。
听着他用他那浓重的西北口音，大老粗的语言，讲这些悲惨故事，还真让人感同身受。
他又讲到美国人的痛苦生活。说美国人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苦不堪言，焦急地盼望我们发挥国际主义精神，去解救他们。
在历数美国各届总统压迫美国劳动人民的罪行时，他不知怎么竟然将“各届总统”说成“各庙总统”，引得一些人忍俊不禁，笑出声来。笑声影响了厂长的悲愤情绪，破坏了会场严肃氛围，自然不是小事。厂长立即要求各单位，追查那些在这种场合还有心情笑的人，查查他们站到了什么阶级立场。
那些笑出声，或笑了没有出声的人，都神经紧张，怕被人告发。好在此事最后是不了了之。
由于追查的事，人们对厂长有了看法。有人就学着他的西北口音，糟改他报告的内容：“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穷得连老婆都养不起啊，先后有六个老婆，都让我给卖啦……。”
另外，砖厂教导员在三家都参加的大会上讲话时，也逗乐过大家。他在讲到兵团守卫着祖国边防线责任重大时说：“漫长的国界线有多么长呢？”大伙都等他说多么长，他想了半天说：“那是相当相当的长哟！”把大伙都逗乐了，原来他也不知道。
在我的记忆中，三家一起开会，一般都去砖厂，讲话的还都是砖厂的领导，没有印象我们连的干部讲过话（砖厂的领导都比我们连的领导级别高，我猜测他们是由我们三家的总头头兼任的）。唯一一次我们连唱主角的，是三个单位一起去砖厂看我们连宣传队演出的忆苦剧。
1969年年底时，我们连宣传队曾排练过小话剧《一块银元》（本人参与剧本编写），该剧通过讲述解放军战士陈亮一家的悲惨遭遇，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是阶级教育的好素材。上级便要求连宣传队抓紧重新排练，尽快演出，以配合“忆苦思甜”活动的开展。
没想到排练的时候，队员们总是进入不了情况，应该悲痛欲绝的场合，反而笑个不停。这让连干部们大为恼火，决定先对宣传队队员们来个“忆苦思甜”。
这时，正好连里发生了“倒小米饭事件”，史指导员和于副指导员便以此事为活教材对队员们进行教育。
1970年春节之后，连队的粮食和蔬菜的供应都出现了困难，是能拉来什么就吃什么。正好那阵儿拉回的是小米，结果我们就上顿小米饭，下顿小米饭，最终把人们吃烦了。有人吃不下去，就偷偷将小米饭倒掉了。
连干部发现此事后，立即将其纳入“两忆三查”，让各班结合学习，进行讨论。
史指导员和于副指导员还专门组织宣传队的队员对照检查，查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查对劳动成果的态度，总之重点查是立场。对照检查之后，队员们觉悟提高，不但排练《一块银元》时不再笑场，还排练了个新节目，批评不珍惜劳动人民血汗的现象，节目的名字就是《一碗小米饭》。
节目排好之后，上级安排在砖厂演出，并组织砖厂、战勤连、木材厂的人都到场观看。
为增强现场效果，宣传队特意用床单缝制了大幕，挂在了演出场地前边。
《一块银元》演得非常成功，许多战士都看得掉了眼泪。《一碗小米饭》也反响不错。看来宣传队的忆苦思甜没有白搞。
除了听忆苦思甜报告，连里还要求各班自己组织忆苦思甜。由于我们都没有在旧社会生活的经历，只能挖空心思地从长辈的讲述中找素材。出身是工农家庭的知青有先天优势，能自豪地讲述父辈们吃的苦。像我这出身中农的，就很为难。最后，我就将老家的滹沱河总闹水患，列为统治阶级不管劳动人民死活的罪行，加以控诉，算是忆了苦。
连里还要求我们，通过对比新旧社会家庭财产的变化，忆苦思甜。我继续为难。实话实说：解放前奶奶有7间房的小院，1956年被大水冲毁了，灾后只盖起两间，肯定会被抓了反面典型。我只好“时空大挪移”，说解放前大水冲了奶奶的房子，流离失所没人管。
