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放老师用来当堂批改作业的蘸笔和红墨水。在学生的眼里，红墨水是很神圣的，我想不亚于古代臣子奏折上的朱批。在考试卷上，这代表这分数和老师眼里的厌恶或是赞许；在大楷本子上这代表那一个又一个红色的椭圆的圈儿，是承认和鼓励；在作业本里，对号令人心情舒畅而叉号则令人沮丧，前者就像幸福，顺顺当当、甜甜蜜蜜、和和美美，后者就是厄运和灾难，被当着大众的面儿被老师无情地揭露，你得战战兢兢地上台去，接受来自于高高在上的神的评判——老师的双眼射出的“怒火”，有时候你根本不清楚这怒火是什么，但往往那不代表严厉、方正，而多了成年人的撒气和仇恨的成分。男老师是因为打麻将输了钱，因为教学成绩没有得到筹谋已久的那份奖励，因为烦心的事儿和老婆拌嘴，因为不想洗那泡在盆子里快要或者已经发臭的衣物，因为想借着职务捞点外快儿却被同事在底下说三道四，被学生家长吵着威胁要上访，因为孩子的淘气，把邻居的玻璃打碎了，正为了几毛钱的赔偿和丢失颜面的事情而思索。女老师呢，女人这种生物，我是永远不明白的，也许因为灰尘沾在琴盖上，也许因为口红怎么涂也不满意，也许因为寒风中传来的闲言碎语，也许因为“美丽”得不到大方的会心的赞美，也许因为没有因“女士优先”而得到“照拂”，也许因为菜价涨了鞋子贵了......总之，林林总总，各种缘由，各种不爽、羞恼、烦躁、难堪，郁闷，暴怒，都一股脑儿朝眼前涌来，让他们喘不过气来，还得熬到很晚批改作业，看着这群小崽子交付的“成果”，又要疑心自己的教学能力，又回想起了白天校长难听的评语和那狠狠的语气和令人不能发作的威严，患得患失起来。东拉西扯，东游西荡，心神摇曳，心乱如麻，不知道天上人间，不知今夕何夕，是非曲直早已没了标准，来龙去脉也早已没了判断。你可别不信，从那阴晴不定的脸色和转动不已的眼珠上就能看得出来。说战战兢兢，不是因为羞愧，也不是因为尴尬，更不是丢人，即使底下的听众里在某个角落还存在着自己心底暗暗喜欢的某个女孩子，正睁大盈盈的富有水汽的眼睛在认真地看着，而是因为害怕，来自身体的受难。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说私塾先生会用眼睛瞪，会大声斥责大家念书，会用戒尺打手心儿，在我看来，都太小儿科了。我及同辈经历过的，就有丢粉笔，抽板凳、搬桌子、无名指带着的戒指的左手掌掴，罚站在大雪天三尺厚的雪窝里，直挺挺地站在夏日毒辣的太阳底下，趴着板凳写作业，不得回家吃饭，用教学的木质三角板猛击，穿高跟鞋踩脚尖儿，用拖把挥扫，用笤帚把儿招呼，用柳条或者苹果枝条儿抽，用从汽车橡胶轮胎上抽下来的我们叫“三角带”的条状物甩等各种各样的“刑具”伺候。我挨打算是有经验的，即使到了高年级，对那些低年级的吹牛，嘲笑他们老师伎俩像蒲松龄《狼》写的那样“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来给自己增加威仪和光圈，来衬托自己的光辉形象和历史陈迹。在三年级，曾经我上去“领赏”，由于迟迟不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亲自下来收拾我，结果我就和他在教室里玩起捉迷藏，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同学们越是大笑不止，老师面上越是“青黄不接”，最后干脆飞奔了起来。当然其结果我还是被“抓住”了，这小小的教室，最后还是困住了我这颗不安的担惊受怕的心。可能当时的巴掌挨的多了些吧，可能手掌上的力道加重了几分吧，可能脸上的色彩鲜艳了几些许吧，whatever，我只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这一“壮举”还被同学们津津乐道，传为笑谈。

       这个老师教陈三德，至于发明这些形形色色不亚于电视剧中“刑讯逼供”的老师，计有吴伟、杨中奇、姚宏涛、王光军、于灵军，王永刚等，有很多已经忘记名姓了，与之相关的很多也就淡了，散了，就不足一而论了。

       到后来，红墨水不再那么神圣了，我们口袋里的钱也多了起来，为了某些不得为他人知的“秘密”，变得熟悉起来，例如自己或者请别人代为批改作业。由于贪玩、偷懒、侥幸等各种原因没有及时上缴功课，到了第二天本子发下来了，老师已经批改，并且布置了新的作业。把旧内容交上去吧，怕老师发怒——好马都不吃回头草呢，虽说老师们都是那种一眼能得出结果的“怪物”，但是这一下子不就露馅了，老师们也是有尊严和底线的。如果开了这种先河，那么劳累是肯定的，而且助长了不按时交作业的歪风邪气，怎么完成教学教研任务，怎么应对学期末的“作业大评比”，怎么面对来自教研组、校领导的监督和责难。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自己批改和请人批改就诞生了。自己手艺不好的，那么就请娴熟的或者业内口碑较好的来代劳。娴熟的和口碑较好的，但并不一定是自己批阅自己的，所以“请客送礼”是必须的，至少得说恭维的话，称兄道弟不一定得有，但是面带笑容定是必须的，求人总得有求人的姿态吧。