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作品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三个月后，一篇题为《论野生动物保护中的干预阈值》的论文在学界掀起波澜。
文中详实的案例与颠覆性的观点，迫使保护区不得不召开紧急研讨会。
李振受邀参会时，依然穿着那件褪色的迷彩外套，袖口沾着泥渍。
会上，他展示了一段红外相机拍摄的珍贵影像：一只被狼群咬伤的麋鹿，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依靠族群互助与自身免疫力，竟奇迹般康复，并重新融入种群。
投影仪的光打在他脸上，他平静的声音却像投入静水的石子：“我们总以为自己是自然的医生，却忘了，它才是最高明的自愈者。保护不是扮演上帝，而是学会谦卑地退一步，让生命自己书写答案。”
王建国坐在首位，面色凝重，指节无意识地敲击桌面。
周芸的眼眶湿润，她想起那只死去的幼鹿，想起李振离开时摔门而去的背影，此刻竟感到一丝释然。
研讨会结束后，王建国找到李振。这位老站长递给他一份文件，是保护区新拟定的《生态观察区试点方案》，核心正是推行“最小干预”原则。
“小李，”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疲惫与妥协，“你说得对，我们……走得太快了。”
李振没有接过文件，而是指向窗外重新泛起生机的沼泽：“站长，真正的改变不在纸上，而在我们每次想伸手时，能否先问问自己：这真的是为了它们好，还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救赎欲？”
暮色又一次笼罩了沼泽。李振独自走向观察点。红外相机在暮光中闪烁着微弱的红光，像自然睁开的眼睛。
他忽然笑了——离开保护区，或许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保护”的事。
因为他终于明白，真正的守护，不是将自然囚禁在人类制定的牢笼里，而是学会与万物保持敬畏的距离，让沼泽继续做沼泽，让生命自己决定如何与伤痛共生，如何与死亡和解。
李振在保护区边缘的沼泽地扎根半年后，一个清晨，他正用自制的竹筒蒸馏器收集晨露，忽然听见远处传来木船划水的声响。
他警觉地蹲下身，透过芦苇缝隙望去——一艘斑驳的木船正缓缓驶近，船头站着一位皮肤黝黑的老者，头戴斗笠，手中握着渔网。
“外地人？”老者跳上岸，目光扫过李振搭建的隐蔽棚，语气带着警惕。
李振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渍，露出和善的笑容：“我是李振，生态研究员，在这儿观察沼泽生态。”
老者嗤笑一声：“保护区那帮人又搞新花样？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儿打鱼，用得着你们‘研究’？”
李振没有争辩，而是指向老者船上的渔网：“网眼这么细，幼鱼都逃不了。”
老者眉头皱起：“不捕小鱼，哪来更多的收成？”
李振蹲下身，拾起一根枯枝，在泥地上画出鱼群生长周期图：“大鱼产卵，幼鱼长大，循环不息。若全捕了，明年连鱼鳞都捞不着。”
老者沉默片刻，突然瞥见李振腰间挂着的活扣陷阱：“你这玩意儿，倒像老张头以前用的‘放生笼’。”
原来，老者名叫陈伯，世代在沼泽捕鱼为生。他年轻时认识护林员老张头。他知道老张头用藤条编的陷阱捕捉猎物，却从不为难误入的有益动物。
李振眼睛一亮，取出陷阱展示：“这是改良版，猎物挣扎会自动松开。我抓田鼠充饥，但若捉到受伤的野兔，就放生。”
陈伯目光闪烁，忽然开口：“后山有片红树林，夜里常有麋鹿群，你敢去不？”
当晚，李振随陈伯乘船深入沼泽。月光下，陈伯轻点船桨，木船如幽灵般滑行。
他低声讲述着祖辈流传的“沼泽密码”：哪片水域涨潮时最凶险，哪种鸟鸣预示暴雨将至，甚至辨认出李振笔记中记录的珍稀水鸟：“那叫‘银翅鹬’，二十年前还成群飞过，现在……”
话音未落，远处传来麋鹿的嘶鸣。
李振迅速涂抹泥浆伪装，陈伯却示意他别动：“母鹿护崽时最凶，你那些‘科学法子’顶不住它的角。”
次日，李振发现陈伯的渔网网眼竟已改大。他惊喜地问起缘由，陈伯挠挠头：“你那个‘可持续捕捞’的法子，我算过了，虽眼前少捞几斤，但后年鱼群能翻倍。”
两人渐渐相互理解，慢慢走向了合作。
李振用红外相机监测鱼群密度，陈伯则分享祖传的“潮汐捕鱼表”，避开幼鱼聚集期。生活中的交往也逐步融洽。
陈伯的孙子阿强发烧，李振用随身携带的紫锥菊熬汤，又教阿强母亲用白桦树皮止血——这正是他曾在笔记中记录的“自然药箱”。
然而，冲突并未完全消散。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