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例行检查，拿到检查报告，才知道自己患了病，像是很重的病，人人都怕。

我突然患了癌症，立即像当年的saras病毒来袭时一样遭到歧视。

我的朋友很少来串门，偶尔有不知我患病消息而来的，一来就嚷着要吃要喝，行立坐卧狼藉无序，我说，我是患了癌症，他们那么一呆，接着说：“没事儿的，会好起来的。”但饭却不吃了，茶也不喝了，用力掏了掏口袋，随即一拍脑门叫道：“哎哟，瞧瞧我这记性，我忘了家里正好有件事给忘记办了！”

起身说着抱歉就往大门走，我隔窗看见他们走下楼，手上拿着手帕或是纸巾使劲搓，手背红的显眼，似乎双手已被硫酸腐蚀要赶紧剁了才不会危及自身。

末了，凑近仔细瞧瞧，用力闻了闻，以为什么都能用肉眼看明白，病毒还能被鼻子这么轻易辨别？那国家还要养这么多研究人员干嘛，吃白饭啊。傻不傻！

朋友中，总有好客的，一周总要搞几次聚会，约几个谈得来的或是生意场上、官场上有利益关系的一起聚聚，而我，他总爱排在其中，美其名曰，有知己作陪方能如虎添翼。邀请了去，妻子自然是热情款待，但我仍是看出了她眉眼的顾忌。我知道她内心不安，便说，给我一个碟子和两双筷子，一双作为公筷将菜夹到自己碗里，再用私筷进食，以避免大家的尴尬。

不明情况的朋友笑我何时这般“讲究”，我也并不好当着主角的面直说个中缘由，只是笑着一一应答。离开前，我特意叮咛这位妻子要将我的碗筷蒸煮消毒，这位妻子复杂的笑了笑，嘴里说了句“谢谢你能来。”声音不夹杂任何感情。

我抬脚刚踏出门槛，就听到一声脆亮的破碎声，接着一阵畚箕窸窸窣窣的清扫声，我明白是我用过的碗筷被摔破后扔进了垃圾箱。

这，使我像是变了一个人，我开始不愿意出门，不参加聚会，不去公共场所，看见人多的地方就莫名的恐慌，像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害怕被发现异样，害怕梦到别人用那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

我躲在屋里，拉上窗帘，黑漆漆的四壁让我有了一点心里安慰。

朋友告诉我，如果女生知道自己长得丑，心怀坦然的将五分的丑说成十分的丑，那么丑中便有了她另一面的可爱之处。相应地，如果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自己的优缺点，放大后反而心理有了更大的承受能力，而他人也不会因为防备伤了和气，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我似乎懂了点什么。不再那么畏缩。

别人问：这些年你都跑去哪了，怎么都没怎么看到过你？

答：我患了癌症。

别人问：你怎么到现在都还没孩子呀？

答：我患了癌症。

别人问：你是移民了么，现在是回来探亲的吧？

答：我患了癌症。

······

似乎所有问题都有了最棒的答案。

但是，在说出答案之后，只留下离去的背影，只剩下我一个人独处。孤单又寂寞。

唯有我的父母和妻子愿意亲近我，与我共同进食、共同生活。

我害怕病毒会传染给他们，我将家用进行分类，我有自己的洗漱用品、毛巾、碗筷、杯子，放在固定的地方，我有自己固定的活动区域，小小的方寸十平米，不允许将病毒传播到其他地方，甚至24小时在床边点燃艾条熏的满屋都是烟雾，鼻腔口腔都是这个味儿，眼泪水不自觉的下流。

我盼望自己的病能够快点好起来，几年里中西药都在尝试，遍寻无数名医竟也不见好。

我笑我的人生，笑我这么多年的“成果”，笑我最后的旅程中还能有几多。

终于，我还是进了医院。

医院，我们像囚犯一样穿着病服，看着院外行人穿着色彩斑斓的在行走，像是人生的两根射线，起点相同，结局却大相径庭。

我们打着针，看着窗外小鸟迎着朝阳在召唤，看着小孩在马路上欢快的奔跑，看着一男一女手牵着手相视一笑互相拥抱。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是住院部的七层，一般不会有人来，病人通常都是面黄饥瘦，目光空洞，步履虚弱。除非你是新来的，气色也许好一些。

看着他们，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我们病人之间并不歧视，似乎是住在监狱里，谁因什么事进来蹲狱都不重要，只要你在这里，便同样失去自由。

我们相互关心、体贴。

对于每一个出院的朋友，我们会为他庆贺，恭喜他的康复，为他高兴。

对于每一个入院的朋友，我们会教他在这里的生活，告诉他要乐观，病友间的感情更是弥足珍贵。

在我们统统治愈后，我们会形成的关系网，是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建立起的天长地久的友谊，比用金钱、利益交织起来的关系网牢固并且纯洁得多。

在这里，没有乱七八糟的政绩观，没有所谓的猜忌、幸灾乐祸、勾心斗角，没有势力与背弃。我们不酗酒不赌博，按时作息，遵守纪律，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们在心与心的交流，一次次碰撞之后感情升华。

我们虽然看似很惨，但是很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