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最后一天，我破例地没有加班，也没有力气去什么地方跨年狂欢，奔三张去的我早没了20岁那年“一跤踹飞旧年历”的豪迈。先生出门旅行，我则早早回到家里，回顾这一年，多少竟还有些舍不得。

      我是一个非常慢热的人，无论什么事都慢人家不止一拍。青葱的大学校园里，身边的朋友都在用青春说“热爱”的时候，我把生活过成了退休老干部一般的平淡无奇，当我离开校园开始独自承担自己的生活，却才发现原来自己心底还有一些细微的闪着光的小愿望。我开始尝试，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焦虑：我发现自己好像并没有足够多的时间专注于提升某项技能了，就像网络游戏中被投放到了不匹配练级区域的英雄，它不停地打着野怪，积攒到的微乎其微的经验值完全不能构成经验进度条的变化，升级看起来遥遥无期。这些平淡无奇的支线剧情已经占据了太多篇幅，无论在谁看来也该向前推一推主线剧情解锁更多地图了。

      2015年，我成为了一名会计师。我通过考试拿到了中级职称，发表了论文，也得到了集团专业的相关奖项。

      2015年，我保持阅读和旅行的习惯。书籍46本，专业书籍和小说为主。去了3个地方旅行，土耳其，宁夏，山西，还重游了成都。

      2015年，我尝试了一些新鲜的活动。第一次体验滑翔伞，第一次乘坐热气球，第一次为自己制定一个有主题的写字计划。

      这一年无疑是丰富的，却也有迷惘。

      这一年我走入了婚姻，和青梅竹马的另一半。不同于当初新鲜的激情，长久的爱情却让我越发感到隐约的不安，并不是来源于对方，而是源自我对自己的期望。我怀抱着天长地久的心愿，更加强烈地想要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我需要有一项切切实实的核心技能保证自己能够不依靠任何人安身立命。在我看来，这项技能并不是操持家务或者照看孩子，而应该具备一定社会属性。简单来说，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即便是因为怀孕生子暂离职场，也能够有足够的底气不被周遭的议论洗脑。

      自从结婚以后，来自周围所有人的关于孩子的话题就从未停止过。我并不反感这件事本身，事实上我也把它规划上了生活日程，但无处不在的“经验”仍然让我对此感到恐惧——我怕自此以后自己便不能再做自己，稍有不同便被冠以“不负责任”之名，终日在假寐与现实之间左右为难。

      我很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如果我有了一个孩子，那么毫无疑问，我会用我全部的爱提供给他/她我所能给的所有幸福。但同时我也再一次确定，我不愿意为了孩子放弃成为我自己。

      我听过太多关于母爱的歌颂，不论是影视作品还是道听途说，它们绝大多数都提到了“牺牲”。不论是小学课本里的“妈妈喜欢吃鱼头”，还是小区大妈日日念叨的“当妈的人除了孩子哪还能顾得上别的事”。必须承认，对于前者，我不希望自己面临这样的选择，而对于后者，我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洗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毕竟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无恒产则不自由，不自由则无道德”。在习惯于用财务量化评估一切的商业社会里，自由早已不再是一个哲学名词，它成为了一种昂贵的生活姿态，并且无疑建立在财务自由之上。

      这也正是我执着于自己保有“核心竞争力”的原因。

      R.G.科林伍德曾在《历史的观念》里这样写：“时间把世界放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但它希望人们不再追问支撑大象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一个成为母亲的女人就像是那只大象，孩子会是所有人眼中的整个世界，很少有人在意支撑着这只大象的东西是什么——除了她自己。如果她对于自我的期望已经在半途遗失，那么残存的对于生活的激情也会成为迷路的流矢，也许会伤敌一千，更可能是自损八百。我不愿意冒这个险。

      一度我非常羡慕还在上大学的后辈们，认为他们的生活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如今我却更愿意把这无限的可能性加诸在自己身上，毕竟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从未有过的丰富的时代，只要你愿意去探索。

      现实残酷，落差永存。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把这种西西弗一般永无止境的苦役作为人类生存“荒诞性”的象征。那么，一个人能否获得与之制衡的能力？

      加缪提供了三个可能性：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我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也更愿意让他/她看到一个保持自我努力生活的母亲。我希望成为他/她成长过程中的阳光雨露和微风，给予所有可能的保护滋润和引导，而不是为了完成提供营养的使命而腐烂在他脚下的落叶。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人能代替我们活下去——即使是我们的孩子。

      所以，愿新一年的你：有信念，更辽阔，会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