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富力强的华西医院lCU主任康焰，是西南重症医学领军人物。他既亲身参与了汶川大地震危重病患救治，亦是新冠封城驰援武汉的“重症八仙”之一。
康焰接受采访，话题围绕学医并如何从事lCU，谈了自己的经历一一
我祖籍是四川，父亲当年是知青，响应党的号召到贵州去了。属边远地区，叫黔西南。我出生在贵阳，但我整个小学中学全部在新义， 那里是广西、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地。现在的马岭河大峡谷兴起了旅游，感觉挺好，可在那个年代，那是偏远和贫穷的象征。新义县城很小， 就一条街，小时候跑来跑去感觉街很短，不一会就穿透了整个街区。
我的数学很好。1982年考大学时，正宣传陈锦润，作家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也想当数学家，根本没想到会当医生。但在考大学的时候，我生病拉肚子，病歪歪的，或许人在缺什么的时候就想干什么吧，突然就琢磨，要不我就学医，当医生解决自己的问题？后来我经常给学生讲这个故事，开玩笑说，你们终于知道精神科的医生是怎么来的了。很奇怪，我学医的念头一冒出来，好像就挥之不去了。
高考六个志愿，我填的全是医学：第一个是四川医学院！那时候唯一的一个重点大学就是四川医学院，而且只有这一家医院在贵州招生。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四川医学院在贵州只招六个人，我成绩外，就到成都来上学了。
来了以后，最先想的是做外科大夫。在学校蛮顺利的，当时唯一的一个奖学金叫张正声奖学金。第一批三个人，我是之一。张正声是我们的一个校友，他是在抗美援朝做翻译的，在朝鲜牺牲了，同学们就以他的名义建立了这么一个奖学金。
在校期间我是班长，历任班长，学生会宣传部长，联席委员及委员会主席。
我们是教学医院，国家定为六年制，五年学完以后还有一年的临床实习。那个时候我一门心思想的是做外科，最后一年选的是外科，毕业时真做到了。那一年我们整个年级只有十个同学留校，外科只有一个就是我，一下就觉得离自己的梦很近了。三年参与住院医生培训，各个不同的专业都去，我们叫轮转。
轮转完了以后是1991年，就遇到一件事儿，什么事呢？卫生部的官员到国外去，发现人家的医院有一个科室叫ICU。 ICU现在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它是干嘛的？医院把重症病人集中起来，放在这个科室救治，可以极大地提高这一群病人的抢救成功率，降低死亡风险。卫生部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全国有13所部属院校，必须成立ICU，而且是卫生部拨款。我记得当年给了我们医院400万，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是这400万建个ICU能建多大？最多也就10张床。
那个时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外科，当时外科主任是我的硕士导师吴元涛教授。办这个事情就要找人，在我前面的人已经完成住院医生培训，进入自己的专业了，在我后面又还没完成培训，刚好那一年就我一个人培训出来，理所当然就该是我了。我坚决不干。因为我已经做到外科，而且在神经外科普外科胸外科都转过了，做手术的动手能力也还不错，我每转科要走的时候，主任都会说以后留我们科。让我把手术刀扔下，去做一个监护性的医生，我不干。
有趣的是，当我想要去了解ICU是什么东西时，竟查不到资料。那时没有电脑，更谈不上什么网络，就只翻看各种各样的检索书，翻遍那个翻不到一个重点监控在哪里。最后在哪里找到？在护理学的条目下把它找到。你想啊，当看到这个专业是放在护理学条目里，心里岂不一下就凉了，我就更不愿意干了。但这事情还必须干，在这个过程中我与吴主任还有点斗智斗勇哩，最后我们相互妥协：他说你干三年，把ICU建立起来，让他开始运作了，你就回外科。
我想这个事情好像可以考虑，我用三年时间把重症病人都管理了一遍，长见识呀，三年后还回去做外科大夫，我就同意了。从胸科调了位年长些的罗教授，我俩就干ICU了，最初蛮艰苦的，不像现在有中心供氧等，我们得把一个个氧气瓶拖来滚到病人床边。我们ICU建了九张床，这九张床的位置哪里来的？ 就足整个大外科的外科办公室一层楼全部腾空，这些外科医师都回到自己的病房里呆着。病房第一代那个楼现已不在了，照片应该有。
你知道开始干ICU这个事情，有了九张床，难处在哪儿么？
一一没有病人给你。
因为每个科室都有自己的专长。不给病号你，这个病号他们觉得自已可以治。自己的蛋糕为什么切给你？再一个就是，他觉得我的病人病情做了，比你更熟悉病人的情况，为什么交给你？
