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武侠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背负着原罪，因为它一直有两个主人：一个是金钱，一个是市场。

金庸早年为了让自己苦心创办的明报存活下去，不得不坚持撰写篇幅可观的武侠小说，借此吸引大批读者。于是乎出现了一种颇为有趣的现象，他一边喊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一边靠着后来办报赚的钱跻身亿万富豪榜，成为以文致富的第一人[1]。

跟金庸相比，古龙在社会上只算得上是小角色，故此说得更为直接，“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但却是我的悲哀”[2]。

也就是这个原因，武侠小说向来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甚至很多评论者认为，为了金钱、市场写作，已经落了下乘，本质上和DC 、漫威拍的超级英雄电影一样，都是资本运作的结果，充其量是体形庞大的“精神垃圾”[3]。

这当然是种世俗意义上的偏见，而且已经存在几十年。但不可否认，作为上世纪后半叶港台通俗文学的“急先锋”，新派武侠小说确实非常注重可读性和趣味性，或者进一步说，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了娱乐大众。易中天甚至点名批评：

金庸小说的生产颇有些象好莱坞，完全是对准受众的口味来的。你要刺激吗？有！你要安慰吗？有！你要血腥吗？有！你要笑话吗？有！甚至连温馨浪漫，潇洒风流，忧郁伤感他都有，一应俱全，听凭诸位各取所需好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为热血青年准备的。一见钟情，生死不渝，是为多情少女准备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是为阴谋家准备的。琴棋书画，佛理禅机则是为文化人准备的。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找到自己想看的东西。当然大家都喊好[4]。

这种过于迎合市场的创作理念，和后来蓬勃发展的严肃文学完全背道而驰。顾名思义，严肃文学注重思想内容的严肃性，并不以取悦时代为目的。很多先锋派作品和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流溢出一种严峻的忧郁，在落落寡欢中追求精神上的深度和广度。莫言说过两段很有代表性的话：

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作品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5]。

历史教科书可以写胜利者的历史，但小说恰好是要写失败者的历史，这才是小说家最好的素材。在失败者的历史里面，有供作家发挥自己创作才能的广阔天地，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内心深处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复杂丰富，作家才可以由此而探索到更多人类灵魂的奥秘[6]。

这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创作宣言，也是很多大师级严肃文学作家的普遍看法。他们当然也知道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区别，可在评判标准上却无意厚此薄彼，毕竟在世界范围内的通俗文学也有经典之作，如果刻意放宽批评尺度，反而会有歧视之嫌。

这就让新派武侠小说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即使被奉为经典的金庸小说，代表作也都是在以各种巧妙的方式书写着胜利者的历史。郭靖、杨过、张无忌、萧峰、令狐冲……这些家喻户晓的人物足以让每一位读者都躺在风光无限的侠客梦里。就连最不像武侠小说的《鹿鼎记》，也在罕见地、热烈地颂扬着康熙王朝的同时，让韦小宝在七个女性伴侣陪同下飞黄腾达。杀鳌拜、救太后、护顺治帝、平神龙岛、打雅克萨，受封一等鹿鼎公、抚远大将军，于其说这是部反讽现实的杰作，不如说是世俗社会中成功学的样板。

这也就是武侠小说被称为“成人的童话”原因之一。无论主人公是什么样的人，经历过什么样的坎坷，最后总会站在人生的巅峰，其间会穿插些固有的套路，复仇、艳遇、得宝，还有各种或宏大或眩目的打斗场面。作家余华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说自己喜欢看武侠小说和枪战小说，但给出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看大仲马是因为小说里有开枪的情节，“我是只要有枪声的，都喜欢”。《射雕英雄传》则是有选择地翻看，里面恋爱情节全部跳过，“因为我是去看那个打的（打斗场面），这是目的”[7]。

余华这种以消遣为目的的阅读方式，代表了很多严肃文学作者对金庸小说的态度，就算非常喜欢，也不是因为里面的文学性，而是娱乐性和趣味性。即使有人对其文学性加以关注，也仅会做出一些有限度的推崇，比较典型的就是莫言给出的说法，“金庸小说文学含量还是很高的，我必须承认他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很多所谓的严肃文学，也未必达到他这样的艺术成就。”

