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昌和他的“加强医疗科”】
陈德昌，1932年1月生，北京协和医院危重病医学教授，浙江舟山定海人，1953年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师从曾宪九教授。1992年任博士生导师。1982年率先在国内开设ICU病房，1984年被任命为协和医院首届ICU科主任。
【赴法国进修ICU】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宪九率领外科实验室在机体反应和器官功能支持等课题的研究，为日后危重病人加强医疗打下了基础。斯时危重病医学在欧美诞生，曾宪九教授对此十分看重。
1979年，曾宪九教授几经斟酌后，决定委派得意门生陈德昌去法国进修。临时前，他一再叮嘱学生，不只学习ICU新技术，更要弄懂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的基本问题：“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要注意法国人是怎么想出来”，“现在他们想些什么”。
刚入ICU，陈德昌感觉茫然。多种床边监测仪，从未见过；血流动力学是什么，前所未闻；关于ARDS的定义，呼吸机的应用以及PEEP对病人呼吸功能的影响，更多的是无知。他想：如果等待某一天会有某位法国医师绐我讲解和指导，这样的一天和这样的老师会有么？我会碰到么？
陈德昌在法国的第一学年甚是辛苦，更多的却是困惑。他感到血流动力学不只限于泛泛而指的危重病人，更想知道不同病因可能引起血流动力学不同的改变。他选择了心脏科ICU，不是作为简单的见习医师，而是想进入病房工作。法国当局不承认他在国内的行医资格。他的名誉导师Leger教授，时任法国外科学会主席，为他写了封推荐信。他向法国卫生部、劳工部、移民局等衙门，分别提出申请，终于拿到“法国公立医院医师资格证书”。
1980年夏天，陈德昌从Cochin医院转入Ambroise-Pare 医院心脏科ICU（法语简称USIC）而不是CCU，那里的业务不限于冠心病。心导管室并不宽舒，工作日程紧凑，每天上午安排4位病人，有右心，也有左心插管，检查目的不同。那家ICU仍使用X线录相的老方法。操作完毕后，胶片送暗室洗印。每天下午，心内科医师们各自埋头阅读X线录相，写出分析报告。
陈德昌回忆：进入病房，写病历一度使我十分苦恼。好几次，我险些赶不上末班公交，搭不上末班地铁。每周三有一次例行的心脏病例内外科会诊。出席的首席心外科专家是位伊朗裔法国人，他是著名学者Carpentier的弟子。不管争论或多或少，手术方案概由此人作出决断。法国医师们满嘴挂着“Ptdvg”（左室舒张末期压力），在笔迹潦草的记录里，他们也是这么写着。我听不懂，也看不懂。这是法文名词的首位字母缩写，译为英文，是“LVEDP”。我并不因此面有愧色。正因为不懂，才千里迢迢西游求学。法国老师欢迎学生提问题，不过，愚蠢的问题，免开尊口。对方会说：“读书吧，书上有”。
我在医院附近，找到一家书店Gilbert Jeune。我选购血流动力学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的书，主要是阐述 Starling关于心功能的学说。心室收缩的机械性力量是产生心输出量（CO）的必须的动力，前负荷、心肌收缩性、後负荷和心率被列为CO的决定性因素。Starling定律和心功能曲线的分析，成为心脏科医师，尤其是ICU专职医师的专业培训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像我这种类型的外科医师，这方面的知识特别需要。我挑选那些平装本，示意图较多，文笔简明，价格便宜。从知识水平和购买能力来看，比较合适。读来有味，胜似波尔多的红葡萄酒。 法国老师不喜欢灌输式讲课。他们会冷不防地向我提问题。如果我一时答不上来，他会说：“读书吧，明天到办公室找我”。他们也告诫我：“不要抄处方”。我需要时间来适应这种教学模式。我必须搞清楚自己需要学习什么。学习是自己的事，不必询问他人我应该学习什么。被动灌输，只能学点皮毛。
陈德昌调侃道：离开了北京新开路80号大院宿舍，我摆脱家务劳役，不必搬运蜂窝煤，不必出炉灰、倒垃圾，不必拉着小车排队买过冬的大白菜，回家把成堆大白菜码整齐了事。虽然如此，有时也会分心，想家。我办妥一张读书卡，下了班，直奔“巴黎医师图书馆”。那家图书馆有规定，只准阅读，不准借出。每当我看到邻座的年轻人奋笔疾书，那股专注的神情，对我心理上产生冲击。我必须振奋精神。
