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说着，年，就要到了。
近了年，写两句年味，本不算怎么费劲的事儿。然而，真要去落笔的时候，似乎又觉得这个话题掂在手里蛮有些分量。
对于一个六零后来说，年，记忆中最清晰的那一部分，已经尘封在儿时的记忆里了。站在此地往回看，尽管是活在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努力地挣扎着去操持着，看上去热热闹闹的年。到终了，所有纯真的，可以赋予内涵的东西，还是要归拢到一群小孩子的脑海里。因为幼小的世界里，会少有一个时代的苦涩与辛酸。天真无邪中，洋溢着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年的味道。
一年当中，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年味，有两个答案可寻。一个是读鲁迅先生的《祝福》，文中所记叙的”新年的气象”，是来自那一声闷响在晚云中的送灶的爆竹；另一个则是到了我姥娘(姥姥的本地俗称）嘴里的，还要早上一段日子：“过了腊八就是年“。
当你用心去捡拾记忆中的年的味道的时候，的确是能寻到许多铭心之画面。但我仍然认为，六七十年代的年味，本不是现代人笔下描述的那么美好。所谓的热闹，不过是那个年代的寡欲少求。而物质有多贫乏，手头的钱攥得有多紧，只有当家的心里装着，不愿意说与人前罢了。在我的认知里，每一个年的味道里面，至今都夹杂着丝丝的苦涩与伤感，同秋初一般的颜色。
小孩子，之所以年复一年的执着着年的到来，是因为生活在那些清苦的日子里，也只有年的到来，方能带给自己一些有别于其他日子的幸福感受：譬如，可以有饺子吃，可以多吃几天的白面饽饽，可以放鞭炮，可以穿新衣服，……
六七十年代的生产力水平是相当的低下。八寸耧去播种一市亩土地，风调雨顺的年景，也不过就是三四百斤小麦的收成。摊到每一个人头上，一年的口粮下来，细粮也就是六七十斤。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头一年，生产一队人均分了八十斤麦子，就能惹得四周的村庄羡慕不已。由此可见，年，就是老百姓生活中那个最奢侈的部分。正应了姥娘常说的：“正月里，节令多，活活喜煞那馋老婆”。
今天的我们，不论过不过节，都可以随便吃上一顿饺子。有时候我会去逗邻家的小孩，今天过节吃什么啊？他会不假思索的说，吃饺子呀！这要是搁在六七十年代，一听说吃饺子，可是能馋出口水来的。因为一年当中，确确实实的是吃不上几顿饺子的。
当时，我姥娘家的日子过得算是殷实一点的。所以，辞灶的那个晚上，是能够吃上一顿白菜肉馅饺子的。而好多的人家，供奉给灶王爷的，仅仅是限于一碗杂面汤而已。
辞灶这天，学校早已放了假，一家人从下午就开始忙活着剁馅子。我眼瞅着包饺子的白面，是姥娘从瓮底挖出来的。记得瓮很深，挖面的时候，姥娘的一只胳膊几乎全都埋到了瓮里面。
过了辞灶，姥娘便开始算计过年需要预备多少干粮。总是板着指头，头拨面的白饽饽蒸多少个，面鱼卡子蒸多少个，二拨面的切饽饽要多少个，包多少个甜豆包，包多少胡萝卜丝的菜包子，蒸几垫子年糕。所有的用项，包括走亲、访友、待客以及吃到初十还是十五，都要仔细算好。然后选中了连续有几个晴天的日子，约了几个伴，才去偏房的粮囤里称麦子。
大锅里舀上半锅水，把称好了的麦子分批倒进去，冲去了浮土，然后捞出来，摊在笸箩里，用白色的羊肚子手巾快速地擦干水分，然后移到院子里，放在晌午的太阳底下晾晒几天，就准备送去磨面粉了。
送邻村火磨场的时候，姥爷会先在过道里竖起来那辆装有胶皮轱辘的小推车，补充上二三十管子气，然后推到大门外侯着。姥爷踩稳了这一头的车把，众人齐抬了装满小麦的布口袋，斜在小推车的另一头，然后我从这一头跨上去，找了平衡，姥爷抬起车把，一声：开拔！路上那个美，就甭提了。
过几天准备去取面粉的时候，姥姥会找出两个新一点的面袋子，翻过来扫干净(好用来装头拨面与二拨面），然后一起扎起来，递到我手里。姥爷推着我，我坐在小推车的车梁盖上，手舞足蹈着，那真叫一个滋润！虽是数九寒天，风吹得小脸通红，但丝毫没有阻挡住儿时甜美的畅想：那一大堆旋转着的，热气腾腾的，晃人眼的白面饽饽，散发着迷人的香味。
且不说谁家的孩子做了一条新棉裤，也不说谁家的姥爷给外甥买了两毛钱一挂的“小胖孩”(当时的一种圆墩墩鞭炮)在小伙伴面前不停地显摆。单说过年走亲，我至今也不敢试着去成片成片地追忆。
昌北有个习惯，是年初二走姥娘家(昌南这一天是回岳父家）。一大早，嫁出去的闺女家的男丁都会这一天回来看望舅舅和姥爷。所以啊，年初二，是整个昌北农村过节待客最为隆重的日子。
