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大象旅行记》，[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著，王渊译，作家出版社，2015年5月)
《大象旅行记》，讲述了亚洲象所罗门从里斯本到维也纳的旅途经历。这一路之上，见闻不是萨拉马戈笔下重点，人性的自相矛盾在这场谐趣之旅的记载中呈现出多重寓意和萨拉马戈亦庄亦谐的批判风格。
批判的矛头保持了萨拉马戈一贯的目标，教会和权贵。在萨拉马戈看来，教会的虚伪、权贵的傲慢已成为牢不可破的阶层标识，既然无法打破这一标识，那么，用小说家、虚构作家的幻想对令人憎厌的教会和权贵们加以鞭挞和嘲讽，也不失为一种极富教育意义的浪漫主义的英勇行为。
萨拉马戈在笔端凝聚勇气，创造出一个既滑稽又不乏智慧的人物——苏布赫鲁。这是所罗门的饲养员，俗称象夫。当然，对这颗智慧的头脑而言，他宁愿别人称他为象夫。苏布赫鲁，在小说里，作为第二或者第三主角随同第一主角所罗门一块出场，可他的光芒却无时无刻不被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先声夺人的遮掩。这就使得象夫和大公两者的形象在小说里“不相上下，交替领先”，经由情节的渲染，延展出能让读者会心一笑的寓意。
《大象旅行记》读来轻松，不似阅读《修道院纪事》那般需要正襟危坐，耐心细致地领会文字深处的隐喻。读《大象旅行记》，可以从容不迫地跟着所罗门的足迹，一路行来，在对沿途景致和风土人情的观览下，不经意地领悟人性的真谛。那些纷繁的世相，有着难以掩饰的诙谐，更何况，其中还深藏着笔墨无法尽述的虚伪和假象。所罗门在人性的横断面上进行着一场关于“真实”的旅行，“真实”是萨拉马戈的文字里不厌其烦的主题。在“真实”这一主题的引领下，来自异邦的一人一象成为整个故事的构建者，也作为萨拉马戈寄寓勇气的象征，完成了内敛而温情的批判。
所罗门是葡萄牙国王堂若昂三世馈赠给表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的礼物，一个政治资产，让畜牲所罗门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大象旅行记》里，历史背景与真实的历史故事作为萨拉马戈收集而来的素材，如同作者在前言里所断言的那般，“我预感到这里面可能有故事”，于是，在可信度不容置疑的基础上，真实素材与虚构相结合，产生出一部只有十几万字，内涵却无比深刻的旅行之书。
所罗门不是非洲象，而是亚洲象，萨拉马戈的强调让“地缘”概念成为小说里一段绕不过去的历史。结合小说的时间背景，彼时的世界正值十六世纪中叶，“确切地说是1551年”，古老的东方对鼎盛时期的葡萄牙帝国说来还是一块神秘的大陆。从这块大陆远道而来的所罗门在里斯本至维也纳的旅途中被当做神一般的存在而发生了众多令人捧腹的故事也就有了虚构意义上的合理的成分。
东方的一切都是神秘的，不仅大象，连象夫苏布赫鲁的名字也神秘的让葡萄牙人感到无所适从。苏布赫鲁，发音困难，拗口的名字。堂若昂三世认为，这个象夫应该叫做“若阿金”，因为“入国问禁，入乡随俗”。等到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接收了大象和象夫，在大公的威压下，大象改名叫做“苏莱曼”，象夫则被唤做“弗里茨”。威权让国王和大公可以肆意剥夺人与畜牲对名字的所有权，在“入乡随俗”的说辞下，一个良好的借口成为权力得以施行的契机。不过，在明眼人看来，这种契机赖以维生的土壤相当贫瘠，不但缺少养料的滋润，反而一旦剥去华彩的幻象，立时就会突显出根基稀薄的内在。萨拉马戈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明眼人，他一语中的，指出“一言堂的大公，除了身为查理五世的女婿之外，就看不到身上有其他优点。”因为权力形成的“一言堂”，让“大公可以改变一个人和一头大象的名字，不过他眼睛所处的高度与常人并无区别。”在与大公一道旅行的途中，象夫弗里茨坐在大象的颈部，“身上穿着新衣，…没有人在比他更高的地方旅行，哪怕权势熏天的奥地利大公也不行。”权力剥夺了普通人对名字的拥有，在这自由缺席的一刻，失去了原有标识的阶层在小说家所赋予的滑稽场景里对权力做出了公开的反讽。
苏布赫鲁，在孟加拉语中意为白色。“那是印度的一种语言。”苏布赫鲁如此解释。解释中传来一股自豪，还夹带着异邦神秘的色彩。这里言及的是象夫与大公的一段对话，不卑不亢，油然而生的自豪让苏布赫鲁在自己与大公之间架起了一座平等的桥梁。“平等”，在萨拉马戈无情地叙述下成为刻在纪念碑上的一个古老的愿景。同样因为苏布赫鲁的发音，大公为其改名“弗里茨”。并且，大公警告臣下，已接受了弗里茨这个名字的象夫，“你们都得好好尊重对待他，如果谁有违，就要承受我发火的后果。”大公的警告并没有收到太好的效果，众人什么反应都有，对象夫表示敬意只是为了彰显自己富有教养、嘲讽巧妙地掩盖在善意的背后、受到侮辱的恼怒则是显而易见的，总之，没人将大公的话当真。唯有苏布赫鲁痛苦地接受了自己新的名字，尽管“他十分清楚现在的名字什么意思也没有，哪怕它们取代的本名是有意义的。”萨拉马戈在《大象旅行记》里给予名字应有的尊重，相比《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里名字的模糊，《所有的名字》里名字的泛化，《大象旅行记》里名字与生俱来的个性随着一个人的出生就铭刻了标识的印记。“我出生是为了成为苏布赫鲁，而不是弗里茨。”象夫的内心剖白，恰是萨拉马戈此类作家对自由的看重。
