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冬天，年老的我在芝加哥市中心因滑倒在冰面上而伤及头部，虽然医生判断我会顺利康复，但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了，很快地，每况愈下的健康便证明了这一点。我不得不搬进养老院接受看护。
那一天什么时候能来到呢？我想。这肉身的苟延残喘般的挣扎实在让人绝望。
在养老院的每一天都是重复的，大部分的时间，我躺着发呆，或坐着发呆。
一天，Gensburg一家来看我，通常他们不会待很久，毕竟我们并没有太多话题想要交流。长时间独自生活，许多的对话早已在内心说完，在与他人面对面之时，反而没有了交谈的渴望。或许，我真的是太老了。我的背脊微微佝偻，皮肤松垮，头发苍白，像一株正在枯死的树。
我还是忍不住问到了关于那两个储物柜：“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是的，我不可能不问到它们。我的整个人生都储存在里面。
“Vivian，我们并不清楚。很抱歉。”Gensburg太太面露难色地回答到。
我才不相信她的鬼话！她不过是想我安份地度完所剩不多的日子。我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大概一分钟后，窗帘被重新拉上，Gensburg一家离开了。
那两只储物柜里的东西应该已被当作垃圾处理了。自从几年前我开始无力支付租金时，租赁公司早有警告。
两个储物柜里的物品大都是我收集的杂物，各类的小饰品、优待券、便条、传单、公车票、火车票、帽子和鞋子，甚至破烂的油漆罐子等等。
在其中，那几百份剪报是通过收集报纸上精彩的文章制成，我曾是那么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剪下收进塑料文件夹中，整理成册收在纸盒里。至于藏在这些杂物之中数目不明的胶卷底片，最终也难逃遭弃的命运。我不得不想到，那也同样是自己的命运。
我开始回想过去，反正这也只是在养老院中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这一生，我始终对自身保持缄默，未婚无子，始终独自一人。因为蹩脚的口音，许多人以为我是法国人，对此，我不作解释。其实，我的母亲才是法国人，父亲是奥地利人，我却出生在纽约市北部的布朗克斯自治区，是个实实在在的纽约人。
我们一家人的关系毫不亲密，格外疏离。这种人情的疏离让我自小习惯在人群中能够冷静地去观察周遭的人和事物。我不是不容易被感动，但更多时候，对于生命之中充满的矛盾性质更有深刻的体会。
父亲在我4岁之后淡出了家庭的生活图景。而我随着母亲一起回到她的家乡——圣朱利安和圣波内特，这个偏远的小小牧羊人的村子，坐落在法国阿尔卑斯山，人口大约在250左右。
成年后，我多次回来这里，深深着迷于这里的山峦植被，以及劳作者被日光和岁月刻画下的面容和神情。
这一生，我并算不上孑然一身，始终有着一只相机陪在左右。摄影，应该是受到母亲的影响。
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喜欢使用她自己的箱式照相机给身边的人物拍照，她的一双眼睛很明亮，对周边的事物有着非常敏锐的触角。
我看见过她镜头下的人物充满了力量，为此感到惊讶之余，我的内心对摄影充满了强烈的情感。
二十三岁，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是一台柯达箱式相机。它只有一种快门速度，没有测距也没有光圈可调，取景器非常狭小。
纵使它再简陋，依然没有毁了我对摄影的兴趣和热情。我拿着它走在路上，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它咔嚓咔嚓的快门声在心上敲起了欢悦的鼓点。
1951年，我搭乘汽船回去纽约，找了一份做保姆的工作。说实话，我挺享受这份工作所带来的便利，即是我和伙伴——相机有了充足的机会接触到这个世界。
第二年，我换了台价格昂贵的禄莱相机，因为箱式相机已经无法满足我对于摄影的追求了！很快地我发现，禄莱是一台很好的伪装相机，相机从上镜头取景，下镜头拍摄，这使得我的拍摄行为丝毫不会被照片中的人物觉察，而且拍出来的人物还有一种高大的感觉。
这台禄莱相机我时常挂在脖子上，消耗胶卷的速度非常快，但我像一个对窃取成瘾的疯子，无法停止。