自小我是在姥娘家长大的。姥娘去世后，才举家迁回了现在的爷爷家。所以，打那一刻起，每年的年初二，必定是要再一次返回生长地，去看望已去世姥娘的嫂子——大姥娘。
听娘说，大姥娘才是我命里最近的人。大姥娘虽年轻时即守寡，人却无比豁达。个子不高，些许清瘦。自打我记事起，就已是满头的白发。偶听村里人说，大姥娘的闺女不到一岁的时候，大姥爷就被人晚上绑出去活埋了。原因是大姥爷嘴不严实，在街上的茶棚里咂牙(闲聊），说穿了游击在渤海走廊上的某个干部和村里的一个女人“搞破鞋”。你想啊，三几年，兵荒马乱的，谁都不知道自己哪一天死。所以，大姥爷没了音讯，吓得家里人连气都不敢出，更不敢去打听尸体的去向。我不知道大姥娘当时有没有眼泪，我能所知道的，是她咬着牙把闺女拉扯大了。大姥娘从不记仇，早早地把大姨送去参加了革命。大姨13岁入党，解放战争时期任区里的妇救会主任。大姥娘常嘱咐我们，人啊，走过了就看开了。所以啊，老人家活了一百多岁，这是后话。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周的村庄，把北海滩上的黄茜种子吃光后，又把滩涂上的黄茜叶子连同兔子屎一起搂回来做成菜团子咽进肚子里。这不，为了活命，姥爷去了东北的大舅家，姥娘去了新疆的二姨家。娘没有了依靠，只能把我托付给大姥娘照看了好些年。
初二清晨起来，娘早早地收拾好了走亲的竹丝篓子。里面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不外乎豆包、面鱼、年糕之类。篓子的中间，会放上一个一锅一个蒸出来的专门用于走亲的瓤里面衬了甜枣皮中央簇着红点的晃着白光的大饽饽。然后，拿一块喜庆的绣着牡丹花的方巾盖起来，四周掩好了，送我们哥俩出门。临走的时候，总会叮嘱哥俩，都给你大姥娘留下，一个也不准带回来。
为什么要嘱咐这么一句话呢？因为那个年代，人们的日子过得都紧巴。所有走亲串门的所带去的物品，仅仅是相互交换一下而已。不管到了谁家，都不能拿出来留下几样。若是觉得自家的吃食做得出手，也会回上几样可心的东西作为回礼。因为每个竹丝篓子里的东西，是要带着串完了所有的亲戚。
到了姥姥家，一排竹丝篓子摆在靠窗台的大床上。不用说，我们家的那一份是最上眼的。
在所有的外甥当中，我是大姥娘最疼爱的一个。因为我跟大表哥两个，打小是大姥娘看大的。所以，每年走亲的时候，大姥娘总是嘱咐大姨蒸上满满的一大碗肉，用特大号的搪瓷大碗，并且放到靠近我的位置，一再嘱咐陪着吃饭的大表哥：这孩子好吃肉，不要跟他抢。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感动的偷偷去抹眼泪。说实话，我吃不了那么多。那一团哆嗦着的五花肉，我也就是㧅上一两块，然后就不能再吃。我知道，说归于说，肉，大姥娘还要留着招待明天来走姑姑家的侄子们。
我这一生最不能原谅自己所犯下的错，发生在一九八四年的年初二。那年我刚参加了工作，每月也能挣几十块的薪水。大姥娘已经九十八岁，身体还算硬朗，偶尔能帮着大姨烙上几张单饼。老人最明显的改变，是记忆力大不如以前。
那一年，是中央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四年，生活也有了一定的起色。单说待客所用的鱼，就从过去的咸白鳞、小油鲅，已经换成了今年肉鲜味美的燕尾鲅。近了散席，大姥娘凑到炕桌前，嘱咐陪我哥俩吃饭的大表哥，把鱼㧅开吃了吧！大表哥用筷子指了指那两条裹了鸡蛋糊煎成金黄色的鲅鱼，看了看我。我也没有客气，就把鱼㧅开吃了几口。来年才知道，大姨夫去赶年集，只买了两条鲅鱼用来待客，却被我不知轻重地吃了半边。农村最讲究的一件事，叫“无鱼不成席“。后果严重的是，第二天待客，就把我动过的鱼翻过来又重新给炖了一遍，上了桌。
打那以后，每年的节前娘或者我都会提前去看看大姥娘，留下点钱，并且嘱咐老人，以后不要再为买鱼而发愁了。过年多买点好吃的，钱不够我们可以再给。
大姥娘一百零二岁的那一年静静地走了。也许，另一个世界，老人会遇到那个亏欠了她八十多年的人。但愿，大姥爷依然在某个地方等着她。
此后，每年的除夕，我都会去姥娘姥爷以及大姥娘的坟头上烧些纸，放串鞭，也会不自主地回忆起那些令人难忘的岁月。在恭请故去的亲人们回家团聚的那一刻，我一并告诉他们：现在的年好了，日子也好了。今天的年，已经不是他们那一代人塞在心里的去举债才得以渡过的“年关”，更不再是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无奈的叹息：“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