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某位企业家说过：成功需要朋友，取得巨大的成功需要敌人。
而想要取得非常大的成功，想要名留青史供后人、后人的后人去仰望，需要朋友，也需要敌人。也就是孟子所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道理。
以前读初中的我并不明白孟子这句话的意思，国家要有贤臣、能臣我明白，可为什么还需要外在的敌人？不应该是没有敌人，没有来自外部威胁，高枕无忧吗？
其实这就是企业老讲的“危机意思”，有危机感，才会奋发，才会进步，才会取得更大的成功，更重要的是，这样才不是被淘汰，才不会衰败，或者说才能活下来。
如果仔细观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是因为没有危机意识而被完成改朝换代，
但让王朝灭亡的往往不是来自外部的敌人，外敌就好像火上浇油后来的油、雪上加霜后来的霜，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外敌出现之前往往内部已经出现了问题。
所谓内忧外患，先出现的时候只有内忧，然后内忧导致外患，外患加剧内忧，从一个问题变成两个问题，二者形成一个自然的且无解的循环，直到结束，也就是组织或集体崩溃的那一天。
企业如此，个人如此，国家民族皆是如此。
列宁同志对此有一句话的概括：
革命的堡垒总是先从内部被攻破的。
其实王朝的堡垒也总是先从内部被攻破的。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对百姓来说这一年没有什么特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但对官员可不一样，因为这一年是每六年一届的“京察”年，又称“大计之年”顾名思义就是对在南北两京任职的中央官员的考核制度，还有作为主管一地政务的封疆大吏——巡抚等也在考核之列。
对官员来说，这会对自己能不能继续工作以及在什么位置继续工作产生重要乃至决定的作用，饭碗在不在，就在这一哆嗦，哆嗦好了可能还会升官。
一般情况下，只要主管京察的吏部尚书以及都察院都御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内阁首辅是个通情达理脾气不是很差的人，比如张居正，大家同朝为官，没仇没恨的也就过去了，以后说不定还要求人帮忙，得饶人处且饶人，所以例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但这一年，例外。
京察的主要负责人吏部尚书孙鑨（也做金字旁加一个龙）、考功郎中赵南星、左都御史李世达，孙鑨和赵南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私人关系全部清理掉，比如孙鑨在吏部文选司的外甥，比如赵南星的姻亲。（文选员外郎吕胤昌，鑨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赵南星亦自斥其姻）
真可谓大公无私、铁面无情。
对自己尚且下手如此，那么对其他人更是如此。
所以当时风评不好的官员，被大家公认有问题的官员，全部被免除职务。（一时公论所不予者贬黜殆尽）
这看上去是一件好事，不过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公论也就是大家的看法，满朝文武是大家，吏部上下也是大家，孙鑨、赵南星、李世达三个人也是大家，那“大家”（公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同时可以那样说，就像领导人选举，A说代表“人民”，BCDE也说自己代表“人民”，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因为没有一个标准。
之后刑部给事中弹劾吏部员外郎虞淳熙、兵部郎中杨于廷、兵部主事袁黄受三人，孙鑨作出批示：虞淳熙、杨于廷留任，袁黄受免职。
有些大臣就不满意了，袁黄受当时正在因公出差朝鲜为平倭战事筹划，颇有功劳，凭什么开除？
而且虞淳熙不仅是吏部官员，还是孙鑨的老乡，这其中可能有私情。
这不可能，孙鑨怎么会徇私舞弊呢？他公正到连自己的外甥都开除了，怎么会包庇一个外人虞淳熙呢？
看起来似乎是这么一回事，但同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孙鑨在伪装，伪装出一副大公无私的形象，好比侦探剧中杀人凶手制造的不在场证据，好比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某官员而家里却藏有需要十六台点钞机过程中烧坏四台的两亿现金，伪装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然后给人一种大公无私的形象最后徇私枉法庇护自己人。
这是高明的手法，也是聪明人的手法。
孙鑨、赵南星都是聪明人。
内阁首辅王锡爵指责孙鑨等人结党专权，孙鑨上书自辩，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汝训、礼部主事顾允成、员外郎陈泰来上书声援孙鑨，结果是孙鑨夺俸三个月，赵南星免职，顾允成等人以朋党乱政降三级外调。
顾允成外调的目标是河南光州（潢川县），顾允成觉得没意思，便和他的兄长等一起回无锡老家办学校搞教育去了，他的兄长叫做顾宪成，这个学校的名字叫做东林书院。
他们的传奇，由此展开，一个庞大的组织由此成立。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吏部尚书杨时乔在时任首辅沈一贯的强烈反对下依然处理了很多官员。
万历三十九年（1611），又是一个京察年，京察逢巳、亥之年举行，所以1593年的京察被称为癸巳京察，这一年的京察被称为辛亥京察，而和辛亥有关的往往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但对某一群体来说这一年也很重要。
