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产队时期，社员们每天下地投工，晚饭后到牲口棚记工分；虽然一个工才值两三毛钱，到分小麦、分玉米、分高粱、分红薯、分棉花、分萝卜、分茄子时，如果不按人口分，而按投工多少来分，就显出工分的重要来了。
按人口还是按工分，全凭生产队长一张嘴。队长权力很大。
家里有在外上班的，投工少，分的东西就少。人们把这些户叫职工家属户。我们生产队有四户。
我家也是职工家属户。
上初中后，我开始下地干活，我想为家里挣工分，多分点吃的。除了星期天，主要是在麦假和秋假。秋假长，四十五天。当时给我评的工分不低，七分。
由于身单力薄，干起活来很吃力。有一次积肥，把沤麦秸掺上泥，垛成垛。这活需要用三指钩倒，光着脚踩，一锹一锹扔到垛起来的堆上。可以说，没一样轻巧活。那天，我累得要死，下午以肚疼的理由，逃工了。半天三分半工，心里不是滋味。
有一次记工，都围在煤油灯下，油芯小，低着头才能看清记工本上的字。记工员在小格格里填一个数字，按一下戳。记工员问我，整天还是半天？我没犹豫，说，整天。其实我撒谎了，那天干了半天。记工员抬头看我，有点怀疑，又问一遍。我迟疑着，脸开始发烫，不知怎么回答了，毕竟没说过谎话的。正在这时，记工员的妹妹用清脆的嗓音说，他是整天，我们在一起干活了。
我怔了，望了她一眼，然后点点头，轻声说了个是。当时，她才十三、四岁，辫了两条长辫子，像个大姑娘。我很感激她。但不明白她为什么那样说，骗她哥哥，骗生产队长。多年后我问她，她笑了，说，我知道你脸皮薄，怕你受不了，哇地哭了。
还为生产队的牲口割草，割草挣工分。水白草，抓地菜，醋溜溜，什么都割。饲养员是本家爷爷，每次都让我沾点光，有一次一下子多记了十斤草。我就帮着铡草，铡碎的青草味闻不够。
后来干活实行包工了，比如锄草吧，锄一个畦子得到一分工，锄几个畦子几分工。我力气小，每次都比别人挣得少。觉得很败兴，就不想干。可是，生产队的光景好些了，中午起火管饭。地头盘上锅灶，熬冬瓜菜，虽然没有肉，锅里飘出来的酱汤味很诱人。
又到了秋假，我找到生产队长，提出干个轻巧点的活。他犹豫了下，让我和他儿子一块看地。我们生产队的地离村远，有五六里地。我们在地头搭个庵子，吃住在地里。
为了给家里省点粮食，我和队长的儿子就一天三顿地吃地里长的作物，煮玉米棒，煮红薯，煮毛豆，煮绿豆。不但煮，还烧着吃，吃得嘴边一圈黑，像长了胡子。当然，是从别的生产队偷的。
到分东西时，我家分的还是少。常常是别人家满布袋，自己家少半布袋。因为别人家劳力多，有整劳力，我只是个半劳力，还只在假期下地。
职工家属户怨恨队长，就编了个顺口溜，我们几个孩子在大街上跑着、喊着：队长会计保管员，恁有麦子俺有钱……
说来也是自我安慰，哪有钱呢？l我心里倒有一点乐：看地时为家里省了四十五天粮呢，四十五天没从家里拿过一块干粮，并且吃得身上胖乎乎的，脸蛋红嘟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