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门口的杂货铺关张那天，我正在超市里对着一排酱油瓶发呆。玻璃柜里的生抽老抽摆得像列队的士兵，标签上印着“古法酿造”“零添加”，可我总觉得不如王秀兰家的酱油香。
王秀兰的杂货铺开了十五年，就挤在两栋楼中间的夹缝里，门面窄得像块立着的烧饼。招牌是块掉漆的木板，用红漆写着“便民百货”，风吹日晒得褪成了粉紫色，远远看去像块发霉的红烧肉。
第一次跟她打交道是搬来那年。半夜十二点，孩子突然发烧，家里的体温计摔碎了。我穿着拖鞋冲下楼，杂货铺的卷闸门拉到一半，透着昏黄的光。敲了半天，王秀兰披着棉袄探出头，头发睡得像堆乱草：“咋了？”我说要个体温计，她转身在货架缝里摸了半天，拎出个玻璃管的，“五块，先拿去用，钱明天再说。”
那支体温计后来一直摆在我家抽屉里，刻度线早就模糊了。但每次看见它，就想起那个冬夜，她棉袄上沾着的线头，还有货架上歪歪扭扭的电池、打火机、创可贴——那些在超市里被归置得整整齐齐的物件，在她这儿活得像群野孩子。
王秀兰记性好得邪门。三楼张老师的孙子爱啃陈皮糖，每次进货她都多留两袋；五楼的老周总买最便宜的二锅头，她会提醒“新到了种绵柔的，要不试试？”；就连我家孩子爱吃哪个牌子的棒棒糖，她都记得门儿清。有次我出差，孩子妈带娃下楼，忘带钱包，拿了袋尿不湿就走，王秀兰在后面喊：“记着啊，十八块五，下次给！”
杂货铺里总飘着股说不清的味儿。肥皂的清香混着酱油的咸气，夏天还掺着冰棒纸的甜，冬天则裹着烤红薯的焦糊。货架之间的过道窄得只能容一个人过，我总怀疑王秀兰是故意的——人挤人的时候，她就站在柜台后嗑瓜子，听街坊们家长里短。张老师抱怨儿媳妇懒，老周骂小区的狗总在他车胎上撒尿，王秀兰不插嘴，只是偶尔“嗯”一声，或者递颗糖给哭闹的小孩。
去年暴雨，地下室淹了半米深。王秀兰的杂货铺也进了水，她蹲在水里捞货，裤脚卷到膝盖，露出布满青筋的小腿。我下去帮忙时，看见她正把泡了水的洗衣粉摆到门口晾晒，包装纸泡得发胀，像群鼓着肚子的青蛙。“这还能卖？”我问。她擦把脸，水珠顺着皱纹往下淌：“晒晒还能用，扔了怪可惜的。”
后来我才知道，她儿子三年前出车祸瘫在了床上，杂货铺是全家唯一的进项。可她从没跟人诉过苦，最多是收摊时对着西边叹口气——她儿子住的医院就在西边。
超市里的酱油瓶冷得像块冰。我想起王秀兰的酱油桶，就摆在柜台底下，塑料桶上套着个漏斗，谁要就舀一勺，用塑料袋装着拎走。有次我看见她给对门的孤寡老人舀酱油，手抖得厉害，酱油洒在柜台上，她赶紧用抹布擦，嘴里念叨“老了老了，这点活儿都干不利索”。
出了超市往家走，路过杂货铺，卷闸门拉得严严实实。墙根堆着几个破纸箱，是她平时装货用的，现在被风吹得直晃。有个小孩蹲在门口，用树枝在地上画圈，他以前总在这儿买一毛钱的辣条，王秀兰会把辣油擦干净了再递给他。
“奶奶呢？”我问他。小孩抬头，手里的树枝掉在地上：“奶奶说，以后不来了。”
回家时在电梯里碰到张老师，手里拎着袋陈皮糖，是从超市买的。“还是王秀兰家的好吃，”她剥开一颗扔进嘴里，“超市的太甜，像掺了白糖精。”电梯门开了，她又补了句，“以后想找人说说话，都没地方去了。”
晚上炒菜时，我打开从超市买的酱油，倒了半瓶，还是觉得没味儿。窗户外的路灯亮了，往常这个时候，王秀兰应该正搬个小马扎坐在杂货铺门口，摇着蒲扇跟人聊天。她的蒲扇是用广告纸糊的，扇面上印着房地产广告，被她用了五年，边角磨得卷了边。
手机响了，是条短信，陌生号码：“我是王秀兰，上次你忘在我这儿把伞，我放门卫了，有空去拿。”
我握着手机站在厨房，抽油烟机嗡嗡地响，锅里的菜冒着热气。忽然想起小时候住的大杂院，门口也有个杂货铺，老板会把欠账记在墙上，谁家门口的灯泡坏了，喊一声就有人送新的来。那时候的日子过得糙，却像王秀兰熬的小米粥，热乎，实在，喝下去浑身都舒坦。
明天得去门卫那儿拿伞。顺便问问，王秀兰搬到哪去了。她进的那批绵柔二锅头，我还没来得及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