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贞守节，几乎是个捧上神坛的名词，凡忠贞守节的男女老幼，史书上多半赞不绝口。

大敌围城，怒而不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何其荡气回肠，令人感奋。

然而文天祥的弟弟，为了保全家族和百姓，扭头投靠了元军，还当上了大官，引来后人讥讽不已，连乾隆都不得不骂一句“文璧没脸去见文天祥”。

真的没脸见吗？

文天祥被捕后，著有家书，看看他是怎么看待此事的。

文天祥认为，他守节殉国是因为他贵为丞相，不能屈服，是为“忠”，而弟弟投降，则是“以全宗祠”，保全家族，是为“孝”，兄弟的不同抉择，只是“各行其志”。

这很有意思，起码文天祥觉得，以弟弟那样的身份，是有理由不死的。

那么是否可以进一步说，文天祥认为，只有在其位，才需“守其节”？再进一步说，守节应该针对高官显爵还是全体士大夫？

似乎都不是，史书的回答是：全体国民。

先看守节思想发酵的前情提要。

据《靖康稗史七种•南征录汇》，金人攻陷东京后，要求宋廷“出质妻女”，士大夫和皇帝慌不迭地决定献出本国女子，以民女、宗女填金人欲壑。开始仅是搜罗歌姬舞女，后来则公然抢掠良家妇女。

此后宋廷都无法面对靖康之耻，于是提倡更严苛的节烈观，要求臣下与女子俱需守节，在面对外侮和欺辱时，坚贞不二，保全名节，为此大量编修了《女戒》等书籍，大肆宣传烈女事迹，鼓舞全体国民。

汉代的列女传，尚有“明辨”的部分，有钟无艳才华横溢，自请见齐宣王，以自身能言善辩和才学成就美名的故事。相比之下，宋代的列女传，则单调得多。

常见的情节，就是女子拯救家人，遇对方“辱”，为保清白，选择“死”或者被“杀”。

而且在宋史的列女中，如若父兄遇难，往往是要先委曲自己保全父兄，而后再舍生取义，既要救人，也要确保清白，宋廷似乎对这类行为大加赞赏。

更有甚者，声称“我闻妇人死不出闺房”，坚决不逃而后遇害，真是引人喟叹。传中女子当然豪烈，不过宋廷这种宣扬的做法倒令人不齿，难道靖康之难中的女子不是因他们迫于讲和而争先恐后送出去的吗，为何回过头来却要求女子守节？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也因为改嫁问题，常受诟病，被评为“晚岁颇失节”。

可煞作怪，晁公武你生逢靖难，年富力强而远遁逃避，请问你的名节何在？你既失名节，又凭什么指责李清照改嫁失节？难道你可以遇国难而逃，女子却不能改嫁吗？

鲁迅先生说“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直击要害。

从古人逻辑上来说，臣下属于帝王，因此要忠贞不二，女子属于男子，所以要恪守名节，臣下不可背叛，女子亦不可被夺，按这个逻辑，女性男性均有需要恪守之物，都要守节。

那么宋代男人守节了吗？好像也不太多。

仍是宋史的列女传，还是王袤妻赵氏，她与夫君王袤一同被捕，解救丈夫后，丈夫藏匿在草丛中，看着妻子死去，仅是“悲痛”而已，请问这算守节吗？

有道是匹夫之怒，血溅五步，按理来说，如果丈夫挺身而出，夫妻二人双双被杀，似乎更合“节烈”概念，顺着古人逻辑来说，女子既然不可被夺，不应该也让男子参与到守护中来吗？

但是没有，宋史的列女传没有男女共死的案例，只有妻女保全父兄的案例，那么是否可以说：宋廷在刻意宣传，在那样的情况下，父兄逃亡，便等于守节，他们要守的是家族延续的血统？

文人士大夫全无斗志，连高宗都看不下去，这也难怪陈亮要感叹女子的守节了，列女宣传原本在于鼓舞国民和士大夫，现在士大夫竞相投降，哪里有半点受鼓舞的样子。

如果外侮到来女子需以死守节，那么请问文天祥的弟弟，为何可以活下来投降蒙古人，难道女子不抵抗便是“极为失节”，而文璧投降就是“各行其志”，这岂不是大型双标，自相矛盾？

宋代程颐曾有一句名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虽然说他的本意未必是要求所有人都饿死，但流传下来，依旧对守节观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要说没有当局官府大力侧重宣传，也不确实。

朱熹虽然不反对改嫁，但他自己也觉得，女子不从一而终，本身已属于失节了。

细细想来，守节二字，乍看震人心魄，其实充斥虚伪，更像是当局管理被统治者的政治手段，从本质来说，这只是一个宣扬为父兄献身的口号，是便于加强三纲五常和配属关系的洗脑包。

靖康之耻后，士大夫忠君报国的思想没有提高，反而让女性死节的观念被广泛宣传接收，及至元明清，愈发变本加厉，甚至形成了竞争比较，比谁守节的人更多，女子不守节，则为“下品”，男子不守节，则一概不提。

现在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守节所针对的，真的是全体国民吗，似乎不确。

答案可能是：被统治者。

臣下是君主的被统治者，女子是男子的被统治者，虚伪的统治要求，包装成了华丽的个人荣耀，只剩下史书后面那几张细薄而沉重的守节传记。

我想这也是靖康余震的可悲之处吧。

以上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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