莫言明显比余华更懂人情世故，他提到金庸小说强过很多严肃文学。这话看起来是褒扬，可是以下驷对上驷，就算赢了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听话还要听弦外之音，“很多”严肃文学比不过金庸小说，那“很多”以外的另一些，肯定就不比金庸差，甚至是强过金庸了。另一位作家王蒙，更有意思了。在金庸过世后，他正经八百地写了篇悼文，是这样说的：

我说过，前一百年，后一百年，写武侠小说的，大概不会有谁超得过金庸。
他在武侠套路之中，加入了更多的人情世态，善恶炎凉，文化历史，地域风情，社会沧桑，还有，性格命运[8]。

把金庸的成就限定在武侠小说范围之内，然后在这个范围内赞不绝口，既不会引起以中国作协为代表的主流文学界的反感，也不会让金庸的拥护者们太过失望，同时他还保持了一贯说真话的良好形象。作为原文化部部长，他也确实没必要去刻意讨好谁。

当然也有很多对金庸极为推崇的文化名人，如果拉个名单，会发现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里面大多是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教授，还不乏通俗小说作家（包括网文作家），却唯独有一类人缺席了，那就是严肃文学作家。当然不是一个没有，而是说这个群体在“金学”研究中存在感极低。

这并不是一种好现象，文学史一向是由严肃文学压轴的，严肃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往往就是时代的高度。很多严肃文学作家，没有对金庸做出过多的推崇，当然不是因为所谓的门户之见，而是两者的创作理论完全背道而驰。有追求的严肃文学作家永远会将作品的思想性放到第一位，在他们看来，小说里是否融入琴棋书画、诗词曲赋、佛道儒墨、唐风宋韵并不重要，这些只是小说外在的“皮”而已，真正该关注的是人类的苦难命运，是精神的升华和灵魂的洗礼。作家残雪就曾说过自己的创作心得：

由于信仰原始之力的伟大，我必须将其放在虔诚的、人为的蒙昧氛围中去发挥，以使自身挣脱陈腐常规的羁绊，让强大的理性化为无处不在的、暗示性的激励和怂恿。我不知道自己明天、下一刻会写出什么东西来，我也不知道促使我十年如一日地、源源不断地产生作品的“灵感”究竟同什么最有关，但我却明白无误地知道一件事：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情形下都要保持精神生活的质量。因为失去了这一点，仅仅这一点，我就会失去一切的根基[9]。

新派武侠小说作家，鼎盛时多达几百位，极少有人会用严肃文学作家的态度去从事创作，或许真正例外的只有古龙，他以殉道的决心，让人们看到了侠客面具后的真相。如果说前期写的沈浪、楚留香、李寻欢，还有将侠客神化的迹象，到了《天涯明月刀》、《英雄无泪》和《三少爷的剑》，就彻底变更了写作路线，改写被命运击倒，或与命运抗争的悲剧英雄。

尤其是《天涯明月刀》，没有人想到主人公会是患有癫痫病的跛子，是“满身血污，穷困潦倒的刽子手”[10]。这种石破天惊的设定，使得它在佳作如林的武侠小说史上，就像悬崖上的一棵孤树，飙举电至中显得那么矫矫不群。我也经常问自己，如此有思想有深度的作品，到底应该划归通俗文学，还是严肃文学？

《天涯明月刀》写于1974年，这部混合了古龙卓越才情和创新理想的作品，没有上演一经推出就惊艳四方的奇迹，反而因为读者无法接受新写法被迫中断在报纸上的连载。窗外传来的叹息声让书房里的写作者无比懊恼，被浇灭的激情像泡沫一样融入到黯淡的时光长河里。

这就是“鱼”和“熊掌”想要兼得的结果——既想借此提升武侠小说在文学殿堂的地位，又想取悦读者以获取商业上的更大成功。两边都想好，两边又都不讨好。这种富有教益的场面其实不止出现一次，金庸后来接受中国作协邀请，担任名誉副主席，虽然有着希望自己作品进一步得到文学界认可的良苦用心，却也惹恼了他的一大批追随者。