在登记家庭现在拥有的“大件”时，我还是为难。那时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大件”，都填成“无”，肯定有给新社会抹黑的嫌疑。
我盘算来盘算去，先填了两辆自行车。母亲骑的自行车，是父亲在旧货市场买的老掉牙的便宜货。牌子挺唬人——富士霸王号，可它除了车架子是日本货，其它部件是“杂牌军”。据卖车人说，此车在日本鬼子占领保定时期曾红极一时。可眼下却是老旧不堪，只能将就着骑。父亲是采购员，单位给配了一辆破旧的公用自行车。我化公为私，硬把它说成是我们家的，以充门面。我还填了一台收音机。其实就是我带到兵团的那台我自己攒的小半导体，由于草原信号弱，连一个台都收不到，已经成了摆设。
可这么一填，我脸上很有光彩。
记忆中，别人的“忆苦思甜”发言比我的生动，但具体怎么说的已想不起来。
不过我在“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环节，发挥不错，感觉比别人讲得实在。
另外，我还记得连里让炊事班给我们做过“忆苦饭”。
什么是“忆苦饭”？就是让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尝尝旧社会劳苦大众经常吃的饭，以体会旧社会之苦。炊事班的人也没有在旧社会生活过，不知此饭是什么样子，只能发扬革命的首创精神，大胆调制。结果，我们就喝了一顿加了菜叶的糊糊。糊糊里边到底放了什么，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就是觉得确实难吃。
回想起来，我总有些奇怪，怎么我们“忆苦思甜”那阵儿，正好就是我们连队伙食最差的时期呢？难道是为了增强“忆苦”效果？
大概从1970年春节开始，连队的粮食供应就不正常了，白面基本没有了，主要供应的是玉米大馇子。听说，我们吃的大馇子还是从沈阳军区调拨的，原本是饲料。由于是陈粮，吃不出玉米的香味。又由于它几乎就是整粒的玉米，吃起来颇费嘴力。虽然炊事班在煮之前已泡了十来个小时，但做出的馇子饭还是不太软，一顿饭吃下来，腮帮子都累得慌。
我们所在的锡盟是牧区，本来就不产粮食，六师各农业连虽然种了麦子，但8月份才能成熟，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吃粮就得从外边调，基本上就是从外省调，人家不可能给白面大米，能给粗粮就不错，我家乡保定还整天吃粗粮呢。
后来又吃高粱米，据说也是从东北调运的。接着又吃莜麦面，这倒有可能从内蒙调拨的，因为这是内蒙的特产，我以前还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可能不方便加工，炊事班只用它做“傀儡”，就是先用大锅炒，再用开水泼（边泼边搅，直到大部分成了疙瘩），最后上锅蒸。这种食品名称的发音肯定是“傀儡”，但是不是这两个字，我就不敢肯定了。“傀儡”只有配着肉汤才好吃，而我们那个时候恰恰断了肉，只能配胡萝卜、土豆、圆白菜之类，感觉不太好吃。
连里虽然养了猪，但也就十头八头的，不过年过节的，并不杀。加之外购羊肉又没跟上，所以吃肉也困难了。
再后来，我们的主食又添了一个让人反感的品种——红薯干。听说也是从沈阳部队调来的，也是饲料。小时候吃过煮熟的红薯晾晒成的红薯干，牛筋，挺甜，我把它归入了“好吃的”一类。可给我们调来的红薯干，是生红薯晾晒的，不但不甜，还带着点儿苦头儿，让人难以下咽。另外，我还有印象吃过豆饼。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蔬菜也接近断顿儿，经常以白萝卜干汤、海带丝汤，代替菜。
这个时期，炊事班对主食也开始限量。打饭时按人头定量分配，不够吃也不再给添。这让大肚汉们的肚子颇受委屈。人们找炊事班理论，炊事班的人说是因为粮食供应紧张。我的肚子一抗议我就想，我们一个人有45斤的粮食指标，为什么不能按标准供应了呢？