在我的镜头下，有快要挤破裤子的圆滚滚的屁股坐在长椅上（我自己认为挺幽默的），有静谧的老建筑，有稚嫩的却带着防备的面孔，有少女美丽的笑容，也有因为打扰而怒气冲天的男人，我总觉得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意义在里面。
1956年我搬去了芝加哥北区，在这里认识了Gensburg的一家。我受雇照顾家里的三个男孩，在这里我和他们成为了密切的雇主关系。期间，他们借给我一个浴室作为暗房，在这里，我冲洗和放大了不少的黑白底片。
虽然说经济条件不宽裕，在受雇期间，我回去法国将一处家族农场变卖，拿着筹措到的一笔旅费，开展了一次环游之旅。一路上，我途径加拿大、南非、欧洲、中东和中国等地，见过当地的人群和不可思议的文化风俗。
世界仿佛打开了一扇大门，我吹着自由的风，不由自主地笑出来。随身的行李中，胶卷快速被消耗着，有时，我不得不放弃一些必需品。
十七年过去了，Gensburg家的男孩们长大成人，他们不再需要我。失去工作的同时，我也失去了一间暗房。虽有不舍，但这个局面我早有预料，除了匆匆赶赴下一份工作，我没有细嚼个中的滋味。
随身携带的箱子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我手里的黑白底片也堆积起来无法冲洗。而且，我的脾气也变得令人难以捉摸，突然的暴跳如雷常常把孩子吓坏。也常懊恼，沉默寡言的时候逐渐频繁起来。
雇主们总是在背后说我很矛盾，很神秘，他们说我是个怪人。有时候，他们会趁我不在的时候，打开我的屋子去偷偷查看。我总是知道，因为那本原该摆在桌子上的书已经换了位置。
他们的好奇心令我感到困扰心烦，他们对我越好奇，也越对我非常不理解。解雇是常有的事情，我习惯了人们突然的善意和莫名的敌意。当我在拍摄的时候，镜头下的人们便是如此自然地流露出来。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开始接触彩色35mm负片，大多时候使用的是柯达Ektachrome，器材换成了徕卡IIIc相机，也使用过康泰时在内的数种德国单反相机。人物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静物、报纸和涂鸦成为了主要拍摄对象。
跟着，我的经济压力和生活的不安定让摄影难以为继，柯达彩色胶卷因为无法冲洗在住处堆积成山。
七十多岁的我必须要为此做出决定，亲自去租赁公司租借了两个储物柜，把所有一切装进箱子里，破旧的箱子上面贴上胶布密封进行保护，从此两个储物柜成为它们的藏身之地。
Gensburg一家则帮我租了一间有浴室的单间公寓。之后，我再也没有拿起相机。那是一段最孤单的日子。
“今天是什么日子？”我问年轻的看护。
她轻声地回答：“Vivian，今天是2009年的4月21日。天气挺好的。”
她往我身上盖好毛毯，把轮椅慢慢推到院子里。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感觉到自己被一片橘色轻轻地拥抱着。脑海里，想起那一趟环游之旅。我也曾是那么享受过阳光和大海，嘴角带着惬意的微笑。所以有什么关系呢，那两个储物柜该如何处理就处理了吧。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样想着，我慢慢闭上了眼睛，终于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
后 记
以上内容是我观看该纪录片后，在原有的真实资料的基础上，以薇薇安·迈尔的视角去讲述的一个“自传式”故事。
《寻找薇薇安·迈尔》纪录片由当地历史学家约翰·马鲁夫所制作。该片主要揭示了薇薇安·迈尔的双面人生。
关于上文中提到的两个储物柜：
2007年，因薇薇安·迈尔无力支付租金，储物柜租赁公司便将柜中的底片卖给RPN拍卖行抵债。RPN又转手将它们放到自己的拍卖会上出售，这才被约翰·马鲁夫等收藏者发现。
薇薇安·迈尔在1926年2月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美国业余街头摄影师、家庭保姆。薇薇安是法国人后裔，出生在纽约，但在法国长大，后回到美国先后生活在纽约和芝加哥，她一生拍摄了超过10万张照片。2007年，芝加哥当地历史学家约翰·马鲁夫发现了她的大量底片并开始整理，此后她的作品登上美国以至意大利、阿根廷和英国等地的报纸。2009年4月21日病逝于芝加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