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
秋，七月，陇西羌族彡（xian）姐部落的旁支反叛，皇上下诏请丞相韦玄成等人商议应对。这时候，农作物年年歉收，朝廷正引以为忧，又遭遇羌变，韦玄成等漠然不知所措，都不发表意见。
右将军冯奉世说：“羌虏近在境内，竟然背叛，如果不即时诛灭，无以威制远方蛮夷，臣愿率军讨伐！”
元帝问他需要多少部队，冯奉世说：“臣听说‘ 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 （一个善于统兵的大将，兵役不需要两次征发，粮草不需要运送三次）。所以大军不至于长期暴露在原野之外，而是速战速决。从前，我们屡屡不能正确估计对手，大军才遭到挫败，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增派援兵，不但拖延的日子长，所需的军费多，而且国家的威望也受到损害。现在叛军约有三万人，依据兵法，攻击部队应当加倍，需要六万人。然而羌族军队的武器落后，只有弓箭与长矛，我们的部队可以减少为四万人，一个月足以解决。”
［注释］
“臣听说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出自《孙子兵法》，原文是“役不再籍”。就是一次征兵就解决问题，不要仗打了一半，人打没了，又回国征兵。“粮不三载”，这要求更高了。不三载，就是两载。去的时候带一次粮食，回来的时候再送一次粮食给军队路上吃。
然而，丞相、御史、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都以为：“民间正逢秋收，不可在农忙时多征调人入伍，征发一万人前往屯守，差不多够了。”
冯奉世说：“不可。天下百姓受到天灾饥饿的袭击，兵士战马不但体力瘦弱，而且数量也大都消耗，很久以来，防守与作战的训练和装备已经废弃。夷民狄民对边塞的汉朝官吏，都不放在眼里，所以羌民才首先发难。而今我们用一万人，分别驻防几个地方，敌人发现我们兵力单薄，必然不会害怕。我们如果进攻，就会遭受挫折，损兵折将。如果固守，则不能拯救边民。这样，便显露出胆怯衰弱的形象。羌民将抓着对他们有利的机会，各种族各部落，势将互相呼应，纷纷起兵。到那时候，我恐怕朝廷集结四万人的兵力都不够，花再多的钱都不能解决。所以，少发兵而拖延时日，与多发兵而一举解决，利与害之间，相差万倍。”
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而谏争，然而得不到支持。元帝下诏，增加两千人的军队。于是派遣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骑兵，以领兵屯田为名，任命典属国（管理属国的官员，秩二千石，负责少数民族事务）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作为助手，抵达陇西，分别屯驻在三处要塞。
［点评］
因为兵少，不敢说讨伐，只声称屯田。
韩昌先派遣两个校尉，向羌民出击。羌民大举迎战，击溃汉朝军队，杀死两位校尉。
冯奉世呈报山川地图和兵力分配计划，请求增援三万六千人。认为只有这样，才有把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元帝看到冯奉世的上奏，大举发兵达六万余人。八月，元帝任命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作冯奉世的助手。冬季，十月，大军都到了陇西。十一月，数路并进，大破叛军，斩杀数千人，残余部众全都逃出边塞。在两军尚未决战的时侯，朝廷又招募战士一万人，任命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还没有出发，听说羌族已经溃败，于是停止前进。元帝下诏班师回朝，但留下不少部队开荒屯垦，防卫要害地区。
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
二月，冯奉世凯旋返回长安，改任为左将军（紫绶金印，紧仅次于上卿，掌管京师兵卫、或屯兵边境。出征前冯奉世担任右将军），封为关内侯。
［点评］
右将军冯奉世和前边讲过的平羌大将赵充国一样，也是《孙子兵法》的拥趸。
按照《孙子兵法·谋攻篇》的说法，“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十倍兵力才能打包围战，五倍兵力才能进攻，两倍兵力，可以把敌人切成几段，分而治之；兵力相当，遭遇战也能不吃亏；但是，如果兵力不如敌军，就要赶紧跑！兵力差距大，更要躲得远远的。
冯奉世要四万兵，前后分析很清楚，已经是最低标准的要求。
然而，丞相、御史、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都说一万人就够了，有决策依据吗？没有任何依据！但是他们有理由——百姓秋收农忙时节，不宜多征发。但是，这跟平叛能否取胜有什么关系呢？完全没有逻辑关系！汉元帝更搞笑：他决策，一万人再多加两千人。就好比一个人要吃一碗饭才能吃饱，现在给你一小勺，不够吃？好，再给你加几个米粒！
还好，撞了南墙知道回头。等到前线损兵折将，汉元帝迅速醒悟，冯奉世要三万六千人，他直接给了六万人，又征发一万人，让前线总兵力达到八万人，这是羌虏四倍兵力了，这才是用兵之道。
［华杉先生评论］
这种决策过程很典型，我们经常遇到，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困难”决策，而不根据解决问题的实际需要决策。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人性弱点，人人都很容易这样，所以要仔细体会。
投入越大，风险越小，成本越低，因为成本主要在于一战而定，在于不拖时间，在于不反复，不要指望“四两拨千斤”，四两拨不动千斤；不要指望“花小钱办大事”，小钱办不了大事，无非是增大风险，拖长时间，花更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