不被理解的苦恼，谁都经历过。金庸可能只是皱皱眉，古龙却絮絮叨叨起来，“这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到的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11]。看起来他真不如自己笔下的卜鹰、陆小凤那些绝顶高手洒脱，多少年后还在为此耿耿于怀。

可在研究过这部小说之后，你又会对他的絮叨多出几分理解，多出几分释然，甚至会多出几分震惊。就文学性而言，《天涯明月刀》不但在古龙小说里是第一流了，甚至跟当代很多严肃文学作家的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

古龙写过很多智慧和手段无人能及的枭雄，上官金虹、卓东来、柴玉关、逍遥侯……可就算将这些人加到一起，都不如公子羽羽翼庞大。这是一个狡诈的、凶残的、伪善的，让人想一想就厌恶的顶级罪犯，他至高无上，强权在握，带给江湖的是无边的黑暗。

从来没有哪部武侠小说，会像《天涯明月刀》这样的暗无天日，除了衰落的孔雀山庄，几乎所有的门派都成了浊世洪流中的摇摆者，只要轻轻一按，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匍匐在公子羽脚下——黑暗遮天蔽日，邪恶的力量由此滋生，无数魅影像火舌一样喷薄而出，顺着文明的古道，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几十年前探花郎拼命守护的正义和良知，成了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

在喧嚣和混乱中，傅红雪拖着他那条残废的右腿，用一种笨拙而奇特的姿势，慢慢地走进入了风暴中心。这个几乎集合了古龙小说之前所有主人公痛苦的年轻刀客，能在《边城浪子》故事中活下来就已经是个奇迹。与生俱来的疾病像梦魇一样挥之不去，甚至连灵魂都在痛苦和愤怒中翻滚煎熬，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使得他快要到达崩溃的边缘，随时会掉进深渊的堕落感让他有时活得像个行尸走肉。

能安慰和陪伴他的只有他的刀——或许，还有周婷。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妓女，没有高寄萍的魄力，没有张好儿的名气，没有明月心的姿色，为了生存整日徘徊在陋巷之中，受尽男人的欺负和凌辱，可全书中最触目惊心的画面就来自于她同伴接客的房间：

除了一张铺着大红绣花的木板床之外，屋子里最奢华的一件东西就是摆在床头上的神龛，那精致的雕刻，高贵的黄幔，恰巧和四壁那些淫猥低劣的图片形成一种极强烈的对比。
她为什么要将神龛放在床头？
难道她要这些神祗亲眼看到人类的卑贱和痛苦，看着她出卖自己，再看着她死？[12]。

屈子不敢“问天”，只能作《天问》，古龙却敢于为一个受辱的底层妓女对“神”发出了灵魂拷问，并不可救药地将矛头指向这个千百年来都是高高在上的群体。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他们会无所作为，任由罪恶滋生，让暴力和戾气在世间交错游弋？没有人能够回答。

古龙和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一样，都没彻底否认神的存在，可假如神真的存在，他们又不约而同得在最大限度维护人的尊严，以及人在神面前的尊严。

普罗泰戈拉还提过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尽管这个观点很有争议，但放到武侠小说里是很适用的，在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世界里，对善与恶，美与丑的判定，都是非常主观的，个人的感觉怎么样，事物就怎么样。

但眼睛里看到的事物，又未必是真实的。比如从凤凰集开始，那一次次为傅红雪设计的杀局，往往以各种怪诞的、意想不到的方式开场，天神般的巨人、清雅如鹤的高僧、神采飞扬的剑客、满头白发的琴中圣手，共同奉献出了难辨真假的精湛演技。在充斥着压抑感的山谷中，故作失意的钟大师用琴音勾起了傅红雪的心魔，让傅红雪和他一同沉溺在死亡的美梦里，死神已经悄然来临，自杀的念头蠢蠢欲动。