法国教学医院的临床教学很有特色。老师多次提问，旨在考核学生的基本理论学习和独立思考能力，只是引导，不作具体解答。而且，提问从来不涉及治疗的新进展。想要深入学习和掌握重症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唯有一种选择：恶补。
第二学年，陈德昌取得了法国临床医师的资格，有机会参加病房临床实践。
应用肺动脉漂浮导管对血流动力学的变化进行床边实时或动态监测，这项技术在巴黎教学医院ICU已广泛采用。
陈德昌投入ICU临床，几乎忘我。他注意到，这项创新技术可以对危重病人病情的变化取得及时的、动态的信息。对监测仪所显示的血流动力学改变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帮助临床医师对变化着的病情作出及时的判断，对治疗作出相应的调整，并检验治疗的效应。这种全新的对危重病人机体反应的临床实践，着实令陈德昌耳目一新。
【“加强医疗科”诞生】
自右至左 ：曾宪九教授 Leger教授 陈德昌在协和外科
1982年，陈德昌进修期满归国，兴奋地向曾教授汇报留法学习收获。曾教授意识到，ICU可为外科临床基础研究提供较为理想的基地。曾教授决定，在寸土寸金的协和医院内，硬是“挤出”一块“土地”，首先开设了3张床位的外科ICU。
此举得到费立民和马遂教授的通力合作，于是一件一件添置仪器，一个一个招募护士，一个一个邀请患者接受ICU治疗。
当曾教授获悉弟子将为一位病人实施新型治疗，拟插入肺动脉漂浮导管时，约请内科方圻主任和外科费立民教授，晚饭后齐到放射科现场。陈德昌和马遂大夫两人搭档，X线透视下，经前臂贵要静脉插管。在几位老师关切注视下，导管非常顺利地漂入远端肺动脉……
1984年，经协和医院领导批准，陈德昌依据国际先进模式，建立一个独立拥有7张床位的综合性质的ICU。曾宪九教授亲自为新成立的临床专科命名为“加强医疗科”，陈德昌被任命为首届科主任。名正言顺，重症医学从此在北京协和医院落户生根。
陈德昌介绍：我们把老病房改装，可以容纳 7张ICU病床。特意腾出一个房间作为心导管室，购置一架C-臂型X光机和荧光屏，检查床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改进了技术，从颈内静脉插管，根椐监测仪所示的波型改变，确定导管己进入远端肺小静脉，并测得PAWP。不再需要X光机和荧光屏的帮助。我幸运地从基本外科病房招募了几位机灵好学、身手敏捷的青年护士。医师只有马遂和我两人。出于人员编制的短缺，我们开放门户，接纳北京、外地以及军队的进修医师和护士，以适应ICU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
我把从巴黎带回来的Frank-Starling曲线图，在普通的座标纸上，加以复制。测定所得的每一个“点”，都在座标纸上标明，追踪“点”的移动方向。上、下午查病，将据此分析病情演变和药物效应，堪称一张形象化的《路线图》（Map），成为ICU颇有生趣的特色。1982年到1998年共为537名病人插入肺动脉漂浮导管，进行血流动力
弟子刘大为（左）陪陈德昌查房
陈德昌说：学监测，附有数据分析，提高了我们对血流动力学的认识，充实了我对外作学术报告的内容。因为所使用的图标纸不合格，不能进入病历，记录被流失。我们摒弃当年教科书上所推荐的休克分型，采用了Hinshaw 与Cox（1972）按血流动力学变化的休克分型。与己往相比，在诊断和治疗方面，思路较为清晰。我在巴黎大学教学医院所接受的关于血液循环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的系统性学习，结合回国后在协和医院ICU亲身的临床实践，我相信Starling心脏功能的学说是正确的，尽管我在理解上犯有片面性。 协和医院ICU的建立，为陈德昌提供了血流动力学床边监测条件，并在急性病危重病人的治疗中加以应用。据统计，自1982年到1998年，协和ICU共为537名病人插入肺动脉漂浮导管。这个阶段，焦点集中在早期发现危重病人病情的变化，支持各种器官功能，统称“生命支持治疗”，为病因学治疗赢得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