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进化心理学，经过各种进化过程，我们人类除了获得某种骨骼结构和生理机能之外，还形成了某些心理特征，例如在某些情况下感到恐惧或焦虑的倾向，而在其他情况下有感到快乐的倾向。我形成这些倾向并不是为了使我们能拥有良好的生活，而是为了我们有可能生存和繁衍。各种进化过程对我们是否兴旺发达并不关心，它只关系我们是否能够生存和繁衍。

我们过去的进化促成了我们现在怎样的心理结构呢？例如，我们为什么会经历痛苦？这并不是众神或者上帝想让我们经历痛苦，或者认为我们会以某种方式从痛苦中获益，而是因为和那些不能够感受痛苦的祖先相比，我们那些能够感受到伤害带来痛苦的祖先，有大得多的避免这种伤害的可能性，因此有大得多的生存下来并且繁衍后代的几率。所以，与无法经历痛苦的人相比，那些能够体验痛苦的人才更可能延续他们的基因，结果，我们人类就继承了这种体会痛苦的能力。

也正是因为进化的过程，我们才有了体验恐惧的能力，同样，我们经历焦虑和不满足的倾向，也是我们以往进化的结果。进化过程中，我们那些害怕狮子的祖先，与那些对狮子完全不在意的祖先相比，被狮子吃掉的可能性更小；与那些从来不为下一顿饭发愁的人相比，我们那些进化着的、担心他们是否有充足食物的祖先，被饿死的可能行更小。类似的，与那些很容易满足的人相比，我们那些在进化中从不满足已有的东西，总是想要更多食物、更好居所的祖先，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的可能性更大。

关于我们经历快乐的能力，也有一种进化论的解释。例如，为什么性行为会让人感觉到美好？因为，与那些并不在意性生活甚至认为性生活没有吸引力的祖先相比，那些认为性生活使人快乐的祖先繁衍的几率更大。我们继承了那些认为性生活令人愉悦的祖先的基因，所以也是认为性生活是美好的。

我们之所以是群居动物，是因为我们那些处于进化中的、感到需要其他人因而加入了各种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祖先，比那些不那样做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按照进化中的编程机制，我们除了寻求与其他人的关系之外，还认为需要寻求在这些群体中的地位。那些受动力驱使去追求社会地位的祖先——也就是那些获得社会地位让他们感到愉悦，失去社会地位让他们感到沮丧的祖先——比起那些对社会地位漠不关心的人，就更有可能生存下来繁衍后代。正是由于过去的进化史，今天的人们才发现获得社会地位令人愉悦，而失去社会地位令人沮丧。这就是为何当别人赞扬我们的时候我们欣喜，当别人侮辱否定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痛苦的原因。

我们那些进化中具有理性思考的祖先比那些没有理性思考的祖先更有可能生存下去繁衍后代，我们并不是获得了推理的能力就能够超越进化机制所安排的各种欲望，比如我们对性和社会地位的欲望，相反，我们是获得了推理能力之后就能够更加有效地满足这些欲望——比如，我们能够设计一些复杂的策略来满足我们对性和社会地位的欲望。

我们拥有我们所拥有的能力，因为具有这些能力使我们那些进化中的祖先能够生存和繁衍。然而并不是说我们必须使用这些能力才能生存和繁衍。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拥有了理性能力，我们才有力量“误用”我们的进化遗产。

想想我们的听觉能力，我们正是通过进化的过程获得这种能力的：我们那些有能力听到正在靠近的肉食动物的声音的祖先，能够获得比没有这种能力的祖先更好的生存和繁衍的机会。然而，现代人很少将他们的听觉能力用于这样的目的。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会利用这种听觉能力去听贝多芬的音乐，而这种活动并不会增加我们生存和繁衍的机会。除了误用听觉能力以外，我们也误用了与听觉能力一起进化的耳朵，例如，我们会用耳朵来戴眼镜或者耳环。同样，我们获得了行走的能力，这是因为我们那些具有行走能力的祖先比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祖先更有机会生存和繁衍。然而，一些人利用这种能力去攀登珠穆朗玛峰，而这种活动显然减少了他们的生存机会。

正如我们“误用”我们听的或者走的能力一样——也即是说，我们使用这些能力，与我们物种的生存和繁衍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可以误用我们理性的能力。尤其，我们能够用我们理性的思考来避免进化过程已经规定给我们的那些行为倾向。例如，正因为过去的进化，我们得到了进行性行为以繁衍后代的奖赏。但是，也正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思考，我们能够决定放弃进行性行为的机会，因为充分利用进行性行为的机会将会使我们远离我们设定的各种目标，也即那些与我们的生存和繁衍没有任何关系的目标。最具有戏剧性的是，我们可以决定保持独身，或者结婚却不要孩子，这些决定将会把我们繁衍后代的机会降为零。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的理性思考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生存和繁衍，那么进化程序所鼓励我们追求的许多事物，比如获得社会地位或获得更多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也许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经历安宁的话，那么追求这些事物就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