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村子西南，整个西南角上的所有人家统称“西南院”，据说，“西南院”的所有人家，往上推几代，都是一个祖宗。
出了我家大门，往西，隔两个小胡同，就是大片的庄稼地。我放了学，进家门，喊一声：
“奶奶，我娘在哪块儿地里干活？”
“在墙西！”
因为离家太近，就像是隔了一堵墙，所以，“墙西”，成了那片土地的代称。
我便扔下书包，一蹦一跳地跑出去。
“墙西”，种了大片棉花，其中有近两亩，是我家的。不吹牛地说，我小时候很勤快，经常和妈妈一起干农活。也别看以后曲曲折折才读完硕士，其实，当年也曾经发誓好好学习过。第一次下决心努力读书，就是发生在“墙西”这一亩多棉花地里。
上了初中第一个星期，很新鲜，也很紧张。小学的时候，我们上下课没有固定时间，老师讲够了，就说下课；老师们聊天聊够了，才想起拿起铁门栓，敲几下办公室门旁的铁铃铛，我们才抓紧收起散落一地的石子，跑进教室。而上了初中，上午下午各四节课，都是统一固定的上下课时间，六七门课程轮番进行，外加早自习、晚自习，那叫一个“紧锣密鼓”！就像曹刿论战，一鼓作气，这紧密的第一通鼓，还真激起了我的昂扬斗志。所以，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妈妈在“墙西”捉棉铃虫，我斩钉截铁的要求：我把辫子剪了，梳头发耽搁学习！于是，两个小时以后，晚饭之前，我坐在院子中间歪脖大枣树下，借着最后一缕太阳光线，我的一尺二寸长的发辫，伴着大剪刀“咔嚓”一声，落到妈妈手里。发辫保存了一年多，然后卖了十五块钱。可是，我那“断发为学习”的劲头，却没保持多久，一点一点的随着少年岁月消失的无影无踪！
穿过“墙西”的那片土地，就是魂牵梦绕的那条小河。
我和娟，不知道有多少次奔跑过这片土地，奔向我们的童年乐园。
我们从不沿着大人们踏出的小路，而是从侧坡上爬上河堤，那温润柔细的河沙，灌进我们的鞋子里，丝毫减少不了我们的热情。爬上去，不等站直身子，就一屁股坐在河堤边上，麻利的脱掉鞋子，倒扣过来，在地上磕两下，倒光沙子，穿上鞋，相视一笑，几乎同时，快速的站起来，跑向我们的目标——红薯地。
河堤上有大片的苜蓿、红薯。小小的年纪，不知道苜蓿是何用，但，红薯，在那个物质匮乏、零食还是馒头的年代，可是美味。刚开始，我们徒手挖，工具仅限于周围随手可以拿到的树枝，战利品也只是没长大的红薯“尾巴”。后来，我们学聪明了，放学后，扔下书包的时候，把小刀拿在手里，既可以挖土，又可以削皮。当然，削皮之前，按惯例要去河里洗洗，能不能洗干净，那得另当别论！
有工具了，收获就多了，挖出来的红薯吃不了了，怎么办？有办法，藏起来，下次吃！在广阔的河堤上，能藏在哪里，无非就是埋在地下。埋在地下，还怕找不着，就把窝藏地点上做上标记，或者压一块石头，或者插一段树枝，以方便下次找到。后来，每次想起来这个细节就笑，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傻得可爱。至于，下次，我们有没有去找，我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埋好以后，我们安心地一蹦一跳地顺着小河向南跑了。
我们一边跑一边还从河堤上爬下，摘几朵棉花，卡在发辫上，两个人还互相整理，互相赞赏一下，再继续往南跑，一直到桥头，一直到日落西山。
再后来，河堤上不再有红薯地，变成了小树林，小树林长成了大树，大树又被砍掉，又种上小树和庄稼……
但，那个头戴洁白棉花，一蹦一跳的身影从未消失。在2007年，生活困顿的那一刻，我写过一篇《生命本无平衡线》的文章，结尾是：如果生命能够重来,我宁愿从那个摘棉花当头花的小姑娘做起，然后长大，结婚，生子，做鲁西北平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幸福女人。
我还贪恋那时候的黄昏，很美丽，很温柔。尤其是站在河边，遥望村子升起袅袅炊烟，一股温情氤氲而起，一种由心底升腾的归属感亦慢慢地将我环抱。以后的许多年，不管我离家多远，都不曾忘记这种感觉。尤其，心里不宁静的时候，我会紧闭双眼，去体味那种踏实，去嗅一嗅那时的炊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