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西头的刘慈溪，七十三了。人老了，觉少。每日天还乌青着，他便摸黑起来，坐在那张油亮的竹圈椅上，对着一扇蒙了灰的窗子，一动不动，像个守夜的树墩。他不点灯，说费电。黑暗里，只有他旱烟锅子一明一灭的红光，映着一张沟壑纵横的脸，烟味沉沉的，像旧棉絮受了潮。
他坐着，其实也不是全然的空坐。他在等一样东西。一样不金贵，却顶要紧的东西——他那副老棉手套。
手套是粗蓝布面子，里子续着不知哪年的旧棉花，硬邦邦的，早失了绵软。右手套大拇指处，磨破了一个洞，用黑线歪歪扭扭地缝过，线头还在，像只疲倦的眼睛。这手套，是他爹传给他的。他爹传给他时，只说了一句：“冬天刨粪，戴着，不冻手。”
刘慈溪他爹，是村里最后一个“粪夫”。那时候，生产队的牲口棚，一到冬天，冻粪堆得跟小山似的。他爹天不亮就扛着十字镐去刨，一镐下去，冰渣子溅到脸上，生疼。那副手套，就这么跟着他爹，在冰碴与粪土里，磨了十年。后来他爹老了，抡不动镐了，在一个同样清冷的早晨，把手套默默放在刘慈溪刚打好的、还烫手的苞米面饼子旁边。什么也没再说。
刘慈溪接着用。他用这手套的时间更长。土地分到户了，不用再给队里刨粪，但自家猪圈、牛栏的冻粪，也得收拾。后来，他进了镇上的砖窑，搬湿砖坯。冬日的砖坯，吸了寒气，比冰还咬手。那副蓝手套，又浸透了砖窑的灰土和汗碱，变得越发沉实，五个指头总是微微蜷着，仿佛永远在准备握住点什么。
再后来，砖窑倒了。儿子大栓去了南边的城市，在流水线上装零件，戴的是白色的棉纱手套，一天换一副。儿子去年过年回来，看见他枕边这副黑乎乎的物什，皱了皱眉：“爹，这还能叫手套？垃圾堆里捡的都嫌破。赶明儿我给你捎几副皮的，带电暖的。”刘慈溪没吭声，只把手套往里挪了挪。
他知道儿子是好意。儿子眼里，这世上万物，都该有个光鲜的“新”样。破了，旧了，就该扔。可刘慈溪觉得，有些东西，破了旧了，里头的东西反而被岁月熬得浓了，稠了，扔不得。一扔，就连着筋骨，空了心。
前几日，他唯一的孙子，那个在城里念高中、名字很文气的孩子刘子墨，回来看他。孩子对他的一切都好奇，翻看他抽屉里的老粮票、锈钢笔，也看见了这副手套。孩子没嫌脏，拿起来，套在自己白皙修长、只握过笔杆的手上。手套空荡荡地挂着，那个破洞，正好对着孙子干净完好的拇指。
“爷爷，”孙子举着手，对着光看那个洞，眼睛里亮晶晶的，不是嫌弃，是另一种他看不懂的东西，“这破洞，像不像一个……取景框？”
刘慈溪愣了。他这辈子，只想过这洞是漏风的，是磨破的，是该缝补的。从没想过，它还能是个“框”。
“您看，”孙子把戴着破手套的手，对准窗棂外一小块灰蓝的天，“从这里看出去，天就只剩这么一小块，方方的，像老电影。我爸爸说，太爷爷用它刨过粪，爷爷您用它搬过砖。这洞，说不定是太爷爷的镐尖挑破的，也说不定是爷爷您被砖角划破的。从这里看到的，是不是就是你们以前的日子？”
孩子的话，轻轻的，却像一把柔软的锤子，敲在刘慈溪沉寂的心上。忽然就有股酸热的东西，从心窝子里往上涌。他赶忙低下头，用力吧嗒了两口旱烟。烟雾腾腾地漫上来，模糊了他的眼，也模糊了孙子举着的手。
昨晚临睡前，他把手套仔细看了看，破洞的边角又有点开线了。他翻出针线笸箩——那是老伴生前用的，顶针已经绿了——就着昏黄的灯泡，眯着眼，想再缝两针。线却怎么也穿不进针鼻儿。手抖得厉害。试了四五回，他放弃了，长长地叹了口气。叹完气，自己倒愣了一下。这口气，怎么听，都像当年他爹把那冻得硬邦邦的粪块甩上小车时，喉咙里滚出的那一声闷响。
此刻，天光到底还是漫进来了，青灰色，像块旧抹布，缓缓擦拭着窗户。屋里的桌椅板凳，显出了模糊的轮廓。他依旧坐着，那双老手，习惯性地、微微地蜷着，放在膝盖上。手上空空的。
但他知道，等天大亮，阳光暖烘烘地照进屋里，那副老棉手套，总会好好地待在该待的地方。或许在床头，或许在椅边。它不说话，就那么陪着。破了洞的地方，漏进新的光。那光是孙子的，是儿子的，或许，也掺着一丝他爹和他自己再也回不去的、冻土深处的寒气。
窗外，不知谁家的公鸡，扯着嗓子，啼了第二遍。声音嘹亮，穿透清冷的晨雾，把新的一天，结结实实地，从黑夜里拔了出来。
