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浙江省德清城外。观音、慈相两寺为夺香火，门庭冷落的慈相寺放出谣言称海宁工程队因投标失败而在前往观音寺的路上施法，凡是路过的人都会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被人添油加醋之后变成了，投标成功的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地基。于是有人找上了海宁工程队的吴石匠，请求将自己仇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打进桥桩里。正直的吴石匠怕惹来麻烦，便将此人扭送官府。此后关于叫魂的谣言迅速爆发，波及蔓延了大半个中国。
一时间人人自危，各地都出现了剪人发辫偷窃灵魂的事件，那些不幸的“嫌疑犯”有的被扭送官府屈打成招，有的甚至直接被群众殴打致死。
为什么一个胡编乱造的谣言竟然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是一场由百姓、官员、皇帝合力演出的闹剧。
从百姓层面来看。根据古老的传统看法，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魂和躯体是可以分离的。并且魂的丧失可能会导致人的死亡。当那些迫于生存压力沦为乞丐、僧道的人流窜至富庶地区时。他们沿街乞讨，靠着做抬棺、拾荒一类的肮脏劳动勉力生存。习惯生活于熟人社会的百姓理所当然的以最大的恶意将叫魂的怀疑加诸在这些陌生人身上。因为他们居无定所，肮脏龌龊且很有可能和鬼神保持着某种沟通的方法。基于这种怀疑，任何一个异常的举动，甚至一缕头发、一把剪刀都足以成为他们剪人发辫叫取灵魂的罪证。倒霉一点的索性被当场打死，幸运一点的则是被扭送至官府。而当这些所谓的“嫌疑犯”被送至官府时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官员来讲，送到面前的“叫魂嫌疑犯”都是一个难题。他们从理智上来说可能是不相信真的会有叫魂妖术存在的。但当他们面对群众的来势汹汹时，任何一个谨慎的官员又岂敢等闲视之，倘若因为他们的“不作为”而激起众怒，那势必然会对官员的仕途造成影响。而当官员真的要将案件审理下去时，他所面对的却是一些捕风捉影不足为信的证据。如此而来，严刑逼供成为了官员合理的选择，在重压之下，这些嫌疑犯屈打成招。如无意外，这种事情也就在行省范围内就能得到平息。作为行省大员来讲，实无任何理由将此事上报，各地的官员本来就是在百姓的裹挟之下，以求稳妥的做做样子罢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官场习性更是无需把此事太当回事。整整两个月间，各个地方官毫无协同却极其默契的并无一人将此事上报弘历。
当位居庙堂之高的弘历通过自己的秘密消息渠道得知此事时，他的内心不可避免的充满了怀疑。为何这些官员不约而同的不上报情况？为何叫魂是以剪人发辫作为手段的呢？
弘历有这两点怀疑是有原因的。要知道当时的清帝国幅员辽阔，单只是行省大员就有六十三人。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集各种权利于一身。表面上无所不能，但实际上，一切常规手段都不足以让他控制这么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些表面看起来无比顺从的仆臣，常常怀着各种自私的目的通过对信息的控制左右着皇帝的决策。任何一点的隐瞒和对信息的不知晓对皇帝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何况如此的大事竟无一人上报。更为可疑的是叫魂是以剪人发辫而实施的。这就不由得让弘历把此事与谋反联系了起来，作为一个外族政权，虽已承平日久，但数量庞大的汉人是他们时时提防的对象。在清朝初年刚刚以强大武力征服汉人之时，不留发辫被认为是对满清政权不认同的谋反行为。现在如此大面积剪人发辫事件的发生，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阴谋。对于弘历来说，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推想。于是乎，弘历严厉斥责这些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将事情彻查到底。迫于压力，地方官员大肆搜查，大量的冤假错案被作为功绩上报。叫魂案就这样从一个小小的谣言变成了搅动全国的大案。当弘历始终对这个大案的侦破不能满意时，所有的嫌犯被移送至京城由军机处审理，真相逐步暴露出来。军机大臣冒着触犯皇帝威严的压力揭开了盖子，证实了此事自始至终荒谬至极。所有的嫌疑犯都是无辜的，所谓的叫魂只不过是一个滋生于仇恨而又夹杂了百姓的无知和恐慌才得以传布的谣言。
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了解到了当时社会从下层到上层的方方面面，盛世之下，其实难副，社会与官场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在这个中国最后一个君主集权制国家中已无法寻得解决之道而显得丑态百出。
从本书来看，弘历首要担心的是政权合法性问题。正是由于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使得弘历对满人的汉化问题不得不担心，作为统治阶级的满清部族，他们深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因此他们需要汉人的文化，汉人的制度。一旦过度的汉化，那么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优异性就不复存在，从而导致政权合法性的丧失。因此弘历对他不满的官员统统视为沾染了江南积习而丧失了满族的高贵，从而利用叫魂之机对官场习气进行大肆整肃。也正是这种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他才不遗余力的炫耀盛世，因为没有一个理由比开创了一个大一统且歌舞升平的盛世更足以说明满清的统治是理所应当的。
其次，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带来的底层百姓普遍的生活压力致使了社会上处处存在着冤冤相报般的敌意。叫魂恰巧发生在人口增加导致了米价的持续上涨，而白银的流入所带来的利益还未显现之时。生存的压力导致一部分人口向社会下层流动而沦为僧道、乞丐。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又导致了这群人向富庶地区的流窜。即使没有叫魂这一偶然性事件，习惯于熟人社会且忙于生计的百姓对出现在他们身边的陌生人的敌意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生怕，这群人的出现进一步加大他们的生存压力，抢夺他们谋生的资源。
官僚体系的陈旧造成了官员表现的整体低迷。这些官僚，表面唯命是从却又缺乏担当。如果说叫魂发生初期，他们那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为官策略还有可取之处的话，后来皇帝责令他们彻查此事时，他们表现出的那套诚惶诚恐，只得以大肆搜捕嫌疑犯为自己开脱的方法就显得至为丑陋。叫魂之所以能够最终真相大白是因为在这套体系的顶端尚且残存了少有的几个身居高位的大臣。他们不认为自己只是某种特殊政权的仆臣而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从而敢于道出事情的真相。
这三方面的问题在当时的清帝国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当近现代国家的某些因素的出现，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作者的观点不同于前代的美国汉学家所认为，中国近代的大变局是对西方文明侵入的一种应激反应。而是认为早在西方国家利用技术与军事优势打开满清国门以前，清帝国的发展已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早已在为近现代国家的到来准备着条件。如此想来，倘若再让这个帝国平静的发展百年，他是否就能因为内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催生出新的元素而迈向资本主义社会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得而知的。但历史是经不起假设的，1840年，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的满清帝国开始了他悲剧性的近代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