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动迁之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叫做东周。而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这是个划时代的日子，因为终于有了写在纸上实实在在的历史资料，不用再靠传说和考古去猜了。并且此后，写史变成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延绵不断，构成了中华民族传承的纽带。
无论经历多少次的伤痛与毁灭，我们都能在时间的长河中感受到祖先的事迹与荣光，从而自立自强，再度崛起。可以说，一步浩瀚的二十五史就是华夏文明一次次的涅盘重生的坚实基石。
《纲鉴易知录》：“王正月，孔子修《春秋》。”
从公元前772年，我们有了第一部编年史《春秋》，从此史料逐渐丰富起来。
据《史记》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秦国就“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在这一点上，秦国算是引领了国际潮流。但很可惜，秦国的史料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也不知道是不是项羽干的好事。
《史通·六家第一》：“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意思是说，根据孟子的说法，其他的诸侯国随后也各自设置了自己的史官，来记录自己的“国史”。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鲁国史书叫《春秋》。其实本质都是一个东西。
《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为“十三经”之一，是很重要的儒家经典。
《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
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前夕，近三百年。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最少一字，或二三字，即使是最多字的“定公四年春三月”叙述也不超过四十五个字。最初原文仅一万八千多字。后来有人将春秋作为《经》，并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再把经和传按年份拆开排列。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五家：
《左氏传》三十卷。
《公羊传》十一卷。
《谷梁传》十一篇。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
左传，相传是左丘明所著，和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成为史家的开山鼻祖。一般认为《左氏传》最为可信，写作时间上也最为接近，据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左传》记载的内容截止于公元前468年）。
《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左传》传世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
《春秋》的内容多涉及乱臣贼子，全书共记弑君三十三例。
《春秋》文字简略，叙事重结果，不纠结过程，故称之春秋笔法，不过后世朱熹认为《春秋》并无表示褒贬之义（这话反正我不信）的所谓书法。
《春秋》也有自然现象，日食、月食、陨石、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记载日食三十六次，例如庄公七年所记“星陨如雨”就是关于天琴星座流星雨，文公十四年记“有星孛入于北斗”是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自此之后，中国的历史告别神话传说，进入一个信史时代。
其实，我在这里一本正经的吧啦吧啦这么多，也就是想倒倒苦水。春秋战国之前的历史，很多都是人云亦云，云里雾里，你想查点史料，各种说法层出不穷，搞的看历史跟福尔摩斯断案似的，很多时候都要用基本演绎法去推测。偏偏你推出来的结果又没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很多时候总会有人跳出来跟你争论，偏偏这玩意儿还争不出个所以然来，让人十分头痛。
还好现代考古学经常能发掘出一些“意外之喜”，比如当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就出土了大量的帛书，让后大家发现汉代的《道德经》、《庄子》、《列子》等等经典，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多处（大约5%）不同。多亏了这些考古工作者，我们能够听到更为真实的老子、庄子等先贤的声音。他们啃着馒头，趟着泥水，致力于恢复历史的原貌，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人格是值得敬佩的。以后谁再说他们是“国营盗墓”，说他们是刨人祖坟，断子绝孙，我一定啐他一脸“花露水”。
一个人可以不伟大，但不能觉得所有人都卑劣，因为那透射出的往往是你的内心。
只有看清历史，我们才能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些一个个在枯灯下秉笔直书的史官，一个个在泥土中逡巡徘徊的考古人员，都是中华文明的功臣。与之相比，所谓的豪杰霸主，所谓的皇图霸业，最终不过香烟一缕，黄土一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