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第一次读到这部作品是在高中课本上，节选了鲍西亚与夏洛克在法庭上辩论的那部分。学习完节选的内容后，我觉得夏洛克太残忍了，用看似公正的花言巧语把安东尼奥置于死地，最后结局好在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老师为了扩展教学，在班里放映了导演迈克尔·莱德福2004年导演的同名电影《威尼斯商人》， 看完以后，我很吃惊，因为我不再觉得夏洛克是一个嗜钱如命的大恶人，反而很同情夏洛克。于是，我找来了《威尼斯商人》的完整剧本来看，想弄明白莎翁笔下的夏洛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看完剧本之后，我发现迈克尔·莱德福的电影版本是比较尊重原著精神的，而课本的节选部分只是片面地展现了夏洛克恶的一面。
为什么夏洛克如此迫切地希望把安东尼奥置于死地，连多于借款三倍的钱都不要，只要安东尼奥心口的那一磅肉？故事发生在威尼斯，这个以基督教为“中心者”的小城里，有着不同信仰的犹太人作为边缘的“他者”，夏洛克只能以“魔鬼”的化身存在。仅仅因为信仰不同，基督徒和犹太人血肉的差别比黑炭和象牙，比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还差得远。夏洛克坚持履行合同上的契约，是希望通过这份生死合同，以一种合法的极端方式，胁迫安东尼奥与其他基督教徒，让他们认识到犹太人不是生而为“魔鬼”，不是低人一等的贱种，和所有的基督徒一样，犹太人也是有眼睛的，有五官四肢的，有知觉，有感情，有血气，会痛，会痒，会流血的，犹太人同样拥有生存的愿望，拥有人的尊严和价值，拥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对夏洛克态度的转变过程，让我明白没有人是绝对的黑，或绝对的白，用鲜明的黑白来形容一个人是理想状态，灰色才是人的真实情况。我读完《昭和时代见证录》也有这样的感受。
《昭和时代见证录》的作者保阪正康，是一位成长于昭和，并写作昭和时代的日本纪实作家。昭和是日本天皇裕仁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时间为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在昭和的历史里，不仅日本，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变革带来了进步，也让人困惑：为什么会发生战争？为什么我们能从那扭曲的时代中存活下来？又有谁为战争负责？带着这些疑问，保阪正康采访了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昭和时代的亲历者，倾听和记述这些亲历者们记忆中的昭和片段。
保阪正康在采访的过程中，同时在搜集撰写东条英机传记的材料。东条英机是日本前首相，他坚持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中国，是一个杀人狂魔。在二战后，昔日的首相，一夜之间成为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保阪先生为了全面评价东条，他采取了齐头并进的两条写作路径，一条路径是，采访东条英机周围的人，听他们叙述东条英机。也就是说，从肯定东条的路径进行采访。另一条路径是，采访站在反对东条政治立场的人物，请他们对东条进行彻底的批评。
在战后的媒体宣传中，天皇被认为是非常不愿意发动战争的，正是因为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陆军，大力鼓吹军国主义，才让日本和全世界人民陷入到残酷的战争中。保阪正康采访了东条英机的首席秘书赤松贞雄，被称为东条的心腹。在他的眼中，东条英机绝对是一个虔诚的天皇拥护者，每次去觐见天皇都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异常尊敬，他不可能做违背天皇意愿的事情。从赤松贞雄的说法来看，东条不是战争的罪魁祸首，而只是悲剧地成为了天皇的牺牲品。
保阪先生还采访到了东条英机最亲密的人——东条胜子。作为东条的妻子，胜子回忆在太平洋战争前夜，自己的丈夫躲在首相官邸，绝望地面向皇居哭泣，及至哭倒在地的情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行动是一场危险的赌博，赌注是日本国家的存亡，东条感到恐惧，抱歉和无助。
东条身边的人为我们讲述东条无法言说的无奈，与此同时，东条的反对者们对他恨之入骨。在二战期间，东条只是一味地强调精神力量就能获胜，让无数年轻的士兵执行有去无返的特攻命令，根本不告知国民战争的真相，东条的行为引起了重臣的反抗，也失去了天皇的信任。“东条，我曾有把他给宰了的想法。”这是牛岛辰熊采访时说的，1944年他因参与暗杀东条未遂事件而被判刑。三宅正一，曾担任日本社会党要职，当了解到保阪正康准备为东条英机写一部评传时，非常不能理解，“你还这么年轻，才三十多岁，人生才刚刚开始。为什么要给东条这样低俗下等的军人写评传呢？”三宅正一肯定觉得保阪先生为大恶魔写评传，不是浪费生命，又是在做什么呢。
《昭和时代见证录》展现了在宏大的历史情境下人的弱小，黑白，善恶，对错，正义，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可能在这个时代是正义的事情，在下一个时代就变成了非正义的。近卫文麿，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要推行者之一，在死前曾说，“我在开战前被骂为软弱者，在战争中被骂为和平运动者，在战后被打成战争罪犯，我真是命运之子啊。”
事实只有一种，但解释可以有很多种。我想，解释可能黑白分明，事实应该是灰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