这次负责京察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侍郎萧云举、副都御史许弘纲，以“公正严谨”的工作风格或者开除或者贬职或者外调了一大批官员，名单中有汤宾尹、顾天峻、徐大化、刘国缙等几个人的名字。
如果你的记性还不错，你应该熟悉这几位，汤宾尹——宣党老大，刘国缙——熊廷弼开始的好朋友后来的死对头，而与之相对的孙丕扬等人自然毫无疑问都是东林党人。
不仅这一次是，从万历二十一年开始到万历三十九年的四次京察其中三次的负责人（吏部尚书）孙鑨、杨时乔、孙丕扬都是东林党人，其余赵南星等等也都是东林党人，唯独二十七年的京察是浙党把控，有一点胜利果实还在接下来（万历三十三年）京察中被东林党连本带利全打了出来，两年后就连浙党出身的首辅沈一贯都不得不退休回家。
东林党的胜利，因为顾宪成的创造新思维。
万历二十二年（1593年），顾宪成脱离体制，成为民办学校校长，在那个没有中高考没有王后雄曲一线没有教育产业的年代，做教育是不会像《中国合伙人》那样“新希望”上市挣钱的，它挣不了钱，顾宪成的目标也不是挣钱。
金钱是萨拉索塔的巨无霸豪宅，保质期只有十年，权力是古老的石砌建筑，能屹立数百年。
顾宪成看到的是未来。
顾宪成邀请广大志同道合的朝野人士前来讲学，无论退居深山还是在朝为官只要品德高名望高知识渊博都被邀请来到东林书院授课讲学，从此东林书院名满天下，成为天下读书人莫不心向往之和一部分品德正直且较为年轻的官员心目中的圣地，顾宪成在这里用东林党的思维去熏陶他们，去同化去教育这些人，潜移默化中使这些人认同东林党，接受东林党的价值观，最后成为东林党的一份子，东林书院也从最早的从事学术研究为主到后来议论朝政评论庙堂官员讨论国家大事为主，渐渐地这些和东林书院有过直接或间接关系或关系的人们开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他们因东林书院之名被称为东林党，而校长顾宪成就是东林党的精神领袖，也可以称为“东林党之父”。
而孙鑨、赵南星、顾允成这些人，都是早一批的东林党成员。
与之相对的以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浙江人为主的浙党、湖北人为主的楚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为代表的五党则还是老一套的方法，采用老乡会、同乡会这种划分地域搞小圈子的最老方法来扩大自己的势力，齐党只接纳山东人，浙党只接纳浙江人，他们仍然传统的认为出门在外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一个地方老乡会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这也就是官场上常说的“出身”，在现代政治中这种例子也不例外，比如某煤矿大省的“西山会”，仍然有流行，所以这种观点不能说不对，但它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而且这种思维只能盯着官员看，受众基数比较小，想吸纳一点新鲜血液也得等着科举，等一次科举收纳几名老乡就算完成任务。
而东林党以东林书院为阵地，欢迎的是全天下志同道合之人，放眼天下，这样就打破了地域出身的限制，转而形成以地域、出身、故旧、姻亲、师门等综合选拔人才扩大力量的标准，同事同乡师生朋友之间互相引荐，只要和东林党中某一人有过直接的关系就等于和东林党有了间接的关系，最后这些人基本都成为了东林党成员。
这是顾宪成的创造性，顾宪成还把眼光放在了庞大的读书士子身上，这些读书人等于一座蕴含金矿却未开采的矿山，当下不是官员不代表几年后不是官员，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度保证下，作为官僚的后备军他们随时可能通过考试成为官员，这就是顾宪成长远的眼光：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带队伍也是一个道理。
相较之下，五党还在忙着打听籍贯忙着找老乡的时候，东林党每天打开大门欢迎源源不断的“生源”上门，从其中选择优秀者加以重点培养择优录取，其他呢也不拒绝，当做后备力量，所以东林党在拉山头、搞团伙这方面本着理论先行的理念开创了新的思路，然后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当时具有较高的水平，处于先进地位。
从效果来看，东林党通过自己人出任吏部尚书一职基本把持了近几届京察中的人事话语权，把五党打得抬不起头，无数五党成员刚加入组织没多久自以为找到了靠山却没成想到没当几年赶上京察就被开除了，按照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眼看身边老乡越来越少，五党成员干脆也不用等京察了，自己写封辞职信回家算了。
所以为了不下岗为了不在家里蹲为了继续掌握权利，他们必须反击，打败东林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政治斗争无比残酷。
因篇幅原因，明朝的党争不能讲太多，纵观万历朝开始党争出现“门户之见起于万历”，直到崇祯自缢，南明政权覆灭，党争都是作为一个主要的线索穿插其中，我们要讲的辽东战事、熊廷弼之死、孙承宗、袁崇焕等等都要和党争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羁绊，所以在这里为有兴趣的朋友推荐三本书，都是研究党争的专业学术读物：
1.【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2.张显清 林金树《明代政治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明清史学术文库《明代党争》 故宫出版社。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来自己阅读，篇幅所限无法直观全面的让大家了解党争的起源过程等等，其中很多重要的事件就一笔带过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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