在古龙之前，已经有很多作家描写过自杀，其中颇富盛名的就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3]。他笔下斯里洛夫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人为了能活下去而不自杀，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上帝。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整个世界史。在世界史上，只有我一个人头一次不愿想出个上帝来”[14]。

当斯里洛夫彻底否定上帝存在后，在崩溃状态下无奈地走上了自杀之路，自杀前他还意味深长地说：“整个地球……建立在谎言和愚蠢地嘲弄人的基础上……地球上的法则本身也无非是一派谎言和魔鬼演出的滑稽剧”[15]。这不正是对傅红雪命运的一种暗示吗？从出生那天起，就面对着谎言和欺骗，还有无穷无尽的精神折磨，就连他自认为最神圣的复仇行动，也成了江湖上的一大笑话。

我一直都认为，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部杰作——《白痴》和《罪与罚》，对《天涯明月刀》的创作影响巨大，里面有些人物设定很容易让人想到傅红雪和周婷，同样是杀人犯和妓女，同样是男方有癫痫病、女方性情温良，同样是关于救赎与被救赎[16]。

自杀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常见的题材，斯麦尔佳科夫，斯维里加洛夫、斯里洛夫、斯塔夫罗金[17]等人，都各有原因地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些人里有弑父者，甚至还有强奸犯，但这并不是他们身份的全部。其中斯塔夫罗金有着相当俊美的容貌，足以让很多女性为之疯狂，他和公子羽一样，不但才智超群，性格暗黑，还是很多人的精神领袖，因此有了“绝顶聪明的毒蛇”[18]之称。鲁迅曾经如此评价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陀思妥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19]。

“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这些精神苦刑傅红雪全部经历过。只有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会知道古龙在写《天涯明月刀》时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野心，才会知道这部小说为什么可以视为武侠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生存还是死亡？”对于常人而言，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更多可以归结为哲学家的喃喃自语。可对于身心已经千疮百孔的傅红雪而言，死亡却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傅红雪终于有了动作，在逐渐暗淡的暮色中挥出了自从出世以来最为惊艳的一刀。一刀下去，砍向了钟大师的琴弦——弦断！音绝！

与其人亡，不如弦断。与其沉沦，不如振作。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傅红雪才真正实现了浴火重生。这是经历了无数困苦后获得的重生，就像唐僧遭受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到真经一样，“他苍白的脸上发着光，看来更庄严，更高贵。一种几乎已接近神的高贵。他已不再是那满身血污，穷愁潦倒的刽子手”[20]。

他在找到生命真谛的同时，放过了欺骗他的钟大师，放过了决定自我放逐的公子羽，也解救了从炼狱中穿行的自己。

小说的中的这一章叫做“脱出樊笼”，有着和《多情剑客无情剑》相似的主题，傅红雪和阿飞虽然都遭受过巨大痛苦，但苦难来源并不相同，阿飞是性格造成的悲剧，有着某种程度的可控性，甚至可以随时止损。傅红雪的悲剧则是与生俱来，有着无法挣脱的宿命感，就像一叶孤舟在命运的大海中起伏，只能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挣扎。命运多舛、罪业深重，怜悯世人，自我救赎，如此复杂的矛盾体大多只有在雨果和托尔斯泰这些严肃文学作家作品中才能看到，傅红雪和《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在形象塑造上也颇有重叠之处。

面对西方文学（包括通俗文学）的辉煌成就，无论是金庸、梁羽生，或是再晚一些的古龙，创作时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金庸在一次访谈中说过，“我们新派（武侠）受西洋文学的影响比较多一点，还珠楼主他们没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21]。他用一句话就道明了新、旧两派武侠小说的不同之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人的作品里会有西方文学渗入的痕迹，《七剑下天山》之于《牛牤》、《倚天屠龙记》之于《白鲸》、《连城诀》之于《基督山伯爵》，都有明显的关联之处。古龙的《流星蝴蝶剑》有些情节源自普佐的《教父》，《多情剑客无情剑》的主题也是从毛姆的《人性枷锁》“偷来的”[22]。作为颇有自觉意识的作家，这些只是古龙别开蹊径的一个着眼点，他真正要做的是背靠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此外，也不必担心他会迷失在从大洋彼岸吹来的强风里，正如余华所说：

