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这套治理体系，其实对于各层的管理者要求很高的。
原文：故古者之置正长也，将以治民也。譬之若丝缕之有纪，而罔罟之有纲也，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
白话翻译：古代设置管理者（如君主、官员），是为了治理民众、管理社会的（而不是为了让管理者自身享受特权）。打个比方，丝缕的 “纪”（头绪）、渔网的 “纲”（总绳），是用来理顺丝线、掌控渔网的核心；这样一来，就可以约束、管控天下的放纵、暴虐行为（制止混乱），民众的民众的价值观、是非标准，就可以统一地建立起来了。
这个“纲纪“的比喻和我们常说的“领袖”的说法很类似。
我们现在看红军长征的电视剧，有很多开会的情节。小时候不懂，现在结合这一段描述懂了。原来“开会”就是最好的“尚同”的方法之一。
会议上，可以统一思想，集思广益，无论是意见和建议，都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达成一致，然后立刻形成决议，并执行下去。
“下情上达” 是 “一同其义” 的基础：墨家反对 “正长独断”，主张 “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尚同中》）。
长征中的会议（比如遵义会议），正是先让不同意见 “摆上台面”。
比如 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问题，红军战士的伤亡困境，都是 “下情”，先收集这些 “情”，才能找到真正的 “义”（正确的战略方向）。
“共识即行动” 是 “尚同” 的效率：墨家说 “一同其义则治”，核心是 “共识落地”。
长征中会议的特点是 “短会快决”。
比如飞夺泸定桥前的紧急会议，参会者快速统：“奔袭 240 里、夺桥渡河” 的方案，立刻执行，这正是 “纲纪” 的作用：用共识把 “散乱的力量” 拧成 “丝缕”“渔网”，避免各自为战的混乱。
所以，墨家治理体系的两个核心特点：对管理者的 “责任约束”，以及对 “思想共识” 的强需求，于是高效率（强战斗力）就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