这时就出现了一些以前没有的现象：一是泡病号饭。跟军医、卫生员说自己跑肚拉稀，混个假条，既可以不干活，还能吃盆热汤面。二是向女生救援。炊事班打饭不分男女，都是一个标准，可相对来说女生饭量要小一些，有时吃不了要送回，脸皮厚的可以向女生要。三是跟炊事班的人拉关系。虽然班里的人不够吃，但炊事班打完饭之后主食还是总会有些富余。跟炊事班的人拉上关系，他会偷偷摸摸地给你一些。当然，也有人到食堂偷吃的，有人就偷了食堂的羊油，回来班里用搪瓷盘了炒高粱米饭，边吃边赞：“羊油炒高粱米，倍儿得！倍儿得！”
这些我都不屑于去做，就只好挨饿了。
我们班的大邓是大肚汉，也像我一样不屑于做这样的事，他应该比我更饥饿，可他却像有什么抗饥饿秘籍似的，没有现出更饥饿的样子。
秘籍自然秘而不宣，但人们还是发现了他的怪异之处——每天吃过午饭，都第一个急匆匆离开。
他去了哪儿？干什么？木材厂传来的消息揭开了谜底——他去木材厂再吃一份饭。
原来，木材厂已改革了供给制的大锅饭，实行了饭票制，有粮票有钱也可以买饭票。大邓听说有这样的好事，立即向家里要粮票，成了木材厂食堂的编外就餐人员。
他的办法挺好，但无法复制，我们家里的粮食还不够吃，绝对没有富余的粮票寄给我。
不知是木材厂食堂的制度好，还是办得好，手握饭票的木材厂战友似乎更活泛些。我记得调到木材厂的我的五中同学大谢、大东曾请我和大贵到木材厂吃饭。那顿饭让我吃到了我终生都认为好吃的东西——醋蒜拌菠菜粉条。我已很长时间没有吃到绿叶菜了，看到绿叶菜顿感亲切得不得了。等到我把醋辣鲜香的菠菜吃到嘴里，立马有了进入共产主义的感觉。
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让我有了那么好的享受，我再次谢谢我的同学和战友！
到了这个时期，也就接近艰苦时期的尾声了，之后就吃上小米了，虽然那阵儿总吃小米饭（有时有砂子），人们也烦了，但比起红薯干和豆饼，还是强多了。所以连里对倒小米饭的现象不能容忍。
过了8月，六师自产的麦子收割了，我们连也弄来一个600多只羊的羊群，稍后我们连菜地产的土豆、胡萝卜、圆白菜也收获了，这个困难时期也就结束了。
不知为什么，那段时间我天天做梦，而且做得非常真切。醒后，梦境清晰鲜明，犹如亲历，且过程虽长，仍能大体记住。每天所梦不同，但都是在家乡保定的生活，有我整理书籍的（梦中我有了好多好书），有我鼓捣无线电的，还有与朋友郊游的……经常如此，我无法释怀，便说与好友大贵。大贵说，这些梦都是好梦，做了对身心有好处。我附会着说，把梦境当现实，把现实当梦境，我岂不是天天都生活在家乡？
虽然话是这样说，可我还是不安。为了说服自己，我于1970年7月5日，写了首《随感》诗：“绿草连天野花香，退去素装换艳装。更觉神州处处好，何必夜夜思故乡。”强制了结了此事。之后，此类的梦才不怎么做了。
伙食不好，人们就盼着过节，因为只有过节时才能改善伙食。
1970年的“八一”建军节终于到了，这对一般人来说算不了什么，连假都不放，可对兵团来说却是大节日，因为我们是“兵”啊。
8月1日，连里放假，还大会餐。由于这段时间伙食不好，连里对此次会餐非常重视，搞得相当丰盛。人们大快朵颐，个个吃得撑肠拄腹。
8月2日，星期天，我们继续放假。有一帮人决定去修路点看望二排的战友（二排参加修路之后一直没有撤回，暂时充当护路排），其中有九班战士大全。
大全特能侃大山，有人就封他为“少将”（能哨闲篇之意）。他到了二排自然又要煽乎一通，煽乎完了，二排的人当然要盛情款待。结果大全吃多了，肠胃闹罢工，是又拉又吐，人们赶紧把他送到师部医院。事后，封他“少将”的那帮人，给了他个处分，将他降级为“大尉”（大胃）。
一天，我碰到了已调到种子站的大仁，跟他议论起当前兵团粮食紧缺的问题。他说，乌拉盖以前只搞牧业，没有农业，吃粮困难也很正常。兵团成立了，组建了农业团，吃粮问题肯定能解决。他们的种子站，就是为农业团提供服务的。天冷以后，他们将去海南岛育种。
（除礼堂、诗歌照片，其余照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