因为自由的天性，旅行临近终点，象夫苏布赫鲁同往常那样，呼唤这个身躯庞大的老朋友：
…所罗门，他说，这次旅程只是一段间隔，现在感谢象夫苏布赫鲁给你恢复了真名吧，不论好坏，你有你生来就注定的生活，你无法逃避。(P147)
一向视教会为自己义愤之源的萨拉马戈，暂时抛却了唯物论的信仰，将对生活的宿命观化做浅显的文字，在故事结尾表达出一缕繁华散尽后重归生活本真的哀愁。这场关于大象的旅行，说到底，无非就是一场政治意义十分明显的事件。在这场事件里，“苏莱曼首先是一件一等一的政治工具，它的重要性永远不会因为可笑的嫉妒受到影响。”葡萄牙国王对奥地利大公的动物外交，藉由一段行程漫长的旅行，让大象成为了神，象夫则体验到了胜利者的尊荣。萨拉马戈笔下的讽刺和批判一样有力，在对自己憎厌的人和事物的刻划上，萨拉马戈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厌恶，笔锋则继续保持了令读者熟悉的稳健和克制。在那些幽默诙谐的情节设置里，无论教会，还是权贵，纷纷被作者扯下了堪堪蔽体的遮羞布，内在的虚伪和假象犹如万花筒般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本貌。
在维罗纳，圣安东尼奥大教堂的神甫来找象夫，要求他按照教堂的指示，创造一个奇迹。“如果大象能在大教堂门前下跪，你不觉得这会是一桩奇迹，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奇迹吗，”神甫寄希望于象夫对大象的训练有素，因为训练有素的大象才会创造奇迹，而创造奇迹的理由则是为了帮助减少新教传播影响的东西，后者经由时间证明，“路德虽然死了，但他还是对圣教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个平凡的象夫不会对这些宗教论纲有任何了解，他只知道关于印度教的神灵与普通人相仿的日常故事。诸如象头神葛内舍的起源和诞生。在这个故事里，渲染着常见的争端和暴力。在象夫的认识层面，建立在传说之上的宗教是如此荒诞不经，“并不比那个死后三天复活的故事更荒诞。”既然所有的宗教都透着荒诞，在神甫的威压下，象夫最终选择了屈服。
象夫成功的指挥了大象在大教堂门前下跪，却没有得到大教堂从金库中给他付账。为了补上这块空白，另一场荒诞随之上演。象夫做起了售卖象毛的生意。这是创造了奇迹的大象，它用奇迹证实了“信仰可以做到一切”，包括向上帝拜倒这一应景的下跪。
象毛的生意差点让象夫迅速致富，在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的干涉下，象夫不过是圣安东尼奥大教堂的神甫策划的骗局里的同案犯。这个同案犯与神甫一道，亲身操纵了一场荒诞的大戏，戏里戏外，萨拉马戈的身影不时地闪现，他犹如一个理智的观众，默然地注视着这场混乱和迷狂，嘴角泛着冷笑，眼里却透着疲惫。萨拉马戈用一个可笑的情节告诫读者，在这个变质的时代，所有的荒诞都是编造出来的谎言。谎言成为众生追捧的奇迹，也就同时印证了萨拉马戈在临近生命旅程的终点时对世界的总结和断言，“世界，你变得越来越坏。”
烙着“小人物”标识的象夫倒没有随着越来越坏的世界一道滑向“坏”的深渊，他原本就微不足道，只是作为“政治工具”的大象的饲养员在葡、奥两国的外交舞台上留下了一段匆匆的身影。不过，对苏布赫鲁而言，这段关于大象的旅程让他在旅行结束之际以胜利者的姿态享受到了来自众人的欢呼，这全仗无知者的误解，以讹传讹的认为“象夫的意思是在上面的人。”在误解的传播下，按照教义所言，“上帝存在于所有的生灵中”，因此，“上帝是一头大象”也就有了合理存在的依据。这就让大象成为一尊神，行至一处，都会受到当地民众的围观和惊呼。无论贵族还是平民，谁都没有见过大象，亦即谁都没有见过真正的神。有了拢聚民众、策划骗局的良好的土壤，“伪神”苏莱曼也就合情合理的让沿途所有的人都陶醉在了这幅壮观的奇景中了。
在这幅奇景里，接受了新名字的象夫带着对“权力本质和依据的发现”，享受了“一场几乎完美的胜利。”因为他坐在大象颈部，俯视着热闹的人群，包括乘着华丽的马车，跟随在大象身后的大公夫妇，他们也要忍受走在前面的大象这一路的排泄物天然的恶臭。萨拉马戈俏皮的赋予象夫君王般的威严感，与老朋友“苏莱曼雄伟的步伐相得益彰。”这一人一象，带着异邦的神秘，在遥远的欧洲大陆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一场万众狂欢式的“造神运动”。没人真正理解象夫苏布赫鲁的内心世界，在这段漫长的旅程里，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要是没有他，就不会有人将大象送到维也纳。萨拉马戈用加西亚做喻，褒赞了苏布赫鲁有着罗文的品质。这份褒赞的声音显得弱小，因为历史有着歧视性，“它只从生活中收集社会认为具有历史价值且感兴趣的内容，对其余不屑一顾。”带着一份悲叹，萨拉马戈在这个故事的开头就结合生活的真谛为其做出了充满预见性的定论，“获胜然后被遗忘。”
(全文完。2021年2月1日)
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