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周霄
时序初夏，茉莉花悄然开放，栀子花谢了又开，白玉兰正在高出的枝叶间发出诱人的幽香，在这个香气渐溢的小城里，暖风刮过，雨季未停，又迎来了一年的端午。超市里随处可见卖粽子的，街市上早开始有了卖艾蒿和菖蒲的，“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江南的端午总是过得比较隆重，但在我的故乡，可能是因为城市太小的缘故吧，并没有看见所谓的龙舟。
沈从文在《端午日》里记录过湘西端午赛龙舟的盛况：“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这情境在我是不得见的。
而小城里，每逢端午，家家户户都会挂艾草，插菖蒲，抹雄黄，薰苍术、白芷，煮粽子、咸蛋。这雄黄，原先是浸白酒用的，后来因为大家都知道了雄黄有毒，雄黄酒就渐渐少有人喝了，大多用雄黄抹在太阳穴上，醒脑提气，或是给小孩额头上用雄黄写个大大的“王”——据说，这来源于白素贞与许仙的故事，涂了雄黄就不怕被白蛇精勾魂了。而讲究点的人家，还会给女孩儿做香包，香包是用五彩丝线钩绣成的，锁形、菱形、三角形都有，用朱砂、雄黄、沉香、木香、丁香、薄荷、艾草等碾成粉末，放入其间，精致的小香囊挂在脖间，一晃一晃的，一缕缕香气就从女孩儿的身上荡漾开来。
端午节，现在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为了纪念殉国投江的大诗人屈原，而粽子据说是为了怕鱼虾咬食夫子的身体而堵嘴用的。其实，端午的一些风俗，很可能在屈原之前就有。端午时节，天气转热，百虫萌动，百毒衍生，先秦时期的百姓，早就把五月视为“恶月”“毒月”，而且当时的人们为了避“端五”之忌，称“端五”为现在的“端午”。东汉《风俗通义》也有“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的记载；东晋的名将王镇恶便因出生在农历五月五日，所以他祖父给他取名“镇恶”；而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也有，“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踏百草。今人又有斗百草为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的记载。可见，端午节的习俗和传统由来已久。
童年时候，家里住在乡镇上，那时生活条件远没有现在这样好。每逢端午，母亲总会想方设法弄来“百草”，挑出艾草、菖蒲插挂在门前檐下，然后把剩下的艾草、香蒲、桃树枝、金银花藤等百草头浸在锅里煮开，撒上些雄黄，在大盆里给我和弟弟洗一个清爽的澡；晚上乘凉的时候，也会点上艾草，彼时，青烟渐起，艾香弥漫，而因天气潮湿闷热而萌生的百虫也就不敢近人了。
那时候，老太太（爷爷的母亲）还健在，她，可是镇上远近闻名的包粽子好手。也因如此，家里包粽子的苇叶，早有人送来。先修整，再清洗，用大锅开水烫过，把苇梗浸水泡软，以备扎粽子用。接下来就用大号的盆子接一些井水，最好是冰凉的那种，泡米。糯米泡好了，盛盆，大桌上总是放上一大盆糯米和一大篮的苇叶，然后母亲和老太太，就开始裹粽子。先是，把几片苇叶拼好，卷成漏斗形，然后灌入糯米，放入赤豆或蜜枣，接着顺着苇叶的丝路把苇叶包起来，直到叶子全都卷没，最后是扎上苇梗，用针穿出。记得，老太太扎三角粽最在行，扎得实，缠得匀，一丝不苟。《诗经》中有句诗，“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原是形容爱情的，现在用来形容我对老太太的怀念倒也恰当，当然还有那香香糯糯的粽子。现在自己包粽子的人少了，超市里商场中，广西的枕头粽、浙江的火腿粽，嘉兴的肉粽，三角的、长方的、正方的，咸的、辣的、甜的，鸡肉、松花、花生、灰汤、蛋黄……各式各样的粽子琳琅满目，甚至为了迎考还有五子登科粽（一个大粽串上五个小粽），但终究少了儿时的味道。
端午节，曾一度在文革时被“破四旧”淡化了，而今这一传统又渐渐兴起。人们以端午为契机，大快朵颐的同时，更借此传承着同一方习俗，维系着同一份亲情，播洒着同一种爱国情怀。
栀子花开了，茉莉花开了，玉兰花开了，愿这端午节在花香四溢中，变得，益发地醇厚浓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