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兰凌叔华和远在英伦的百合弗吉尼娅·伍尔夫如何能够共通音讯，同放文学馨香，这有赖于一个来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年轻人：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
朱利安·贝尔，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第二代诗人、散文家及活动家，是克莱夫·贝尔和瓦纳萨·贝尔的儿子，弗吉尼娅·伍尔夫的外甥，1937年牺牲于西班牙内战中。
1935年朱利安来到中国的武汉大学任教，他把布鲁姆斯伯里的伦理道德观、英国现代主义和文学批评带到了中国。
这在他写给他姨妈弗吉尼娅·伍尔夫的信中进一步得到了确认：“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中国人很可爱；我在这儿讲授现代文学课程，1890-1914,1914-1936。我必须阅读作家作品；这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写得太多了；我想我该把《到灯塔去》作为指定教材。”
据朱利安给其母亲信件来看，他很认真，花了很大功夫在备课上，并且经常在课堂上提到伍尔夫等现代作家的作品。
在与具有双语背景的陈西滢和凌叔华的频繁接触中，他很快爱上了凌叔华。
凌叔华之所以吸引朱利安，是因为从她身上，他找到久违了的布鲁姆斯伯里的感觉。他甚至认为，凌叔华在很多方面，都酷似自己的姨妈伍尔夫。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她（指凌叔华）和弗吉尼亚一样敏感，很聪明，与我所认识的任何人一样好甚至更好，她不算漂亮但是很吸引我；她称得上是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成员。”
他还多次提到“她才真正属于我们的世界，而且是最聪明最善良最敏感最有才华中的一个。”
朱利安的到来，尤其是他身上所具有的英国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分子的风采，也深深吸引了凌叔华。不仅宽慰了她在文化荒漠武汉的精神孤独，还可以轻易地找回过去在北平有趣的文学生活。
他们之间发生一份跨地域、跨文明的感情自然毫不奇怪。
凌叔华与朱利安两人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的负载，迫不及待的要进行一场中西方文学的对话和交流。
因而，来到中国五个月时，朱利安便与凌叔华一起开始翻译她的小说：《写信》、《疯了的诗人》和《无聊》，并发表在1937年的《天下》月刊。
由于不同的文化和语境，在共同翻译过程中，朱利安出于英国文化背景而做出的审美选择必然影响凌叔华的创作。
朱利安当时把凌叔华的小说寄往伦敦，有把它们印书出版的打算。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不久会麻烦……弗吉尼亚阅读一些翻译稿件。我想让英国阅读叔华的作品：她可能会大获成功。”
在朱利安的西方视野中，凌叔华小说的独特在于：以画入文的艺术描写和东方式的“家庭”故事。
其实，朱利安早在1935年就向伍尔夫介绍过凌叔华：“她是中国的重要女作家，我们学院院长的夫人……她是您作品的热切崇拜者。”
伍尔夫与凌叔华有着类似的出身背景和文学家气质，同时她们在关注的对象上也相似，较多地描摹女性形象，而且在写作中均很关注女性内心。
正如帕特丽卡·劳伦斯所言，在《写信》中，凌叔华和伍尔夫一样，试图“将生活从它对于事实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之前，凌叔华的小说作品《无聊》等，已经体现出通过妇女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描写妇女，表现人物内在精神世界和进行形式探索等特征。
这些心理上的亲近和精神上的共鸣奠定了凌叔华与弗吉尼娅·伍尔夫交流的思想基础，而朱利安·贝尔自武汉回国后，又特别当面向伍尔夫推荐凌叔华，并建议她们相互通信联系，充当了两人的沟通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