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大量德国著作从德语中首译“美育”一词

      20世纪初，出国留学或考察蔚然成风，大多是公费官派，所去国又以日本为多，欧洲很少。蔡元培于留日并无兴趣，一心想去德国。在他看来，德国是当时哲学、教育学最发达的国家，“救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1907年6月，蔡元培开始其首次欧洲之行。在早期众多的留学生中不乏自费生，蔡元培可谓是不依赖国内家庭支持、“半工半读”的第一个留学生。他当时已近四旬，远比其他留学生年长。蔡元培虽曾于1903年在青岛学过德语，但远没过语法关。复杂的文法、拗口的发音，对年近四十的他来说，艰难程度可以想象。蔡元培自述：“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学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与其他人求学不同，蔡元培把在德国的求学称为“游学”，而不是“留学”，因为他不是为拿某个学历或者学位，目的是汲取知识、开阔眼界。20世纪初，康德、叔本华、歌德、莱辛等人的哲学和艺术思想在德国大学占据重要地位。蔡元培身居其中，学泛众家。他在莱比锡大学注册的是哲学系，但选修课程众多，呈现跨学科性。从1908年10月到1911年的6个学期里，他选听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 

       在德游学期间，蔡元培凭藉深厚的学术修养，自由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增进了对东西两大文明的认知，促进了中德文化交流，为其后来领导全国性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蔡元培以“爬格子”方式半工半读，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编写了《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这些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教育界的地位。如《伦理学原理》于1907年出版后，至1921年再版6次，后编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国伦理学史》被称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中学修身教科书》至1921年已再版16次，是民国初期深受国内中学欢迎的教科书。在莱比锡大学期间，对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自写年谱》中回忆：“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蔡元培自觉“到四十岁，始专治美学”，“四十岁”这段时间就是其在德国游学时期。1912年，他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美育的名字，是民国元年我从A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者也。”蔡元培后来主张的“美育为学”、“德智体美”四育、“以美育代宗教”等，显然萌发形成于德国游学时期。听课之余，蔡元培十分注重研究德国教育制度，翻译了许多德国教育家的著作。他读过著名哲学家、柏林大学博士包尔生名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该书的绪论部分比较了德国与英国、法国大学的特点，介绍了德国大学所推崇的教学与研究“融合为一”、注重纯学术、教授治校等原则。蔡元培认为“颇足参考”，便将绪论部分译成中文，以“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为题发表于1910年第11期《教育杂志》。陈洪捷教授认为，蔡元培对德国大学教育制度的观察与思考，使他从泛泛的教育救国论者转为学术救国或大学救国论者，为其日后注重高等教育、倾力改造北大提供了动力。

若能回到二十岁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定在北大开设世界语课，特地邀请了南方的世界语者孙国璋到北大担任世界语讲师，当时在北大选修世界语科的共有二百多人。 为了解决世界语教材的缺乏，蔡元培请孙国璋把历年所用的讲义编成《世界语高等课本》《世界语高等字典》，并亲自为这两书写了序言。20世纪20年代初，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渐渐成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摇篮，蔡元培发起成立了“北大世界语研究会”，使北大的世界语学员增加到六百余人。

      1935年4月蔡元培在《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一文中讲到自己“五十余岁，始兼治民族学，习一点法语。但我总觉得我所习的外国语太少太浅，不能畅读各国的文学原书。……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 为什么蔡元培如此痴迷学习外语？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认为，在蔡元培看来，学习一门外语就意味着学习跨文化的交往，学习另一种思维方式和习惯。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传达信息的工具和叙述的符号，语言也塑造那个使用其的世界。“外语学习几乎伴随着他勤奋学习的一生，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最早具有全球关怀的学者之一，深刻认识到学习外语对于理解外来文化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