我们ICU发展过程当，靠什么支撑？就是要用病例说话，靠救活被其它科室“放弃”希望的病例来提升ICU给大家的信心。比如说，刚开始他的病人不给你，但觉得这个病人死到临头了，他还是愿意给你的。他给了你，不就少很多风险和麻烦吗？所以当病人实在不行了，就让我们领走。象这样的病人给我们十个，也许我们能救活一个两个，他们就会觉得ICU还行。别科的医生之所以给你病人，前提是因为他已经没有招了。以往专科死亡，病人基本上都是呼吸衰竭而死。
将病人放到ICU之后，基本上不会死于呼吸衰竭他们发现这样的病人给你十个，你可能能够治活六七个七个，慢慢地我们就取得了一些专科的信任了，病人也就开始多了，病人多了，你的业务就比较容易开展了，团队就可以建立起来了。
这时候遇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是2003年的 SARS，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带呼吸机，普通专科大夫最怕的就是呼吸机。给病人一插管以后，他们就觉得很头疼，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因为那不是他们的专业。所以那个时候带呼吸机，比如我在脑外科当实习生轮转的时候，当说把呼吸机拿出来给病人戴上，基本上宣告这个病人要“走”了。带上给家属看，你看我们在做最后的抢救，那个时候呼吸机他们自己都把它叫做“索命机”，从来没有指望一台呼吸机能够把病治好。
当然 SARS不一样，大部分都是呼吸衰竭的病人，因为是传染疾病的性质，又不能说把病人都收在华西。那时候我们就给其它医院的大夫们培训，教他们怎么样使用呼吸机。那年四川还不是重灾区，我们华西还没有收到个标标准准的SARS病人。但是下面有，最后就集中到传染病院，我们到那边去帮忙。但全国情况很严重，特别像北京这样做下来以后，公众就有一个印象了，原来这个呼吸机是可以治病的。那以后在我们国家机械通气这个事情就被大家认可。
机械通气的实施者就是ICU大夫，其他专科的大夫们知道，当他的病人有呼吸功能问题的时候，他会找ICU医生。这期间，我们一直在努力申请，要把ICU这个弄成一个真正的学科。但是建立一个新的学科还是要有好多的考量，教育部、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卫生部都没有任何反应。
2008年汶川大地震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小背景，说起来很有趣：当时候华西已经号称是全球第一大医院，有4300张床位。我觉得这个太大了，应该拆分，可正准备拆分的时候就来了地震，发现要不是有这么一家规模庞大的医院，那些病人根本没有办法容纳。因此有想法了，要求在不同区域，至少一个省要有一家规模大的医院来应对这种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这样2008年国家标准委员会就批准了ICU学科号，为二级学科。卫生部连续发文，建立ICU的临床科室，公布了学科建设质量要求。此后，ICU便是一种井喷式的发展状态。2008年我们只有80多张床，现在有200多张，还有一百多张正在建设中。我们ICU应该这样描述，叫统一管理的ICU，就是由一个重点学科统一把整个重症患者管理起来。华西现在是全国唯一一家，而且规模肯定是最大的。我们在业界鼓吹，将一家大型医院重症病集中管理，叫做华西模式。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很好地体现对重症患者“四个集中”。
现在重症医学全国年会从规模上是全球最大的，都超过1万多人，美国也就4千人，欧洲也就6千人。
有人也许会问：你ICU的服务对象是谁？ICU医生有何担当？
服务对象肯定是重症病人。不管是普通的生活病人，还是专科产生的重症病人，这些病人都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另一方面，就是什么人来做ICU这个事？我的回答是：面对这样的病人，一定是经过培训的，拿到资质的重症医生来做这个事。但如果这个事情一个专科医生来做就会有问题，例如我是开刀的大夫，要我要来管重病人要使用呼吸机就会有难度。
说实话，我们国家和国外的医生，行医资质截然不同。
我们是单一的职业资质，你是什么科你就只能干什么，你不能干其他；国外不一样，可以干好几个，一个医生可以有几个不同的职业资质，大家觉得似乎很自由，其实不然。别人一个资质，要完成一次住院医生培训，一次住院培训5到8年。中国大夫有谁愿意？例如我是外科大夫，我通过5到8年拿到外科，再花5到8年学习另一种类型，中国大夫是不干的。
国外大夫那种看起来多样化的资质，有严格的规定，我们国家没有。因此，有人呼吁中国的大夫多点多种职业，就是你可以做不同专业，但国家一直没放权。唯一放了的是某种专科医生，可以做一个社区全科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