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伍迪·艾伦的《门萨的娼妓》
大约是时常有智商欠费的困惑,对各种高智商者总是满怀羡慕。即使时不时为情商偏低的谢尔顿感到“捉急”,也不曾减少对这场以“高智商”为卖点的美剧的热情。也正因如此,当谢尔顿遇上艾米,进而又在上一季结尾中狠狠“被甩”的时候,着实心酸了一下:所谓智商与情商不可得兼也。
抱着这样的情绪,在看到伍迪·艾伦的文集《门萨的娼妓》时,立即被书名吸引住了。要知道,门萨作为全球最好、最大、最成功的智商俱乐部,几乎可以和“高智商”这个词划等号,加入其中的成员被视为高智商人士中的高智商、精英中的精英,而伍迪·艾伦这位喜剧电影导演竟然敢来“黑”它一下,确让人忍不住要好好翻阅一下的冲动。
因为是冲着书名去的,所以,翻开书的第一瞬间就是找与书名一致的那篇同名小说。简单概括小说的结构,无非是如同老牌侦探电影一般的经典结构:私家侦探收到案件委托,结果发现是典型的应召女郎敲诈案件,接着就是展开调查,在此过程中,侦探亲自与应召女郎进行斗智斗勇般的交涉,并最终锁定、揪出了幕后黑手。大概是伍迪·艾伦作为导演出身的缘故,读完小说竟觉得仿佛是看了一场情节紧凑的短片。
情节是老套路,所不同的是,伍迪先生像是要炫耀自己对文字的把握感似的,刻意将原先我们日常听闻并熟知的应召女郎案件予以“解构”,让整个案件从对肉欲追求的罪恶感变为对“智性”追求的罪恶感。
于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小说的题目中“门萨”一词,与其说是用于表示某个具体地点或场所的名词,不如说是某种带有象征意味的形容词,用以指代那群高智商者们。因此,“门萨的娼妓”们就变成提供某种“隐秘的智力服务”的女孩子们,在这里,智力的交往也变成了一种消费,甚至是一种带有罪恶感的消费。
来看看这些高智商者们是如何进行一场“罪恶交易”的吧:
“亲爱的,你想聊什么?”
“我想谈梅尔维尔。”
“《大白鲸》还是短一点的长篇?”
“有什么不同呢?”
“也就是价钱。聊象征主义要另加钱。”
“得出多少?”
“50美元,聊《大白鲸》可能得100美元。你想进行比较性讨论,把梅尔维尔跟霍桑进行比较吗?100块可以搞定。”
瞧瞧,伍迪先生居然这么说!知识的分享与探讨居然变成了某种可被交易、明码标价的稀缺产品了。
这样的思想放到全书中,尤其是这样的名词作为全书的书名,背后所隐含的意味就变成了,对某种消费主义的智力活动的“批判”。在书中的《早期随笔》一文中,伍迪先生更是充分展示了消费主义是如何对我们的生活围追堵截的:“岁月又有何干,特别是如果你住的公寓租金由政府封顶”、“金钱并非一切,然而比拥有健康要好”、“爱别人和被人爱哪样更好?都不好,如果你的胆固醇值超过六百的话”。被那种以价格、数字为唯一衡量标准的观念将生活拆分的支离破碎,最终,我们那种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生活的努力成为了虚无缥缈的东西,一切就变成了“别和我谈人生,我只想知道今天青菜多少钱一斤”等诸如此类的对话。
当然,这样的一种对消费性智力活动的解构,也隐含着一种反智主义。这涉及到知识建构的问题,从这种观点出发,所有的知识都是人类思维建构的产物。因此,对于像伍迪·艾伦这样的作家和导演而言,所有的知识活动就变成一场“符号的游戏”。
这又牵涉到伍迪艾伦本人所偏好的一种叙事结构:他似乎相当热衷于展现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那种冲突,这一点在他所导演的电影《月光下的魔法》中尤其显露无疑。坚持科学理性的魔术师遇上了神神叨叨的通灵术师,虽然在爱情的迷失中,魔术师短暂的迷失了,不过,最终他不仅承认了非理性的作用,也坚持了自己的科学理性。
同样,在《门萨的娼妓》一书的几个剧本中,伍迪先生也多次运用了这一结构,如在《主神》这一剧本中,通过刻意地模糊演员与观众,真实的作者与虚构的人物这样一些方式,伍迪·艾伦在文本中创造了一个无法用理性去解释的空间——不仅是舞台空间的破坏,而且是真实与虚拟的并存。
全书中充满了各种“无意义”的戏谑,文字的任意组合,让文本的意义处于难以理解和可理解之间的中间状态,事实上,这与当年对周星驰的那种“无厘头”简直如出一辙。
艾柯曾说过,卡尔维诺虽然对简练很是推崇,但是,也并非否认“语言的迂回也能带来阅读的乐趣”。如果说,将那种不做任何解释地将某种特定的场景和某个特定的人物抛向读者,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简洁”,而将那种刻意营造的可理解与难于理解之间的中间状态视为“语言的迂回”,那么,伍迪·艾伦先生无疑是做得相当出色的。
事实上,正如艾柯所言,“任何叙事性的小说命中注定必须简洁敏捷,因为,在塑造一个包含万物的世界的同时,小说并不可能面面俱到”。通过“此处省略一万字”的做法,作者可以将自己的精力尽量集中到应该被重视的事物上,但是,如果深入探查一篇小说背后的意味,那种“省略”就变成了我们观察作者思维过程的一个窗口,比如,作者为什么省略此处而非彼处。在《门萨的娼妓》这篇文章中,被作者所省略的、又是我们理解这个故事的重点的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为什么那种未涉及肉体的、纯智力的交往活动会被认为是“羞耻”的和“带有罪恶感”的呢?作为涉案者的沃德·巴布考克为什么觉得和他的老婆“谈不了庞德,或是艾略特”呢?
在消费主义的肆虐中,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都必须有其确定无疑的功能和定位,否则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身为一名妻子,其必然不能是那种“精神上有激励性的女人”。
所以,回到一开始所说的,当谢尔顿遇上艾米,与其说是出于某种男性的本能,不如说是两颗无性的头脑需要来一场电波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