当一个作家在接受其他作家影响的时候，就好比是树木在接受阳光的影响一样，但重要的是，树木在接受阳光的影响成长的时候，它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它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所以作家对作家的影响，只会让那个作家更像他自己[23]。

从《天涯明月刀》就能看出来，西方文学对古龙小说的影响，确实只会让他更像自己。这位盗取“严肃文学”天火的普罗米修斯来[24]，站在布满枯枝的十字路口，竭力地平复着自己复杂的情绪，默默忍受着创新带来压力和挫折，他知道不被世人理解的痛苦也只是暂时性的，平静的丛林里隐匿着狂风暴雨，一个妙不可言的新时代终将来临！

顾雪衣 2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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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2018年10月31日《半岛都市报》：“倪匡称他（金庸）是“千古以来以文致富的第一人”。
[2] 见古龙《一个作家的成长与转变——我为何改写〈铁血大旗〉》。古龙散文集《笑红尘》称初载于1979年4月13日《中华日报》第11版。
[3] 见《十三邀》第三季。张艺谋在接受访谈时说：“好莱坞为什么大行其道，对全世界的市场都有一个统治和碾压？它抓住了那种所谓娱乐性的东西和观赏性的东西，它们炮制的虽然是文学垃圾、精神垃圾，但是它好看，架不住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年轻人一茬一茬看它们。”
[4] 此段引自易中天《你好，伟哥》，关于金庸小说的评论分为三节：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缘木求鱼。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10。
[5] 此段根据莫言2005年香港公开大学讲演稿整理。
[6] 此段引自莫言《我的文学经验：历史与语言》。为2012年北京大学演讲稿，对照视频会发现个别字词略有不同。
[7] 见《我在岛屿读书》第一季。由今日头条、江苏卫视联合出品，余华、苏童、西川、房琪共同担任“书屋主理人”，节目共12期，引文出自第4期。
[8] 此段引自文汇网《王蒙：哀惜金庸》，2018.10.31。
[9] 此段引自残雪《一种残殊的小说》，载于《大家》杂志2003.3。
[10] 见古龙《天涯明月刀》第二十二章：脱出樊笼。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4 。
[11] 见古龙《一个作家的成长与转变——我为何改写〈铁血大旗〉》。详情同［2］。
[12] 见古龙《天涯明月刀》第十六章：天空古刹。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4。
[13]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著有《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等。
[14] [15]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群魔》第三部第六章：费尽心机的一夜。臧仲伦译本，译林出版社2002.5。
[16] 《白痴》主人公梅诗金，原本是个癫痫病人，他对纳斯塔霞的爱，夹杂着怜悯与同情。《罪与罚》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喜欢底层妓女索尼娅，善良的索尼娅反过来对男主人公进行了灵魂救赎。
[17] 这四个人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小说中的人物。麦尔佳科夫出自《卡拉马佐夫兄弟》、斯维里加洛夫出自《罪与罚》、斯里洛夫和斯塔夫罗金出自《群魔》。
[18] 见《群魔》开篇人物介绍，版本同[14]。
[19] 此段引自鲁迅《集外集》中《〈穷人〉小引》。最初发表于1926年6月14日《语丝》周刊，为韦丛芜所译《穷人》而作。
[20] 见古龙《天涯明月刀》第二十二章：脱出樊笼。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4。
[21] 见谭胜《金庸访谈录》。
[22] 见古龙《关于“武侠”》。古龙散文集《笑红尘》称初载于1977年《大成》杂志第43期至48期。
[23] 此段引自余华在2018年澳大利亚文学周系列活动的对话与访谈，根据网络视频整理。
[24] 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明之一，与智慧女神雅典娜共同创造了人类，普罗米修斯负责用泥土雕塑出人的形状，雅典娜则为泥人灌注灵魂。后因凡间陷入黑暗，普罗米修斯从太阳神阿波罗处窃走了天火，偷偷地把它带给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