还有一种人，积累的多了，便索性自己给自己“布置”作业了，闲了有时间了就写点，大多时候是空白一片和青色蓝色的本子，因此做作业时很怕同桌看见，遮遮掩掩的，怕别人看见，有了高密的风险和嫌疑。当然遇上老师大审查，肯定躲不过去了。面对雷霆一击，只能自己端小板凳去老师房子门口写了，时时刻刻被老师检查进度。当然，“侯门一入深似海”，老师一进房子就不会再出来了，出来了也不会正眼再瞧你。他们要的，只是那种心理上的小小的乐趣：看啊，我多负责，学生直接在我门口趴着写作业，这就是证明；看我多有能力，能管教好学生，他们多服从多听话。这一个个老实巴交，认真“学习”的这一幕多好看呐，真有心意，最好让教导主任或是副校长看见，嗯，就完美了。哪管一个个学生，蹲在地上，趴在板凳上像虾米似的，在风中凌乱了。谁不知道教室才是学习的场所呢？谁不清楚课桌和板凳搭配才是学习这场攻坚战的最佳“战场”呢？再说冬天北方的寒风呼啸，那是连“寒号鸟”都能冻僵的玩意儿，说什么师长的威严，学者的风采，教育的意义，早就被甩到九天云外去了。物极必反，就出现了我这种人，爱咋咋的，无知无畏，和这种强权对着干，“管他冬夏与春秋”了，以至于我每学期都有一门和数门功课的作业往往到最后都无疾而终了。当然，每学期末的作业大评比，肯定没我的。魏巍在《我的老师》中说即使女老师写字的时候他们也爱默默地看，连她握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我没有遇到这么“温柔、美丽”的女老师，但我不得不提谈文莲老师，初三时她教我的语文。我的不交作业得到了默认，于是我就得课后从教辅上给大家在黑板上抄写课后练习题。同班有个叫李龙的，就在作业里给老师“上书”——夹纸条儿，大意是写为什么大家都要辛辛苦苦地写作业，为什么某个人就可以不用“服其劳”。第二天，老师在授课结束后在全班说了这个事情，具体如何我忘记了，其结果是我任然如故，仍然抄写板书，仍然不用辛辛苦苦地写词造句，仍然好像被老师“宠溺”，像被放在含苞待放中的花蕊中的“拇指姑娘”那样，被精心呵护和期待着。有一次上语文课，谈老师要求说一个成语形容父母亲辛苦地养育我们长大成人，大家说了好几个，我也抢着回答了，但是都不如老师的意，只有卫燕妮小声道了个“含辛茹苦”，一下子被老师大加赞赏。说实话，我当时都不知道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当时只觉得别人好厉害，知道我很多不知道的东西。这心情有点像《十三岁的机遇》中写的那个因为啥也不知道而哭泣的小女孩一样，既有因为无知而悲戚，又有“被知道”而欣喜，所幸的是，我没有喜极而泣，我只是默默地低下头去。有一次我去交作业，和谈老师说起了对于文学和写作有关的见解，很能聊得来。临别的时候我见她书架上书很多，便托她帮我找一本《蓝蓝的顿河》的书。那是我偶然从书上看到的。后来有一天早上，她课上大家都在读书时她走过来跟我说，我要找的那书没找到。其时我已经早忘了这件事。后来才知道闹了个大笑话，那书不叫“蓝蓝的顿河”而是叫“静静的顿河”，是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在这里就不讨论这个作者是否属实了）后来听一名叫孙文娟的女同学说，谈老师“窃以为”我还不错，虽说那时我已经升到高中了。我没当过老师，但我清楚，在老师眼中的确是有“差学生”和“好学生”的。小学三年级，曾有数学老师在教室大声宣布“谁能把郭鹏涛教会我倒着走”。这句话随着秋风迅速在学校中传开了。郭鹏涛是我的乡邻。两年后，他还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小学“五改六”的升学考试中进了邵寨中学，而没有考上另外的近一半同学升级去了六年级。就像在一堆孩子当中，总有那个看起来“得宠”的。这其实无伤大雅，只是人的本性而已。有差别就有比较，有比较就有取舍，有取舍就有区别对待。古语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曾经一段时间内，我活在“可以不交作业里”的殊荣里，但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到现在，我又活在别人鄙夷和嫌弃的目光中，我终于成了别人眼中的“差生”了，我也终于尝到了自己以前不曾体味过的酸痛和苦涩，那种无力感和失落感，是我始终不想面对和深思的。鲁迅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从这方面来说，我不是勇士；鲁迅又说“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从这方面来说，我属于那些省略号省去的那些人。这段话最后鲁迅先生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当然我更不是了，但要为我曾经可以省下写作业的时间去读闲书，诸如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云海玉弓缘》等，我必须要感谢她——谈文莲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